王新莊律師
孔子主張先教而後刑，德行並重。孔子的主張，才是真正的法治。
荀子在《致士》篇中指出，在司法實踐中，一定要量刑恰當。若作不到量刑恰當。應“與其害善，不若利淫。”這一利與被告，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論並非是荀子首創，而是源自孔子。
孔子向弟子仲弓教授法治思想時，曾引用《尚書》之言：“大辟，疑，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依據是“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所以在審案時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從無的法治主張，客觀上也體現了儒家對最基本人權——生命權的尊重。與法家“刑用於將過”的寧枉勿縱主張截然不同。 遺憾的是，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一直是採用法家極端人治的主張——寧枉勿縱的有罪推定論。儒家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論直到1996年，才被寫入《刑法》。
孔子又曰：“其為教，有禮，然後有刑。”荀子“不教而誅，則刑繁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與之一脈相承。 孔子亦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與身而不為非者，寡矣。”這便是荀子“亂世用輕刑，治世用重刑”的理論依據。
孔子還批判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這是《尚書》中司法獨立思想的延續。與後世法家立法為君，以刑法作為捍衛君權工具的極端人治的主張大相徑庭。
孔子在《論語》中有一段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此言，顯然重德輕刑。而在《刑論》篇中，孔子則有另外一番言論：“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有罪者懼，無罪者恥。” 孔子並非單重禮儀教化，而輕視法律的作用。而是法德兼治。
孔子還提出“故意犯罪，小罪亦誅；過失犯罪，大罪不誅”的觀點。今天，在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普遍實行這一原則。（例如：我國過失殺人罪量刑上限是七年有期徒刑。）
子產將死。謂遊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輕而玩之，則多溺焉。”子產卒，遊吉為政，不忍猛而用寬。鄭人結夥為盜，禍亂鄭國。遊吉興兵攻焉，盡殺之。鄭盜少也。
仲尼曰：“善哉，寬政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泣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此可知，儒家並非輕視刑罰，而是反對不教而誅，反對以刑罰作為捍衛君權，奴役人民的工具——夷族連坐，寧枉勿縱。而是提倡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
法家才是法治的頭號死敵。孔子則是人類法治思想的鼻祖。
楊朱學派
孔子最大的理想是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恢復西周時期的制度，即“復禮”；在個人修養方面，提倡在克己的同時也要“復禮”。克己復禮即仁（仁的一個方面）。因此，在國家治理上，孔子也是主張實行仁政或者叫德政，或者叫依德治國，即以統治者個人的道德魅力來治理國家，並推而廣之，從而使整個國家達到最佳的治理效果。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2·1）
在這裡，孔子講為政以德，並不僅僅是指在全社會、對全體人民實行道德教化，而是首先要求為政者自己先成為有德行的人。在春秋時期，道、德兩個字很少連用，道是道，德是德，“德者，得也”。《道德經》又稱《老子》，分上下兩篇，原文上篇《德經》、下篇《道經》，後改為《道經》在前，《德經》在後。到魏晉南北朝以後，特別是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用，成為一個詞。
孔子說，為政者要用自己高尚的德行來治理國家，那麼老百姓就會得到教化，就會擁護你。這就如北極星那樣，自己居於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會環繞在它的周圍。
在《學而》篇裡，孔子講了治國理政三原則，即“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論語·學而》1·5)這也是為政以德的具體體現。
也許孔子並不反對以法治國，但他更看重德的力量。他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2·3）
“道”今作“導”；“政”是指國家的政策法令；“齊”，是劃底線，整齊劃一；“免”是指免於刑罰；“無恥”是沒有羞恥之心，不知羞恥；“格”，“正也”，糾正的意思。用法制禁令去引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是求得免於犯罪受懲，卻失去了廉恥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使用禮制去規範百姓，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還會自覺糾正自己。
孔子認為，你用嚴刑峻法去治理老百姓，他們只是按規定辦事，心裡沒有道德標準，沒有禮義規範，沒有是非觀念，不懂得以是為榮、以非為恥，只是被動地接受。而如果用道德教化，用禮的秩序去統一人們的行為，百姓就會懂得廉恥，並且會主動糾正自己的行為。
這只是孔子的理想藍圖，並沒有幾個人支持他。
孔子“適齊”後，景公和孔子談論瞭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談了兩條重要措施，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政在節財”。景公很贊同，準備把尼溪這個地方封給孔子。孔子很高興，認為按照他的理念治理國家的時機來臨了。但是，遭到了齊相晏嬰的反對。最終沒有把尼溪封給孔子，加上其他原因，孔子回到了魯國。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晏嬰認為，儒者這種人，能說會道，是不能用法來約束他們的；他們高傲任性自以為是，不能任為下臣使用；他們重視喪事，竭盡哀情，為了葬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不能讓這種做法形成風氣；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不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自從那些聖賢相繼下世以後，周王室也隨之衰微下去，禮崩樂壞已有好長時間了。現在孔子講究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於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齊國如果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
晏嬰是個務實的人，為齊國的昌盛立下了汗馬功勞。晏嬰對儒家思想的評價，既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今天來看，也是客觀的。綜觀西周到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國家治理可以發現，僅僅依靠繁瑣的禮儀來進行道德教化，是難以取得發展並實現霸業的。為政僅僅以德、以禮，就如同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一樣，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僅僅依靠嚴刑峻法，也是不行的，法家思想治理下的秦國從崛起到一統江湖到最後的滅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性的複雜性決定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複雜性。歷史總是在不斷的競爭中向前發展的。從國家治理的角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都是必不可少的，也即應當堅持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德治法治相結合，以法治為主，以德治為輔，還是比較靠得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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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張是德刑並重的，德刑並舉的意義在懲已罪而杜未罪。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司馬遷一開頭就引用孔子的話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政令來引導人們，用刑法來整頓人們的行為，人們只求僥倖地免於犯罪而沒有對犯罪的行為有羞恥的心。用道德來引導人們，讓道德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們就有羞恥的心，而且能自覺地走上正道”。不難看出，孔子的主張是非常理性的，這種理性既考慮到了因，又考慮到了果。而非濫刑濫教。
德刑兼備是一種懲前毖後的有效治理理念。它既考慮到人犯罪行為給現實社會造成的實際負面影響，又考慮到這種負面影響造成的原因。懲治已罪杜絕未罪是兩種不同的方式，懲治已罪自然要用到相應的刑罰，而杜絕未罪則不能用已罪的刑罰手段，因為未罪並沒有對現實社會構成實際的負面影響。可以未罪演變成已罪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的道德缺失所致，如何從未罪到已罪的演變中斷絕已罪?孔子認為要用道德去教化人們，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這樣，人們就會以犯罪行為為恥，就不會去犯罪。
教化終歸是教化，事實上，已經犯罪的人是不能僅僅停留在教化的層面了，必須受到相應的刑罰處置。孔子的主張很明確，就是懲治。
從孔子的主張中不難看出“良法善治”的理念。法律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工具，不是決定社會風氣清明還是濁亂的本源。老子說到:“法令茲章，盜賊多有”的原因就是因為社會風氣的敗壞所致。老子和孔子都看到，法律的作用只能“禁奸”卻難已“止奸”。要從根本上止奸，現實上一面用法律的手段“禁奸”，一面用教化的方式“止奸”。如此一來，現行的得到禁止，將要實行的得到杜絕。德刑兼備懲治了現行犯罪，改變了社會風氣，這樣犯罪行為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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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主是個律師，有此一問恐怕是在思考“人治”與“法治”的問題。咱們化繁為簡直指核心，說人治，人治也需要以法管理；說法治，法治必然要依靠人來執行。核心是人，人不行法治人治都無法正常進行。人行不行的核心是文化，這個有文化不是兩腳書櫥而是心性修養。這裡閒談兩句西方的民主、法制，周圍人經常熱鬧的討論這些，我是不懂的，所以就請教他們幾個問題:假如各位都是美國公民，請問你們知道一個國家該怎麼治理、怎麼發展嗎？你們知道哪個候選人可以代表你的政治思想嗎？美國的法律可說是很健全了，是否導致了美國治安狀況更好了？酒桌上瞬間安靜了。然後紛紛回答說不知道。這說明啥問題？文化的問題。對事物的基本認知、判斷都沒有，只會空談。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人治法治都不用談了，因為沒有文化的社會基礎，就產生不了治理國家的人才。現在網上的空談家們何其多啊！不懂不怕，安靜做點實事也是值得尊敬的。我也不懂，所以會請教，但總免不了空手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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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二句，孔子在治理國家的思想，應以重德輕刑為主。在他的理論思想裡，人是可教化的。人們通過教化，就能自覺自願的服務於國家，服務於社會。從爾建設一個，推動一個，一切按照教化過程，人們應該遵守教化過程，做自已該做的事，把事情做好。就不需要刑法的約束。孔子在治理國家的理念，最主要的把人分成若干部分，進行行事，加以規範。他平生最為提倡的是，"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人們如果平時都能用"三綱，五常"規範自已，要求自已，做自已應該做的事，把事情都做好了，做到位了。這樣就不需要那麼殘忍的刑法來約束人們。從目前看，孔子的治國理念，推動社會文明，對黨對國對父母，要以忠孝先行，對社會對家庭對人對商對生活對交往對發展，要以，仁，義，禮，智，信為起點，做到自已應該做的。人人都懂"三綱，五常"，獻出一點"三綱，五常"，東方古國一定很精彩。淺談孔子重德輕刑治國理念，個人觀點，不足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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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刑輔，或重德輕刑，就是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的。
保持這種心境，首先是自身的修養要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然後願意將美好帶到世上，並相信世間可以更完善，也正在為此添磚加瓦，這時，自然而然會表現為“重德輕刑”，手中有權，則“德主刑輔”。
這種態度，表現在家庭中，會善待親人、夫妻恩愛、常鼓勵子女，很少互相爭吵，很少打罵孩子。而我們自身也會為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而慶幸。
這種態度，表現在公司，會禮敬上司、善待下屬，管理以精神鼓勵、物質激勵為主，相對寬厚仁和，公司環境也會相對和諧，員工素質會穩步提高。
反之，當我們處於這三種情況時，容易傾向於“刑重德輔”：
1、自身素質有限，一直在社會底線附近摸爬，生活圈裡也差不多，就只見到刑的可怕，不知德的可貴。
2、有一定素質，但並不認同這個世界會變美好，對他人絕望。他們希望用“刑”防止環境再惡化，危及自身生存；不認同“德”，覺得大家做不到，遠水解不了近渴。
3、能力強，能倚仗這些能力得到利益，卻不關心世界變好變壞，會覺得講“德”非常虛偽，只要世界在“刑”的框架下，維持一個起碼秩序，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就夠自己一展所長了。而且，這種人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憑藉自己的才智，在“公平”的環境下做不公平的競爭，卻絕不會碰到文本法律的底線，而使自身過舒適的生活。這種人，一旦拔升到道德高度，他自己都會照見自己的醜陋，正因為如此，這些人對“道德”有天然的敵視，他們會想盡辦法鼓動前兩類人去抵制道德教化，去營造一個對自身安全的大氛圍。
第一、第二類人，都是人之常情，是可以教育的，當環境好轉，也會自然轉變。
第三類人，發展到最後，就變成了“人魔”，不是被誅心，就是被放逐。究其根本，他們是把做人最重要的一個東西給玩兒沒了，這東西，我們叫“情懷”，神秘學裡叫“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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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刑輔”，“重德輕刑”，“德刑並重”，這三個量化權重的二元分法，實際上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這種二元分法，是中國封建時期兩千年君主政治治理方法，所謂“德”，背後是儒家思想，所謂“刑”，背後是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用“德”在概括，但內涵沒有“刑”，否則孔子就不是創立儒家思想，而是創立雜家思想。孔子，是主張教化人心，內聖外王，以德治國。而刑，則沒有教化的說法，而是主張制度(法)，方法(術)，勢力，是完全不同的治理思想。因此可以判斷，題主完全搞錯了，孔子思想裡沒有“刑”的範疇，題主如果把孔子，換成"二千年來的君王"，那這個題目是可以討論的。
胡上斌
孔子不屑於重視刑罰，以仁義為本！
佛祖重視刑罰嗎？不，心靈昇華是真！
道德心靈的提升讓人類趨向於天堂。刑罰只在於遏制人類的惡性，讓社會免於滑向地獄！
我們現有的社會呢？因為遺失了道德，又尚未建立起完全的法制，因此社會關係較為堪憂……
民科委
科技科普促使人們養成理性思考和理性處理事務的習慣——凱騰聚知。
從管理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站在孔子的時代——紀前文明(現代紀元文明)，而不可以將古人帶到今天的語境下拷問。
孔子眼中的德是謹遵“周禮”。
禮者行事之便也！(或禮者便於行事也)也就是說，禮是一種規範的行為準則！而且針對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要求。
站在今天的管理角度，禮就是一種制度或規則！
孔子希望王道管理迴歸到周的禮制！也就是立法，制定管理制度體系的宗旨或目標應該回歸到禮制上來！
反觀今天，就是立法執政的宗旨要回歸到保護良俗和有序規則！
所以，孔子的主張是社會治理需要一個理想的目標，法制(王權主導的法制)必須圍繞這個理想的目標展開。
凱騰聚知
孔子問道於老子
老子講究無為而治
順其自然
大道行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