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自信成為當下中國的新思潮，這意味著繼新文化運動之後，又一次歷史大轉向正在醞釀和浮現。中國文化的根基就是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的核心則在孔孟之道，在《五經》系統。因此，文化自信就是對傳統文化的信任、信心，就是對孔孟之道、《五經》的信任信心。直接摧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信心的就是新文化運動，因此，要恢復文化自信，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要批判和否定新文化運動，批判和否定陳獨秀、魯迅等當年的那批留日人員。這樣做是膚淺和偏狹的，單純地否定新文化運動，否地陳獨秀、魯迅，絕不可能讓中國重建文化自信。
因為，破壞中國文化自信的起點並非新文化運動，而是遠早於此的清朝學術，包括考據學和今文學。另一方面，也不能對新文化運動和清朝學術簡單否定了事。因為，兩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又不是全無道理，而是有合理之處。不顧其中的合理之處，而簡單地否定，也於事無補。
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之處在於，在救亡圖存之際，中國的確需要努力地學習和引入西方技術和文化，增強中國的國力，唯有如此才能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兩個根本上衝突的體系，在當時急迫的環境下，採取以徹底否定中國自身文化的方式，去引入西學，是大勢所趨。
也可以把這個過程整體理解為中國為學習西方文化的“虛心”，“虛心”就是清除掉自己心的任何成見。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的成見，要真正“虛心”，就必須把其清除、虛掉。因此，中國謙虛地把西方文化稱尊為“新文化”，把自己的傳統文化貶為“舊文化”。
把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稱之為“文化謙虛”，或“文化虛心”比較合適，而不是什麼“文化自卑”。中國人骨子裡依然保存著文化自信和文化獨立。譬如，在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主要為留日人員，他們眼中的新文化其實就是當時的西化的日本文化，或者企圖以日本為模板去改造“舊中國”，使得中國能夠象日本一樣實現西化。但是，一戰的歐洲慘狀，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新文化運動的注意力很快從日本移開，而轉向蘇聯，由“德先生”、“塞先生”，而轉向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李大釗也同樣是留日人員，同樣匯聚於北京大學。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的軸心人物陳獨秀也很快轉向馬克思主義，他也是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從日本以及日本追隨的歐美，轉向蘇聯，轉向馬克思主義，說明新文化運動一直在保持著獨立的思考，在探尋適合中國的理論和道路。即便轉向蘇聯和馬克思主義，但是中國也沒有機械地固守馬克思主義，盲目地跟隨蘇聯，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也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不結盟。這些都是在努力維護中國自身的獨立性。改革開放以後依然如此，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讓中國與西方世界區別開來。
經濟學家們總是習慣拿當下已經實現經濟崛起的中國，與20世界70、80年代同樣實現經濟崛起的日本相類比和對比。事實上當下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有著本質的不同，那就是中國的獨立性，更準確地說是獨立意識。中國拒絕跟著美國走，同樣拒絕跟著蘇聯走，中國拒絕了美國式資本主義，也同樣拒絕了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當從未機械地固守馬克思主義。
對於中國的經濟模式，中國官方的描述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人對這一描述不以為然，也非常不理解，感到怪異。感到怪異和不理解是很正常的，很多中國人也感到怪異，感到不理解。但是，如果不以為然就大錯特錯了。西方人也正是對這個描述不以為然，而想當然地認為，隨著經濟化、市場化的推進，中國必然會向西方靠攏，向日本一樣，成為西方的小弟。然而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越強大，中國就越獨立，獨立的訴求就會越強，與西方的距離就會越遠。
美國人最近才明白這一點，但是中國並沒有欺騙他們，是他們自己在欺騙自己。中國從一開始就做了聲明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你自己應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解成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成文字遊戲，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事實上，這些複雜拗口的表述背後，是中國的獨立意識，不會盲目地跟隨任何國家，也不會機械地固守任何主義，任何道路，任何模式。這就是佛教所說的“不執著”、“空”，也更是孔子所說的“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因此，中國的道理，中國的模式，中國的主義，從靈魂深處來說，依然是儒家道路、儒家模式、孔子主義。
對新文化運動不能機械否定，對清朝學術更不能機械否定。因為，清朝學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本身就是局部性的，其初衷是排除其中的雜質，讓中國文化更純潔更符合孔孟之道。清朝儒學所要否定的，是宋明理學和《五經》中的反孔孟之道的元素。
清儒和清楚地意識到，宋明理學和《五經》中存在反孔孟之道的成分，因此要剔除之。但是清儒沒有能力真正區分何者為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何者為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更沒有能力去解釋宋明理學和《五經》中為何會混入反孔孟之道的成分。因此，整個清學，包括前期的考據學、漢學和後期的今文學，對中國文化破壞大於建設。在西方入侵大背景下，清學的破壞力又被大大放大，最終，演變為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全盤否定，清朝學術也躍遷為新文化運動。
也就是，清朝學術所提出的問題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宋明理學和《五經》中，尤其是《五經》中，的確存在問題，的確存在違背孔孟之道，違背更純正的中國傳統、中國道統的成分。現在要真正恢復文化自信，恢復傳統文化，就是要恢復純正的真正的傳統文化，要把宋明理學中，尤其是《五經》系統中的反中國道統的成分清楚地區分出來，然後割除掉。
即是說，要恢復文化自信，不僅不能全部否定清學，而且要站在清學的肩膀之上，把它沒有能力完成的工作做完。清學整體而言是一棟爛尾樓，但是它的地基打的不錯，不能因為爛尾而徹底推倒之，而是應該接續之，把修補的修補好，把沒有完成的完成之。
因此，恢復傳統文化，重建文化自信，其基礎工作就是接續和完善清學，把這棟爛尾樓，變成一棟富麗堂皇的大廈。
正確地理解清朝學術對中國的當下至關重要，因為中國的當下與傳統文化之間不僅隔著一個新文化運動，而且還隔著一個清朝學術，包括前期的考據學和後期的今文學。同時，更復雜的是，清朝學術之前中國傳統文化又是有問題的，符合道統和違背道統的成分並存。這一點清朝學術以及清除地指出來了，儘管他們沒有能力解決，也可以說來不及解決。因為西方列強打進來了，清朝也滅亡了。
現在我們不僅把西方列強趕跑了，而且自身也強大了，成為新列強，也建立理比清朝更為合理與和平的政治秩序，因為我們想到要文化自信了。對在列強炮口之下出現的“新文化”感到不舒服了。那就應該把清儒沒有能力和沒有時間做的事做完做好。最終呈現一個更純粹各個古老的中華道統，呈現一個更純正更符合中華道統的《五經》系統。到這個時候，傳統文化自然也就恢復了，文化自信自然也就來了。
為什麼說，當下已經比清朝時期更有能力，去解決清儒所提出而沒有能力所解決的問題。是現代人的智商比清朝人高嗎，不是。而是因為現代人比清儒掌握更多的歷史資料和歷史信息，不僅包括中國的，而且包括全球的。這些資料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考古出土的資料，另一方面是所引入的全球其他文明的歷史的文獻。
這些新的歷史材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構造一個時間更久遠，更豐富的新的中國文明史，而且也可以構造一個時間同樣久遠的包括所有文明的全球史。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重新構造的出的歷史，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文明與歷史上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可以呈現出一個另現代人非常吃驚的事實，歷史以來，遠至7、8000千年前，中國就一直與中國之外的文明保持著聯繫和互動，5、6000千年前以來，這種文明互動更加頻繁。
中國文明和歷史的變遷，很大程度上是文明互動的結果。中國傳統文化中，之所以出現反道統因素，也是因為文明互動的結果，即外來文化傳入中國，混入了中國歷史之中。清儒正是因為看不到中國與外部文明之間的互動，因為看不到外來文明的混入過程，從而就無法真正理解《五經》中的反孔孟因素何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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