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是麥家寫於2011年的長篇小說。201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看的就是這個版本。
小說長達36萬字，但追查一下這個小說的起源，會發現它原來還有前本。在這之前，2003年第2期《人民文學》上曾經刊載過麥家的一部三萬字的小說《刀尖上行走》，這應該是《刀尖》的原始母本。後來這個小說在2010年改編成33集電視劇。而《刀尖》這部小說，則像是根據電視劇浩大的體量，重新向小說的一次“退行”與迴歸。
《刀尖》在文學性的探索上的最大變體，就是將小說分成“陽面”與“陰面”兩個敘事體系。“陽面”是小說裡的金深水的敘事視角，而“陰面”，則置換成了小說裡的林嬰嬰的敘事視角。
其實，“陽面”與“陰面”並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倒更像是長篇小說的上部與下部的關係。因為“陽面？”與“陰面”之間的連接脈絡，基本還是一種線性的承繼關係，從語體上來說，作者在上部裡模仿的是一個男性的敘述口吻，而到了下部裡，作者則讓敘事主體換成了一個女性的敘事角度，因此，麥家對既有的故事，在文體上作了重新的切割與歸併。
這樣的寫作有什麼好處？
正如在書封后麥家的一句話所說的那樣：“《刀尖》才是我願意坦然承認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諜戰長篇。”可見，麥家希望在這個小說裡，能用更為寬大、彈性、反差的篇幅，來展現出文學範疇裡的敘事創新與探索。
實際上，敘事口吻的轉換是帶來某種冒險的。麥家願意對一箇舊有的諜戰故事，作出敘事上的創新，目的是為了能使陳舊的故事煥發出嶄新的閱讀價值與能量。
而這正是麥家之前的創作的意義所在。所以他的作品看起來是寫諜戰，但實際上他的真正的重心與追尋卻不是諜戰本身。
正如他在《暗算》“阿炳”段落中安子的一句話：“有時候覺得我們這個職業，殘酷未必是生死”。
所以麥家的作品總有一點怪味，一種偏離與有悖於常規化闡述歷史的四平八穩的腔調，而帶著一種劍出偏鋒的怪誕意味。
比如《暗算》中的阿炳的故事，表面上看是破譯敵人的密碼，但實際上，阿炳這種弱智的只能用於戰爭工具的智障人士，在和平年代裡已經失去了他只有在戰爭中才有的作用，但是組織上卻為他介紹了一個烈士的妹妹，用她的青春為他作出的功績奉上祭奠。但阿炳卻未諳人事，妻子不得不紅杏出牆，留下了一出時代壯劇後的悲劇。
麥家始終關注於宏闊社會背景下的個體的命運流程，寫出更為殘酷的部分遠不是刀光劍影中的生與死，而是和風細雨中的風刀霜劍。
在《刀尖》中，作者結構與敘事主體的變化，都可以看出，麥家意圖最接近地深入到生命與個體的靈魂深處，去展現出他們的內心的激盪與動盪還有由此盪滌出的痛苦、膠著、失落來。
《刀尖》中，麥家有意退出了自己作為作家的存在，將小說的兩部分，分別變成兩份歷史人物的記錄，而作家在小說裡所擔負的作用，就是把歷史的記錄發掘出來，拼合起來。
我想，這是麥家的聰明之舉。實際上，麥家的文學敘事語言的確在作家中是偏弱的，在關於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爭論中，麥家的《暗算》在語言上，的確是同期作品中最粗淺的一部。很多讀者難以置信《暗算》能獲得茅盾文學獎。從《刀尖》的語言來看，基本接近於一本通俗小說的寫作水準，人物心態與感受，都比較大路化，缺乏深刻的洞徹的描寫，而過度流暢的故事式寫法，也讓小說缺乏沉澱的回味餘地。但現在麥家巧妙地把這些文字放置在歷史人物的筆下，因為這些歷史人物也不是什麼作家，只是最簡潔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這樣，麥家便巧奪天工地跳出五行圈外，笑看小說裡標定的出自於特定人物之手的文字而獲得超脫。
麥家在小說裡把自己設定的角色，不過是對歷史文件的整理與組合，但是這種巧妙的裁剪與合成，構成了上下兩部之前的敘事的完整，可以看出，麥家在構置小說的結構時，的確是動了一番腦筋的，可以說，這種構思之難度，一方面是在人物的角色的選定，同時必須讓這個角色能夠留下敘事文本。而這一部分，又體現了麥家小說中一直存在著的現代的視角，那就是通過現在的角度，去重新發現歷史。而《刀尖》在小說的最後部分，麥家恰恰再一次嫻熟地交待了他是如何找尋到歷史的文本的。這一部分的發展，構成了現代視角對歷史的再度發現。我們看到，小說裡上部的敘述者金深水一直活到了“我”生活的年代，他留下了關於四十年代諜戰的記錄，小說由此展開了上半部的故事線索，然後在金深水發現了組織中的地下黨之後，小說的敘事線索，便交給了這名女地下黨林嬰嬰。而林嬰嬰的敘事文本，據小說最後部分的交待，是林嬰嬰在懷孕待產時寫下的。可以說，麥家自圓其說了這個文本的來歷，但是，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地下黨員，會在那種嚴峻的情況下，寫下這個交待前因後果的敘事文本，這至少是違反組織紀律的。這又顯示出麥家小說裡經常出現的掛一漏萬、缺乏合理性的尷尬來。
就像《風聲》中，故事成立的前提，是日本人不動用邏輯推理，而只相信“口供”，所以整個故事就成了在密閉空間中由“口供”主導的“行刑”慘劇，為口供而口供，為行刑而行刑，成為這個故事的情節動力，所以拍成電視劇與電影之後，小說裡的真正潛伏者可以任意改變，因為它不是依照人物的性格自然發展的，而是由口供決定誰是誰非的。
《刀尖》上部以汪偽組織中的重慶潛伏者金深水的視角來展現時代風雲。整個小說敘述了兩個事件。奇怪的是，在電視劇《刀尖上行走》中，這兩個事件建立了關係，但在小說裡，麥家並沒有將這兩個事件打通聯繫。第一個事件，表現重慶地下組織要殺掉掌握密碼的密碼專家，因為這事關國民黨戰場上的成敗，但是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已經知道密碼專家被日本人捉獲，只要將軍隊的密碼更換一套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殺那個生成密碼的專家呢？第二個事件，就是日本人在幼兒園裡設立了一個研製毒藥的科研機構，意圖用慢性毒藥毒殺中國人，以達到消滅中國人的目的。這個計劃是否需要由重慶與延安的地下組織人員共同去對付，也是值得懷疑的，至少這一陰謀是反人類的，會在全世界引起最正常的道義上的譴責。也許比小說裡描寫的去摧毀這一個研究機構更為重要的，是揭露日本人這種行為的反人類性質。
上部也就是陽面中敘述的主體是金深水在組織中發現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存在，逐漸確認了是林嬰嬰，在小說的語境中，共產黨一方更有一支神出鬼沒的暗殺隊伍，正是在這種神異的描寫中，金深水發現了林嬰嬰就是共產黨，而奇怪的是，其他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身份。金深水很快被林嬰嬰發展成地下黨。
下部則以林嬰嬰的口吻進行敘述。她接著金深水在上部中未完成的敘述，表現她如何一次次地打探敵人的科研秘密，意圖摧毀敵人的滅絕人性的毒藥工廠。
但是麥家的寫作個性在這時再次表現出來，就是他無意於描寫直接的戰事的成敗，到了關鍵的地方，他就虛晃一槍，偏離通常的慣性敘述鏈條，而是轉入到人性的環節。
我們看到，《刀尖》中，真正地導致日本製藥工廠毀滅的，不是重慶方與延安方的通力合作，因為從小說的描寫來看，日本的防衛是無懈可擊的，最後導致工廠毀滅的是日本女人靜子的背後一刀，反戈一擊，而她能夠參與到這一行動中來，固然是她與金深水之間的愛情關係（相當於美人計，不過這裡的美人是男性），但更在於日本的研製人員喪心病狂地對她的汙辱。可以看出，小說裡涉及到地下組織“色誘”這一個頗為忌諱的問題。小說裡的金深水其實對靜子並不喜歡，但是為了事業，不得不與她虛無委蛇，而組織，無論是重慶方還是延安方，都鼓勵他利用自己的男性魅力，去勾引靜子，從而打探情報。小說裡提到金深水其實對林嬰嬰頗有好感，但是不能發展其他的感情，因為這樣便會導致靜子離去，也就是說失去誘餌的作用。小說裡直接將色誘作為成功的關鍵，也是麥家在寫作諜戰作品時最樂於做的一種設想。比如在《暗算》裡的黃依依段落裡，男主人公就有意利用了黃依依對自己的迷戀，讓她服務於組織的破解工作。實際上，這背後，都反映了麥家看到了人性中的情感傷痛，是一種比生與死更對人的靈魂進行衝擊與拍打的可怕考驗，這種考驗中才能夠凸現出精神的偉大與犧牲的價值。
而小說裡最出人意料的是，林嬰嬰暴露出自己身份的原因，不是因為執行地下任務時被發現的，而是她在生孩子時，叫出她的犧牲了的丈夫的名字而被敵人發現的。而小說裡更有一個情節，就是地下組織集體討論，是不是讓林嬰嬰生下她與犧牲的丈夫留下的孩子。這時候，人性佔了上風，這也是麥家願意探討的嚴峻的鬥爭形勢下，人性的價值與意義的問題。為了讓組織作出有利於林嬰嬰生下孩子的結論，在林嬰嬰的丈夫去世、組織失去了老大之後，後任者將明顯傾向於林嬰嬰的金深水推上了代理老大的位置，這是一種選舉倒推法，就是選老大的目的，不是為了事業，而是為了有一個更人性的決策結果。這其實是一種對歷史真實的想當然，在小說裡，麥家為了凸現他對人性困厄的複雜性與矛盾性的深入把握，往往犧牲掉情節的合理性與歷史的真實性。比如在小說裡，組織可以全體成員聚居一堂，相互認識，其中金深水剛剛被髮展成地下黨之後，立刻讓他參加組織會議，認識了所有的人，這都是違背地下組織的基本原則的，因為地下組織是切斷橫向聯繫的，以單線聯繫為鐵律。但在麥家的筆下，這些規則都統統不見，所以在小說裡，我們看到，金深水與林嬰嬰在汪偽組織中如入無人之境，面對著一幫愚蠢的上司與同伴，輕而易舉地就能在敵人眼皮底下一個個地去掉對手，搞掉上司，然後佔據了要害部門的半壁江山，鬥爭的艱鉅性，就這樣輕易地通過議會鬥爭的方式，而把敵人的要害機關納入到自己的股掌之下，這未免把地下鬥爭寫得太過兒戲了。但是麥家在這些方面暴露出的漏洞，都是為了突出他的主題需要的，就是人性的折磨與注重，往往比生與死屬於一種更為慘烈的擔當，我們會在人性的失誤與軟弱中，而能夠原諒與體驗到歷史情境中人物的選擇的困境，從而復現出一個真正的歷史背後的那種觸及到人心深處的更為艱鉅與艱難的使命執行，讓我們在心靈層面與歷史人物產生互動與溝通，這就是麥家寫諜戰小說的真正的意義與長處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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