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夠數十年干政垂簾，與清末三位皇帝繼位時年齡太小，特別是同治帝年齡太小，不無直接關係。清末的幾位皇帝均是幼年繼位，這就為慈禧出面垂簾聽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藉口。試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不是5歲時繼位，載湉不是4歲繼位，慈禧太后怎會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垂簾聽政之舉？更不可能有第三次垂簾聽政之舉。試想，如果其子同治帝於1873年親政後，不是很快病逝，而是生活到40歲、50歲、60歲，那時慈禧太后已分別是61歲、71歲、81歲的老人了，歷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為慈禧太后提供第二次垂簾聽政的歷史機緣。
慈禧太后在咸豐帝生前，的確具有一定的權力慾望，但後來在咸豐帝與肅順等人的防範下，有所收斂。其所以要參預推倒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政變，既是其權力慾望使然，又的確具有如何確保將皇帝的權力緊緊把握在自己兒子手中的考慮；她和恭親王聯盟共同與肅順等人展開激烈的鬥爭，既有利害利益的衝突，也有皇帝之母與皇叔聯合與外姓爭權的因素。因此，慈禧太后未必一開始即具有如同後來那樣強烈的權力慾望。
同治帝死後，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年幼的載湉為帝，原因大概有兩個。首先是出於其個人的權力私心。慈禧太后在“辛酉政變”後，出面垂簾聽政，對於最高權力的重要性有了更為切身的體會，其權力慾望確實是提高或膨脹了。其次是慈禧太后對於自己的政治能力過於自負、自信，對於皇族中溥字輩中其他人的政治能力和資質是不放心的，的確有一種大清朝舍我無人的自負。慈禧太后臨死前曾說：“餘垂簾數次，不知者或以為貪權。實則迫於時勢，不得不然也”。人們有理由認定慈禧太后的這一表白純為言不由衷之語，但仔細揣摩當時清皇室幾位近親王的政治素質與能力，卻也有幾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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