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到過北大的人都知道，從北京大學西門進入校園，迎面就能看到一對華表，它們分別矗立在道路兩側草坪上，對稱分佈。這對華表以漢白玉石雕刻而成，柱身刻有祥雲和龍紋，頂部有一石雕蹲獸，通高約6米，規制與天安門前華表相仿，十分氣派。不過，很少有人知道，北大的兩個華表並非原配的一對。
這是為什麼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還要從燕京大學（1952年高等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的文科、理科多併入北京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搬到原燕京大學的校園——燕園，也就是今天北大的校園）的建造說起。
燕京大學是20世紀初由美國及英國基督教幾所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大學之一，初創之時的燕京大學校址位於北京城東南角盔甲廠一帶，當時校舍簡陋，周圍環境破爛不堪。所有的財產僅僅是：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
為了改善燕京大學的辦學條件，1920年，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買下了當時清華大學旁的清代皇家園林淑春園舊址，隨後開始了大規模的修建工作。在燕京大學校園建設過程中，司徒雷登又陸續購買了鏡春園、承澤園、朗潤園等園林，將新校舍的面積擴大了四倍。當時建設燕京大學所需的許多裝飾物都“就近取材”，從圓明園拖運而來，其中就包括現如今矗立在辦公樓前的這兩座華表。
清朝滅亡後，遜清皇室自身難保，更無力再對曾經的皇家園林進行有效的管理和保護，因此在北洋軍閥操縱下的北京政府時期，圓明園內的斷壁殘垣成為了天然的石材廠。一些官員與單位紛紛從園內拖運珍貴石料用於私家花園的修建和單位院內的裝飾。據圓明園檔案記載，1924年冬，燕京大學乘京師步軍統領裁撤、郊區警察機構尚未設立之機，拖走了圓明園安佑宮前面的三座華表。
1925年1月，時任燕京大學副校長兼歷史學教授的翟伯牧師（John Mc Gregor Gibb）又派人在圓明園安佑宮搭起木架、試圖運走安佑宮前的第四座華表，當時北郊警察分署趙署長帶領警察趕到現場阻止。為了留下安佑宮前的這座華表，溥儀小朝廷懇請當時的北平警察署代為阻攔，同時向陸軍十一師稽查處報案，又試圖請十一師師長宋哲元介入此事。最終，燕京大學拉運第四座華表的行為被警察派出所阻攔，不久，京師市政公所派人把這一座華表運到天安門前道（中華街）南。此後，燕京大學仍對那座被“閒置”於中華街的華表念念不忘，多次請政府從中斡旋，試圖以4000元的價格買得這四座華表，因市政公所阻止擱置。1928年冬，南京國民政府北平特別市清理圓明園園產事務所成立，燕京大學又舊事重提，北平特別市政府在給圓明園事務所的訓令中說，已在燕京大學的三座華表，似仍可留在該校，但應讓其妥慎保存，不得改做它用，在中華街上的一座華表，準備將來搬移到市屬公園，以資點綴，而便保存。那麼，這座華表後來運到哪個公園做點綴去了呢？
1931年夏，北平圖書館文津街新館（今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落成，將當時天安門前的那座華表連同燕京大學多餘的一根華表，湊成了“一對”，運到北平圖書館主樓前，這就是北平圖書館文津街新館主樓前兩座華表的來歷。有意思的是，因為陰差陽錯，今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前的四座華表被錯配成不同的兩對。
北大北側 底部連接處是圓弧形
北大南側 底部直角形
近期，北京聯合大學相關專家分別前往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對兩處的華表進行了實地考察，經過對這兩處四根華表認真比對、仔細辨別後發現，雖然這四座華表的底部都是八角形的，但北京大學北側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東側的華表與底座連接處是一樣的，近乎圓弧形狀；北京大學南側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西側的華表柱與底座連接處的形狀則是一樣的，稜角分明。
此後，專家再對北京大學的華表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的華表上的雕刻花紋進行細節比對後發現，北京大學西門南北兩側的兩座華表紋飾，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東西兩側的華表紋飾有相似性。而且，北京大學南側的華表和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西側的華表柱子，它們靠近底部的部分每一面都有兩個小圓孔。通過以上的觀察，專家認為，北大南側的華表和國圖文津館西側是原配的一對，北大北側的華表和國圖文津館東側又是一對。
正是由於當時北洋軍閥控制下，政府對圓明園管理的力不從心，以致於司徒雷登以“保存古物”的名義將圓明園安佑宮的華表強行運到燕京大學，最終造成這兩對華表錯對的結局。
北大校園裡南北兩側的兩個華表並非原配一對，兩者的底部連接處有差異：北側的華表是圓弧狀，而與南側的華表是直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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