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間是城市各項功能的載體，要承擔中心城市功能，帶動城市群發展，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能級。因此，優化空間佈局成了不少城市的共同選擇。
以廣州、成都為例，“東進”可以說是近年來兩城規劃中不約而同的關鍵詞。
此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作為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版路線圖，當中點名廣州、深圳、重慶、成都等12箇中心城市，賦予它們引領城市群發展的重任。
其中，廣州、深圳是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都、重慶則是帶動成渝城市群發展。
站在區域協調的大背景下，我們重新來理解這兩個城市“東進”的選擇，也許會有不一樣的體會。
1.勢在必行
千鈞將一羽，輕重在平衡。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則是高速經濟增長難以避免的副作用。
區域崛起，城市是先鋒，也是主力。當眼下“建群”成為主流趨勢，城市的發展靠單打獨鬥已難以為繼；通過城市群協同發展構建更高水平的利益共同體，中心城市才能進階升級。
以成都為例：眼下，中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城市群紛紛提出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但在區域經濟專家看來，中國的中部和西部都需要大城市群來帶動。西部的城市群，當然首先就是成渝城市群。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認為，“在西部打造一個世界級城市群，對於改變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意義重大。且成渝城市群，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經濟總量，都為一個世界級城市群的崛起打下基礎。”
此外，國家發改委公佈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也指出，“成渝背向發展”，是目前成渝城市群面臨的主要現實挑戰和突出矛盾之一。
因此，可以說，眼下成渝提出相向發展，成都向東，重慶向西，是帶動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級城市群躍升的必然路徑。
再來講廣州：如果說，城市區位佈局決定了城市發展上限，那廣州的“東進”歷程，正好為這句話寫下生動註腳——
以《廣州城市建設總體戰略概念規劃綱要》為起點，廣州城區向東、向南分別延展30~60公里，形成“大山大水”城市格局。廣州也終於擺脫建成區面積“百位數”束縛，迅速成長為建成區近千平方公里、行政區7434平方公里的“巨人”。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重塑經濟格局，廣州與深圳，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在國家戰略中強強“會師”，攜手並進。以廣深科創走廊為契機，兩地進一步打破要素流動藩籬，推動區域產業集聚發展，帶動大灣區整體實力提升，既是必然選擇，也是大勢所趨。
2.相向發展
講完了勢在必行的原因，我們再來聊聊一下廣州、成都這兩個“東進”城市的線下操作。
對成都而言，在實際管理人口已超2000萬人、“大城市病”日益凸顯的當下，“東進”讓城市發展格局陡然開闊，也為成渝城市群發展提供難得的機遇。
隨著城市先進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東移，成都翻過東側的龍泉山，在相對靠近重慶的簡陽、龍泉驛，打造經濟社會發展“第二主戰場”。
按照《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與重慶共同構建支撐西部大開發、大跨越的城市共同體；面向“一帶一路”，通過天府國際機場、成渝高鐵、長江水道的連接聯通，接入空中絲綢之路和海上、陸上絲綢之路，打造輻射東亞、南亞、歐洲的國家向西向南開放門戶城市。
而此前，重慶正式出臺《重慶市城市提升行動計劃》，在總體規劃中，“重慶科學城”作為關鍵詞被重點提及，並確定選址於沙壩坪區。
不少媒體將此視為重慶向西的一個信號，有專家表態，“重慶向西發展可以與重慶現有的產業格局形成雙核同頻共振的效果，進而打造城市‘第二增長極’。”
再來講廣州，眼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廣東省內各市發展的首要任務，要想達成超越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的共同目標，各市必須拉近彼此距離，以經濟圈和城市群為單位有機融合，齊頭並進。
去年9月，東莞市黨政代表與廣州市黨政代表分別到對方城市學習考察，就兩市合作展開座談。當時就有專家指出，這是廣州“東進”從城市內部躍升到城市之間的標誌性事件。
而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東莞正是廣深兩城的交匯點。甚至有觀點認為，東莞作為深圳產業鏈的重要一環，應該視為深圳都會區的一部分，廣州接近東莞，就等於擁抱深圳。
可以說，廣州正通過東進，靠近東莞、接近深圳，消除地理上的屏障。而深圳大踏步西進，為的也是接近東莞與廣州，打破要素流動的藩籬。
正如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所說，一個區域內兩個核心城市爭奪國家戰略定位、爭奪產業投資、爭奪中小城市的“勢力範圍”，難以完全避免。因此，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在競爭中協同，在協同中競爭。在馮奎看來，這其實也是構建城市群利益共同體的過程。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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