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抗戰時期中國軍隊殲敵數量和傷亡情況成為廣受關注的問題。按照權威統計，國民黨指揮下的中國軍隊大約傷亡320萬人，為民族獨立做出了巨大犧牲。然而，嚴格說起來，從國民黨軍跑路的逃兵，遠遠多於犧牲的烈士。
跑路方式知多少
時任軍政部長何應欽在軍事報告中曾提到，抗戰國軍傷亡病廢，總共損失二百五十多萬人，但同時期徵調了壯丁一千一百萬，補入部隊八百萬。
何應欽
據此來看，國軍總兵力理應淨增五百多萬人。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大批國民黨軍官兵腳底抹油，以各種形式開溜。
怎樣逃出國民黨軍隊，這令不甘心在部隊裡賣命的士兵們大費周章。首先當然是直接從部隊逃跑。這是最主要的逃亡方式。不過，各支部隊情況有所差別，有的軍、師管理水平相對較高，下級軍官蹲門看守，想從軍營直逃掉，還有一定難度。
另一可行的方式是利用新兵訓練和交接的時機開溜。抗戰時，國民黨在各地設立師管區，負責徵集和訓練補充兵源。軍政部也轄有若干新兵補充訓練處。被強制徵召的新兵苦不堪言，不時開溜，各師管區幾乎每年每月都有逃兵。
國軍新兵開赴前線
如比較嚴重的平秦師管區，至1941年8月已經逃走一萬一千人左右。1945年4月，田武師管區第3補充團有兵員1825人，逃走118人。在新兵接領過程中，跑路的士兵也不少。1941年4月第2軍第90補充團接領的547名新兵，在駐地和沿途逃亡了三分之一。
兵敗如山倒，一旦打了敗仗，士兵們也會趁機逃散。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談到，某師原有戰鬥兵六千，經過戰鬥傷亡八九百，逃散三千人，結果只剩兩千。
國軍德械師
借傷病之機從醫院逃跑，是國軍官兵的又一捷徑。截至1940年5月，國軍傷病入院人數總計103萬多，然而僅有半數歸編。儘管軍政部所轄醫院醫療水平有限，也不至於把一半傷患治死治殘。這是因為許多人選擇離開軍隊，起碼有12萬人利用入院機會跑路。
這一趨勢有增無減，1941年從醫院逃跑的官兵又達到至少五萬五千多人。何應欽1946年出版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中，認為國軍因傷病逃亡的人數就有約60萬。
到底逃亡多少人
八年抗戰中，國軍逃亡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呢？以第33集團軍為例。根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該集團軍下屬的第59軍，全年逃兵數量達4800多人；第77軍更嚴重，跑了5700人左右。平均每師都有一千多人逃亡。
第33集團軍所屬部隊可是參加過平津抗戰、棗宜戰役等知名會戰的，在國軍中算得上主力兵團。著名抗日將領張自忠，就是在擔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時親臨前線、壯烈殉國。即使如此，這支部隊的基層官兵仍然大批逃跑。
張自忠將軍
其他旁系雜牌軍更加慘不忍睹。同樣在1942年，粵軍出身的第64軍，一年內逃走了一萬八千人，其所屬三個師，每師都跑了四五千人，相當於第33集團軍一個軍的逃亡數。這樣看來，第33集團軍已經算是作戰意志相當堅定的部隊了。
除了普通士兵外，國軍中下級軍官也有不少逃亡的。1941年9月，國民黨軍政部通緝了一萬四千名逃亡官兵，其中包括校官63人，尉官989人。
官兵大量逃亡，導致國民黨軍實際缺額嚴重。1940年，徐永昌在日記中記敘，國軍各師平均缺額在三千上下。如顧祝同的第三戰區，每師平均僅五千人。不過戰鬥力衰減對將軍們不一定是壞事，徐永昌概括指出，國軍將領兵額在七八成以下，糧餉、服裝卻永遠要十成，從中便可大飽私囊。
徐永昌
根據研究，國民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逃兵總人數接近六百萬人。抗戰初期國民黨軍共約210萬人，後經過擴編一度達到650萬人，其中又有不少空額，1944年整縮為570萬人。
一支軍隊逃兵人數超過全軍規模，在世界軍事史上也算罕見了。即使以國民黨軍抗戰時期士兵總數計算，逃兵佔比也超過了40％。
國軍
大敵當前為何逃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捍衛民族獨立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正義戰爭。為何在這樣一場戰爭中，國民黨軍會產生如此之多的逃兵呢？是這些人罔顧民族大義、拒絕保家衛國嗎？顯然並非如此。
國民黨軍軍政管理混亂，高層把士兵當作一次性消耗品，軍人待遇得不到保障，是士兵大規模逃亡的根本原因。
抗戰時期，國民黨高級軍官早已脫離基層、形成特權階級，他們對廣大士兵毫無感情，很少體恤。
以著名的遠征軍駐印軍為例，在國軍空運印度時，運輸機只能載三十五到四十人，高層卻指令擠進五十個人。所有士兵只穿短褲，因為上級認為在印度可以領到新軍服，把舊衣服穿走是浪費，結果有的士兵在高空被活活凍死。
當1942年國統區發生大規模災荒時，許多地方軍隊口糧短缺，作為最高指揮的蔣介石卻聲言「現在軍隊裡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浪費」。
蔣介石拿親身經歷舉例子：「現在一個士兵每天發二十六兩面粉，大家還說吃不飽，這個話我想實在說不過去……從前我在敵國日本聯隊實習的時候，每天所吃的不但沒有二十四兩米，恐怕連二十兩米都不足」，所以「我們中國人患病，多半是由於飲食沒有節制，吃得太飽的緣故」。
蔣介石
然而實際上，空運到印度準備補充駐印軍的士兵，經過美國軍醫體檢，普遍營養不良，降低標準後還是有不少人被淘汰。
目睹這些現象，羅斯福派來的「監軍」、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在日記中痛斥：「知識分子和富人們把他們的寶貝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他堅決要求駐印軍「只要中國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高級將領」。這種要求有一定道理。
史迪威
國軍長官剋扣軍餉的惡習名聞中外。美國人在訓練國民黨軍駐印部隊時，為了杜絕補給上的腐敗，採取供應到人的策略，以公開點名的方式將每份軍餉發到每個士兵手中，駐印軍戰鬥力得以大大提高。
再如，國軍前線作戰傷亡慘重，然而撤下來的傷患卻難以得到有效醫治。武漢會戰期間，後方的傷兵醫院甚至不能保證每人擁有床位，不少官兵席地而眠。
某次宋美齡來醫院勞軍，士兵每人發罐頭一個，以為可以改善伙食了，結果發現不過是黃豆罐頭，人人大失所望。
宋美齡
國民黨政府不把士兵當人看，自然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逃兵問題。他們為了應對兵員缺編，只能進一步加緊徵調壯丁，從而陷入「補充－逃亡－補充」的惡性循環。本可成為雄厚戰爭基礎的人力資源，就這樣被大量浪費，加劇了抗戰時期中國人民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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