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有一个古老的原理，即“劣币驱逐良币”，指的是在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面额价值相同的通货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较高的通货(所谓“良币”)必然会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所谓“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发现，故被称为“格雷欣法则”。该法则的实现要具备如下条件:“劣币”和“良币”同时为法定货币；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存在于铸币流通时代，也存在于纸币流通时代。
“劣币”大行其道
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的名臣贾谊就已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奸钱”、“正钱”分别指的是“劣币”和“良币”。民国袁像银币即“袁大头”大行其道之时，“劣币”和“良币”共存，鱼龙混杂。民国15年(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将领刘郁芬(隶属冯玉祥部的西北军)将孔繁锦(原北洋时期的天水镇守使)设在天水造币厂的机器设备运至兰州，并成立“甘肃造币厂”。最初造币厂只以铸造甘肃版机制“铜元”为主，后来因为解决了银料来源问题，新增了“银元”铸币。
民国16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后，财政部饬令停止发行袁世凯像银元，改铸孙中山像新式银币。当时的甘肃造币厂即行绘样镌模，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铸造甘肃版孙像银元，即甘肃民国十七年孙像币，银元直径38毫米、重26.7克、含银成色88％。这应该是甘肃造币厂开铸的第一种银元，此种银元在国民军东下时几乎全部被带走，未能在甘肃省内流通，青宁两地流通也很少。
图1
鉴于甘肃厂铸造的这批精华银元被悉数“没收”充作军饷，厂里遂决定违抗中央旨意，自行铸造民国3年版的袁像银币(即“袁大头银元”)。因为南京方面已明确禁止再铸行“袁大头”，所以各地均已将袁像币的旧钢模封存。故此甘肃厂无法得到现成的“袁大头”模具，只得自己雕造刻制，图1是该种银元产品的正背面，与以前的正规“袁大头”相比，这类银币正面的人物刻画明显粗糙，背面嘉禾图的铸造工艺也不细致，只能算上形似而已。
图2
1930年，西北军向东参加“中原大战”，邓隆任厂务监督，上任后，其在三年版“袁大头”上加铸了“甘肃”二字，强调此种银元只能在甘肃省内流通使用。图2为甘肃版“袁大头”的正背面，华光普编著的《中国银币目录》对此币的评语是“花纹较粗，成色甚劣，铸不多。”此外，当时甘肃省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蓄意违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国币条例》，降低货币含银量。北洋政府时期财政部规定的银元含纯银率为88.8％。但甘肃厂初铸“袁大头”银元时，内部规定含纯银率为82.5％。在田镇南上任后，银元含纯银率已经降至70％。加铸“甘肃”字样的银元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不足值“劣币”。此后，又生产了一大批曲笔民甘版“袁大头”银圆，（图3）即正面头像上的民国字样的民字左边之竖笔如同波浪般曲折，应是改模之后，字口刻意变形所致。据说有一次经青海马麟介绍给藏区所铸的仿卢比银元，含银量竟降至50％，以致露出铜色，没法烘洗。摄于公权力的淫威，甘肃及周边地区的百姓只能忍气吞声地被迫接受这种“劣币”。
图3
抗战爆发后，甘肃造币厂被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接管，归军阀马步芳管辖，这里成为了制造军刀、马掌和银币之地。
“良币”重回市场
在法币流通时代，货币的不足值性更加明显，国家必须使用强有力手段保障其法偿性。此时，“格雷欣法则”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事实上，没有“良币”出现，或者政府禁止使用“良币”，“劣币”也不会一直“无法无天”。例如，在国民党政府执政末期，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间开始使用银元，拒收“劣币”。为此，国民政府开始没收银元，发行银元券，但银元券并不被人们所接受，许多私人机构开始以大米为薪金，社会交换退化到了物物交换时代。
图4
1948年，由于中央银行推行的金圆券彻底破产，纸币崩溃疯狂贬值，国内的金融体系无法良性运转，甘肃省率先打破禁令，重新开铸银元拯救社会经济。此次重铸“袁大头”，甘肃厂放弃了原先的旧模具，采用正规中央版的袁像币钢模，再左右加上甘肃二字，以表明只在省内铸造发行流通。图4为重铸的“袁大头”正背面形象，直径39毫米，边厚约2.5毫米，重26.6克；成色亦达到了88％，工艺水准也完全符合规范要求，“良币”开始取代“劣币”。然而，新版甘肃“袁大头”铸造未满一年，陕甘新疆及至整个大西北完全解放，新版“袁大头”被彻底停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劣币驱逐良币”并不产生于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因为市场的公正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凭空接受不足值的劣币。只有在国家滥用货币发行权，迫使人们接受“劣币”的情况下，这条规律才能起作用。
撰文 姚旭东
閱讀更多 上海金融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