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各國金融行業在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但隨著各國提出QE使得全球流動性“大放水”以及金融監管的放鬆，使得金融行業得到了恢復和更快的發展。而中國金融業近幾年的快速發展也是在此背景下展開的。而隨著美聯儲的貨幣正常化，全球流動性的收縮也引起了全球經濟的放緩以及金融行業發展的趨緩。而中國金融業也同樣面臨經濟結構調整、下行壓力大增，宏觀去槓桿、監管增強，風險暴露增加、盈利能力下降，以及“資產荒”與“資金荒”並存的發展瓶頸和戰略困擾。
近日，工商銀行前董事長、中國-中東歐金融公司董事長、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表示“十年來，全球銀行業的規模和盈利持續增長，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也不斷改善。但受經濟週期、行業週期和科技週期疊加的影響，正進入到一個發展的戰略迷茫期。”他認為，中國銀行業在經歷了改制上市後“黃金十年期”的快速發展期後，各項經營指標排列全球銀行業的領先地位，但同樣遇到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和亟需解決的深層次矛盾。
對於金融業發展的瓶頸，安邦諮詢（ANBOUND）之前就有過研究和論述，認為金融危機十年來，全球市場靠央行“大放水”走出困境。但這種走出困境，實際上是用更大的泡沫掩蓋了過去的泡沫，並未真正進行市場出清，也並沒有扭轉過去市場中的機制扭曲。靠著資本過剩，全球只是暫時渡過金融危機。而當前面臨全球性的流動性收縮將帶來系統性的資產價值的重估，這也是全球金融業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姜建清認為，十年來，曾被指責為全球金融危機根源的問題依然嚴重。為救助危機導致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債務槓桿居高不下。2018年首季全球債務已攀升至247萬億美元新高，佔全球GDP比重上升到了318%，遠超出150%警戒線水平，其中非金融機構債務升至186萬億美元。金融業“大而不能倒” “逆勢而行”。
所以，中國金融業的“戰略迷茫期”，並不僅僅是姜建清提到的“受經濟週期、行業週期和科技週期疊加”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金融體制改革和全球宏觀環境的改變所致。在安邦諮詢看來，過去10年，中國金融業的大發展是和整體宏觀的寬鬆環境分不開的。中國金融業的迅速發展實際上是在全球大放水的情況下的粗放式發展，在規模做大的同時，政策環境和貨幣環境也導致了資源和收益向上遊的金融業傾斜的畸形。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的問題被放大也是金融資產的畸形配置導致，隨著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改變，以前靠央行和政府“剛性兌付”的政策套利而獲得風險收益的模式在今後難以延續。
雖然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伴隨著股改上市，大規模補充資本金，增強業務發展實力，加之擴大金融領域對外開放，金融業明顯加快發展，其附加值佔GDP中的佔比2016年為8.35%，超過了當年美日英等發達國家（2015年比重分別為7.2%、4.4%、7.2%）。但中國金融業不是發展過度，而是發展不良，大而不強。金融專業的風險識別和定價能力不足是制約金融行業發展的瓶頸所在。這也成為現在眾多中小企業感受融資成本越來越高，經營壓力大，社會資金越來越“脫實向虛”，影子銀行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金融業要怎麼走？姜建清給出了建議：堅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堅持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抓好風險管理和內控管理。他認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格局正處於大變革的歷史階段。思維方式固化，習慣路徑依賴，不適應數據信息時代生存環境的金融機構將成為競爭的失利者。”
在安邦諮詢看來，要度過“戰略迷茫期”，中國金融業還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堅持金融改革和創新。特別是發展和健全風險識別和價格形成機制，形成多層次的金融體系。新的技術和應用可以為金融行業的產品研發和風險評估提供有效的工具，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提升效率。而在業務模式上更需要精細化的經營，不能依靠政策保護，而是靠挖掘市場需求，在總體貨幣環境趨緊的情況下，進行結構調整，從而獲得發展空間。一方面，從目前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來看，消費金融以及小微企業融資的普惠金融方面有著巨大的市場空間，也是傳統金融業轉型發展的一個方向。另一方面，農村金融目前還是一個尚待開發的潛在市場，隨著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發展，金融行業也可以發揮資源配置的優勢，有所作為。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安邦諮詢認為，中國金融業的發展需要直面中國金融發展瓶頸的痛點，根源在於如何通過改革來有效管理和配置社會儲蓄和財富，將其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這是中國金融業走出“戰略迷茫期”實現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和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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