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時代跨越，視野格局是否足夠宏大，思維座標能否調整到位，決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和輕視的問題。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並努力充實完善提升自身的素養，我們才能把握新時代、適應新時代、跟上新時代、不負新時代。
那麼，我們的眼界和思維，如何才能跟上新時代？近日，《中華讀書報》刊發江蘇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劉德海的文章，系統回答這一問題。
以下為全文。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強烈時代感的政黨。鄧小平同志曾強調，我們要跟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又一次面臨著如何跟上時代的考驗。
新時代，意味著一系列重大宏觀背景的變化與轉換，意味著一系列重大目標任務的豐富與拓展。跟上新時代，要求我們拓展視野格局，調整思維座標，從連續性與歷史性飛躍的聯繫中、從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中，洞察和把握新時代之“新”：新的內涵、新的著眼點與著力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意義的深化拓展：從特殊性到普遍性
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響亮提出：總結長期歷史經驗，我們得出一個基本結論，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
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這個偉大命題時，突出的是在中國搞社會主義的特殊性。“走自己的路”“有中國特色的”，都是為了強調這一點。這在改革開放之初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的。從一個方面看，改革開放前，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實踐過程中，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往往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論斷，照搬照套前蘇聯的做法，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並沒有體現出它應有的優越性。鄧小平同志把當時的狀況稱之為“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為了與“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相區別，就必須從以往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另一個方面看，改革開放之初，對於實行改革開放，對於中國走什麼路、向何處去，黨內外的思想還沒有達到高度的統一，國際社會也在觀望和猜測。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向全黨向全國人民，同時也向全世界昭告，我們將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但要“走自己的路”，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意義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裡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意義、對“人類”的意義，具有豐富厚重的思想內涵和歷史內涵。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世界範圍內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鄧小平同志當年曾指出：“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我們要高度重視和呼應這一深刻轉變，在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殊性的同時，拓展對其普遍性內涵的研究，並把它與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的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結合起來。因為，這不僅對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而且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人類進步，都是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
主義與旗幟：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為起點的。從這個起點開始，在經歷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等挫折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次提出，是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在大會政治報告中鄭重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並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正式開啟了我們黨更加自覺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艱難而又偉大的歷史進程。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先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創新成果。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三化”的提出，進一步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實踐性、人民性，同時，體現了其開放性和世界性。
黨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這一思想鮮明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起點、邏輯起點、價值起點，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和精神實質。同時，這一思想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和將要做的事情為中心，以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飛躍，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當代”，意味著這是當今時代最現實、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舉旗幟，要堅持不懈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推動工作。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面對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張，佔據了人類道義制高點，凸顯了中國特有的大國風範、大國擔當，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所構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體現獨特文明特徵、獨立於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的思想體系、價值體系、制度體系、目標體系、戰略體系，深刻凝結著當代中國人為人類更好未來的艱辛探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21世紀”，既是時間概念、又是空間概念，既指向當今時代、又指向當今世界。這就要求我們在結合中國實際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還要開闊視野，加強對世界範圍內各種馬克思主義學說和觀點的研究，加強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錯誤思潮的批判，使21世紀馬克思主義更充分地彰顯出真理力量和世界影響。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交匯與跨越：從小康背景到現代化前景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康社會思想延續了兩千多年，指向的是建立在小生產、小農經濟和私有制基礎上的封建世襲社會，追求社會生活穩定、治理有方、國泰民安。現代意義上的小康社會思想，是鄧小平同志1979年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的。鄧小平同志用“小康之家”來詮釋“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願景，將之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低目標。此後，鄧小平同志又多次談到“小康社會”“小康生活”。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提出，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要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實現了這個目標，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從此，小康便成為我國政治和經濟社會生活中影響殊為廣泛而深刻的高頻詞。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新的戰略安排：從現在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新的戰略安排，體現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節奏的加快，體現了現代化目標內涵的深化拓展。報告同時指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小康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範疇和目標，現代化是一種世界現象和國際潮流。從小康到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時序上的自然延續，更不是內涵上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歷史性的轉變、跨越和飛躍。它有著新的特質、新的目標、新的標準、新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從脫貧致富奔小康解決溫飽問題到總體小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一直以小康為底色、為背景、為目標，貫穿其中的是小康心態、小康思維、小康話語。適應新的戰略安排，我們在做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工作的同時，應當自覺地有意識地實現由小康心態、小康思維、小康話語向現代化心態、現代化思維、現代化話語的轉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從容更科學更有序地推進“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交匯與跨越。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從“快、多、大”到“高、全、強”
抓住主要矛盾帶動全局工作，是唯物辯證法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們黨一貫倡導和堅持的方法論。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人們不可能主觀選擇，但對其判斷是否及時準確，則決定了我們的戰略、方針和政策能否適應實踐發展的需要、推動社會進步。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概括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概括，符合那一歷史時期我國的國情，為後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和黨的基本路線的確立提供了邏輯基礎，為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入了動力和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面對的矛盾問題和風險挑戰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階段和發展任務、工作對象和工作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深刻變化具體反映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就是社會需求和社會生產兩個方面的情況與特徵都發生了極大變化。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廣泛；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升，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正是基於經濟社會發展特徵的這一根本性變化，黨的十九大作出重大政治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新表述，指明瞭解決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根本著力點，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準確的認識前提，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當而且必須根據這一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多年來，我們著眼的是如何解決落後社會生產問題，追求的是如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很顯然，我們不能再沿用過去解決落後社會生產的理念思路和辦法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也不能再沿用過去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理念思路和辦法來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某種意義上說，從實行改革開放到進入新時代，我們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是圍繞“快、多、大”這三個字做文章。因為發展落伍，所以追求快，追求速度；因為短缺經濟，所以追求多，追求數量；因為經濟規模小，所以追求大，追求“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發展中大國”。而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後，我們應當圍繞另外三個字做文章，即“高、全、強”：邁向新徵程，基本特徵是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本質要求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目標內涵是從社會主義大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認識到這一轉變併為此作出積極探索和不懈努力，我們才能針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斷提出新思路、新戰略、新舉措。
中國國際地位變化：從“球籍”之重負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講話中提出要搞好建設，不然就會被開除“球籍”。1978年，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在乘坐新幹線高速列車時，深感中國與世界的落差，提出再不改革開放就要被開除“球籍”。這生動形象地說明了當時中國的發展現狀和國際地位。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與之相伴而生的是短缺經濟。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方概括為“落後的社會生產”，當時的情形是，十億人口，八億在農村，而且基本上是靠手工搞飯吃；把矛盾的另一方概括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短缺經濟、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背景下，這種需要其實就是基本生存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我國國際地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建設美好世界的崇高事業。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改革開放初，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應當為人類做更多的事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從“球籍”之重負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這是歷史性的跨越和世界性的奇蹟。從“較大貢獻”到“更多的事情”再到“更大貢獻”，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大擔當，同時對我們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體上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的跨越。在技術上，我們曾經是模仿者、引進者，而今天，我們已經從跟跑站到了並跑，並在一些方面成為領跑者；在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方面，我們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隨者、執行者，而今天，我們要成為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引領者；在整個發展態勢上，我們已經從追趕者躍升為趕超者。面對這樣宏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要認識到，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不僅要體現在經濟上，還應體現在軟實力上，源源不斷地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避免出現“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反差現象。這就要求我們要進一步強化大國心態、大國風範、大國責任和強國目標，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中把好定位，在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從迎來強的飛躍到實現強的飛躍的偉大征程中，推動人類命運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
“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從正本清源到守正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這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向未來的使命擔當，同時也隱含著過去一度時期黨的建設並沒有呈現出如此應有的“樣子”。黨的十八大以來，從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再到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我們黨更多致力於“正本清源”。面對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強化“四個意識”，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層層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持續開展學習教育，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貫徹新時期好乾部標準，選人用人狀況和風氣明顯好轉；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深入推進，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完善；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對黨的執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整治“四風”取得歷史性成就，反腐敗鬥爭形成壓倒性態勢。通過這些方面的工作，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顯著增強，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群關係明顯改善，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
踏上新的征程，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將展現出“守正創新”的新氣象新作為。從“打鐵還需自身硬”到“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這一詞之變，宣示了更堅定的決心、更嚴格的標準、更強烈的擔當。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把黨的領導地位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將原有黨的“五大建設”調整完善為“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的新佈局。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和拓展。同時，十九大報告還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體目標，即“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個目標就是我們黨所要追求的“大的樣子”。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在“正本清源”的基礎上把工作重點轉向“守正創新”，同時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係。“守正創新”蘊含和體現了新時代黨的建設變與不變辯證關係。“守正”，守的是初心、是本質、是宗旨，這是基礎、是前提、是保障，是第一位的，它要解決的是立場問題、去哪裡的問題。“創新”，是動力、是能力、是本領，是守正的實現路徑，它要解決的是怎麼去的問題。堅持“守正”，“創新”才能有明確的立場和指向；不斷“創新”“守正”才能獲得活力源泉和動力根基。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面對時代跨越，視野格局是否足夠宏大，思維座標能否調整到位，決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和輕視的問題。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並努力充實完善提升自身的素養，我們才能把握新時代、適應新時代、跟上新時代、不負新時代，從而避免出現事業和身體進入新時代，而心態、眼界、思維和話語還停留在過去時的尷尬局面。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8年12月05日08 版），原題為《讓我們的眼界和思維跟上新時代》
作者：劉德海（作者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江蘇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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