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房價要防止大漲也要防大跌,原來大跌可以引起這麼多問題

張明:房價要防止大漲也要防大跌,原來大跌可以引起這麼多問題


12月9日,安泰問政特別活動2018經濟·快來秀之中國經濟大趨勢年報在上海舉行,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出席並發表演講。張明指出,中國槓桿率過去十年來一路攀升,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增長效率下降。

張明表示,雖然我國總體債務佔GDP比重處於中游水平,但私人部門的債務卻處於危險的高位。且在10年內,總體債務佔GDP比重就上升了整整100個百分點。其中,他指出,過去十年集中加槓桿的往往是部門中比較脆弱的群體,諸如生產效率不高的國企、償債能力低下的地方政府等。

張明分析了各部門加槓桿的原因,其中企業部門加槓桿是為了擴大生產經營,但由於內外部需求萎縮,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地方政府則出於擴大基建投資的目的加槓桿,但由於基建投資反週期,越是經濟下行時越擴大基建投資,導致債務問題逐漸累積。

“過去幾年,我們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在去產能,人為提高了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張明說,“但這種行政性方法背後,有更多的效率的損失。”

針對居民部門負債率高企的現象,張明認為,這很可能是刻意為之,目的是為了轉移企業及政府部門的高槓杆率。同時,張明強調,地方債務最終可能需由中央出面買單,“一個加稅,第二,通脹,第三,貶值,最後承擔中央政府降槓桿的主要成本部門,很可能還是居民部門。”

為此,張明建議,對於地方債務問題,中央政府應儘早買單。“越早買單,最後的損失可能越可控。中央政府越遲介入,最後損失可能很大。”此外,張明強調,雖然目前居民財富已被房地產掏空,但房地產管控的力度不能放鬆。“當然,理想的市場化調控必須增加供給,否則當前的房地產調控不能貿然地放開。”

以下為演講全文:

大家晚上好! 最近幾年,關於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大家講得非常多。我想把我們最近的一些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講四個問題:第一,我們怎麼看待當前中國的高債務分佈?槓桿就是債務。我們主要看三個部門間的分佈,表面的數據和真實的數據之間有什麼差別。第二,各個部門加槓桿背後的原因。第三,高槓杆背後有什麼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是未來三到五年甚至五到十年我們必須面對的。第四,如何應對?

一、我們怎麼看待當前中國的高債務分佈

我們看國民槓桿率。一個國家總體債務佔GDP的比重,其實中國並不算太高,大概是G20國家中游水平,目前佔GDP的260%左右。我們要比日本、法國低。但如果我們把其中政府的部門債務踢掉,只看私人部門的債務,中國目前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高點,超過200%。當每個國家的私人部門槓桿率觸到頂峰的時候,通常會引發一次危機。中國這根線目前已經到了這些國家的高點。在中國的體制下,我們不能說一定有顯性的危機爆發,但隱性的風險上升和相應的代價,是我們不得不支付的。

我們把槓桿率分成三個部門,居民、企業和政府,大家會看到它的演進:第一個,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部門,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政府和居民債務佔GDP50%左右,但企業部門超過160%。第二,債務上升太快。08年我們債務佔GDP只有150%,也就是說過去十年時間,中國的總體債務佔GDP上升了整整100個百分點。

這張圖反映了真實的債務部門分佈,跟表面可能不一樣,左邊是表面,企業部門佔大頭,但我們發現,在中國的企業債務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融資平臺舉借的,背後有政府擔保,修高鐵、高速公路,進行這樣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債務其實應該歸到政府裡。此外,過去三年,地方政府又通過PPP這樣的方式,舉借了很多的隱型債務。

因此進行調整、估算以後,其實真實的債務可能是右邊的場景,這個場景說明,企業部門的債務可能被高估了,風險可能沒有那麼大,因為絕大部分債務其實在國企,我們政府有長期跟國企不良債務打交道的經驗。但政府債務被嚴重低估了。更重要的是,這部分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而且集中在償還能力比較差的地方政府。這是一個風險。儘管居民債務看著不是很高,但也有很重要的風險。

中國的槓桿率分佈更有趣的一個事實,過去十年集中加槓桿的群體,往往是部門中比較脆弱的群體,當然有的不是脆弱而是效率低了。中國企業部門的槓桿很大一部分分佈在國企,過去十年民營經濟在去槓桿,國有經濟在加槓桿,說明槓杆效率變低了。第二,中國地方政府加槓桿,過去十年是發展程度比較低,償債能力比較弱的省份加得更兇猛。看右邊的圖,現在的槓桿率最高的是青海、貴州、寧夏這樣一些中西部的省份,未來償債能力應該說是堪憂的。第三,居民部門加槓桿最多的,是一二線城市中產階層。應該說這個群體,未來會面臨很大的衝擊。

二、各個部門槓桿率上升的原因

企業部門加槓桿,很簡單,就是為了擴大生產經營。但比較有趣的是,過去十年,危機後,整個內外部的需求都是不太充分的。傳統行業本來就產能過剩,按理說,製造業企業應該是降槓桿,製造業企業國企不斷加槓桿,說明他們不按經濟規律行事,是在需求萎縮、收益率下滑的情況下加槓桿,這種加槓桿應該說效率是偏低的。過去幾年,我們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值得指出的是,在這個改革裡,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在去產能,人為提高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利潤率,但這種行政性方法背後,有更多的效率的損失。

地方政府加槓桿原因,主要是做基建,中國基建投資是重要的投資,而且通常是反週期的,經濟下行的時候,地方政府通常會加大基建力度,地方政府債務就是這麼積累起來的。

最後居民部門加槓桿,唯一原因就是買房。過去十多年,差不多每三年是房地產短週期,發生了四次短週期,居民槓桿就是在週期上升的時候不斷買房而積累下來的。過去十年,居民部門的槓桿上升,可能是刻意安排的結果。

04年官方很多媒體包括領導都有這樣的說法,說當前我們情況是企業部門債務太重,我們要幫助企業部門降低債務,就需要誘導居民部門加槓桿,就是激活資產市場,一個股市,一個房市,這樣可以幫上市公司、房地產開發商、地方政府降低槓桿率,但背後,居民部門槓桿率上升,以及被反覆“割韭菜”。

三、高槓杆率背後的風險

第一個角度,資產負債表的角度。高槓杆是一種負債,背後對應的是資產。高槓杆的負債,過去十年我們是國內外利率水平都很低的情況下借的負債,但從去年開始,全球利率開始上行,美聯儲加息,就是其中很重要一個驅動因素。所以未來的五到十年,我們可能會迎來全球利率逐漸上升的時代。低利率時代借的債務,未來會面臨更大的壓力。這是負債端角度看。資產端,以居民部門為例,居民部門過去十年加槓桿形成的資產主要是房地產,如果看全國的數,居民部門大概60%的資產在房地產上,一二線居民可能是80%到90%,如果一個衝擊,比如房產稅,導致房地產價格顯著下跌,大量的有方階層會發生存量財富損失。

第二個角度,槓桿率的轉移。現在地方政府槓桿率很高,但光靠地方政府還這個錢是很困難的。當然不是沒有手段,如果貴州省政府敢把茅臺股權都市場化,那地方債務危機就沒有了,但如果做不到,地方政府是很難還這個錢的,要麼最後銀行買單,要麼中央政府買單。但如果銀行不良資產顯著上升,有可能發生銀行危機,所以怎麼著,最後的結局一定是中央政府買單。中央政府加槓桿,幫助各個主體降槓桿。但結果就是三個手法,一個加稅,第二,通脹,第三,貶值,最後承擔中央政府降槓桿的主要成本部門,很可能還是居民部門。把槓桿率轉移的遊戲看清楚,就知道我們未來資產應該如何配置了。

第三個視角,居民部門的債務。表面看居民部門的債務似乎不高,佔GDP目前是50%,美國目前是70%多。但如果換個指標,用居民部門債務比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現在已經超過100%。這個指標應該說也相當高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直接把中國的居民部門債務跟美國、日本比,因為他們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未來會有兩個很重要的衝擊,一個,人口的老齡化速度是史無前例的。第二,目前的社保體系有很大的空帳。這樣的情況下居民過高加槓桿,未來風險會很大。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2016年開始,中國居民部門的儲蓄已經連續兩年,加上今年是連續三年負增長,過去三年從流量來看,居民部門已經是資金淨使用者、而不是淨提供者了,背後與居民部門過快加槓桿關係也密切。

最後是外部視角。2018年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今年中國的經常賬戶前三個季度都是逆差,經常賬戶一個主要的表現,就是貿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但經常賬戶的順差等於國內儲蓄減國內投資,中國經濟今年不行,投資不行,但投資不行的情況下我們還出現了經常賬戶逆差。說明今年中國國民儲蓄率下降得更快。經常賬戶逆差,意味著未來我們不得不通過向外部藉資金實現收支平衡,這就必然意味著未來無論是人民幣匯率還是國內資產價格波動性,都會比以前更劇烈。

四、如何進行應對

從純經濟學的邏輯提應對方式,政府或早或遲都會採用這些措施,而這些措施背後,蘊含了未來的投資風險和投資機會。

從四個視角出發講應對策略。

從資產負債表的視角出發,就要千方百計防止國內利率過快上升。因為利率過快上升會引爆債務危機。怎麼防範?第一就是要反思去年開始的一行兩會的運動式的監管。這種監管競爭的格局,必然導致影子銀行企業的坍塌以及真實利率的上升。第二,在當前情況下,通過保持適當的資本管制以及加大匯率波動性,其實也是防止國內利率上升過快的理由。當前中美週期是反向的,美國經濟很好,美聯儲不斷加息,要防止我們跟著美國被動加息,必須讓匯率開始貶值,如果匯率不浮動起來,我們貨幣政策註定要跟美國走。

資產端,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防止資產價格大跌。所以當前房地產市場調控兩個方向都很重要,要防房價大漲,也要防大跌,因為大跌可能成為引爆危機的導火索。

第二個視角,部門間槓桿互動的視角看,中央政府越早買單,最後的損失可能越可控。中央政府越遲介入,最後損失可能很大。如果說現在中央可以幫助地方政府實現債務切割,把一部分的主要用來提供公共產品的地方債務及早承接,有可能損失最小。如果放任地方政府債務進一步膨脹,必然引發銀行業危機,政府再介入,可能相應成本會更高。所以,2019年中央財政發力不發力,可能是影響2019年經濟增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央財政會不會未來幾年及時主動介入去槓桿的進程,也是未來槓桿率可控不可控的主要因素。

第三個視角,商業銀行的視角。商業銀行一定要為未來幾年的“苦日子”做好準備。當前中國總體的債務情況,說明中央政府一定不會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全額買單,未來的銀行必然會有大量的壞賬,解決必然要遵循三位一體的方法,先銀行通過自己的資本金和撥備消耗一部分,然後銀行通過市場化的手法轉移一部分,最後等資產負債表清理比較乾淨的時候,才是政府介入的時機。銀行怎麼做好準備?

現在風險沒有曝露的時候,銀行要儘快地補充資本金和撥備,為下一輪壞賬爆發提前準備好“子彈”。

居民部門如何應對?我們從政府角度跟大家分享,首先,房地產調控至關重要,最近因為經濟不行,已經有一些呼聲說,現在能不能放開房地產調控。我覺得當前對一二線城市,房地產供求已經完全失衡了,大量的剛需被限購、限貸壓抑著,完全沒有庫存,新增供給微弱。沒有顯著增加供給的情況下,一旦放開限購限貸,一線城市房價再漲一倍也是有可能的。這樣的情況下,一定要堅持對房地產的調控。當然,現在的手段不是市場化的,但理想的市場化調控,必須增加供給,否則扭曲性很強的這種調控,不能貿然地放開。

除此以外,如果未來房價下行,老百姓再砸售樓處、上街遊行,政府不要盲目介入,要像股市下跌、理財產品爆倉一樣,讓老百姓圓度複數,要讓他接受這個事實,打破剛兌格局。包括房地產市場。最後要想辦法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包括醫療、教育、社保,讓老百姓真正過上安心的日子。

外部的視角。2018年可能是中國經常賬戶順差消失的第一年,未來一定會逐漸面臨經常賬戶逆差逐漸增大的情況,因為我們人口在逐漸老齡化,儲蓄一定會趨勢性下降。我們怎麼應對?應該向日本學習。日本過去一二十年一直是貿易逆差,但經常賬戶是順差,因為經常賬戶裡還有一項是海外投資收益,日本由於國內企業和居民在全球有龐大的淨資產,所以海外的淨收益能抵補貿易逆差,使得經常賬戶保持順差。所以未來,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提高海外投資收益率。說來慚愧,當前中國有龐大的海外淨資產,接近20000億美元,但每年海外投資收益是負的,因為我們大量的負債是FDI,收益率很高,絕大部分海外資產買了美國國債,收益率很低。此外,我們在中國的周邊的一些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做了很多基建投資的,收益率也是偏低的。所以要提高海外收益率,我們要實現償付於民,鼓勵民營企業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到海外做投資,此外,也應該反思我們在“一帶一路”的沿線的策略,也要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各類投資的回報率。

小結:應該說過去的十年,中國槓桿率上升,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經濟增長效率下降。

可以想象,當你增長效率下降的時候,還想維持增速穩定,必然要投入很多資源,在中國這樣一個銀行融資佔主體的國家,必然投入很多的信貸資源。增長效率下降,是我們槓桿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未來無論是穩槓桿還是降槓桿,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條,就是通過金融手段加強監管,防止債務進一步上升,但這是治“標”,另外一條,必須加快國內結構性改革,提高中國經濟增長效率,這是治“本”。

後者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怎麼改變過去這麼多年的“國進民退”現象?土地的改革,怎麼加強土地的流轉,促進更公平的城市化的發生?服務業的開放,只有把服務業的部門向民間資本儘快開放,才能給民間資本新的投資機會,同時解決廣大城市居民對優質服務品的需求。應該講,如果沒有這些改革,那我們控槓桿的努力可能最後會無效。如果有這些改革,我們可能既能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個發達國家。

未來的五年至關重要。明年至關重要,2019年我們能不能看到一些真正的結構性改革?那就決定了未來我們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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