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號按】人類不能沒有記憶。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一批默默無聞的智識分子在書寫著中國記憶。生態君曾與傅華、鄧小軍、劉守華、何力邁等國內檔案界著名學者合作，記錄了其中10位智識分子書寫中國記憶的艱苦歷程，願與各位分享。
學數學的張建國長於用數字和符號進行思考，但這幾年他卻陷進了浩瀚的史料之中，不僅陷得很深，而且陷得興趣盎然、不能自拔；陷得讓自己揹負起了挽救家園記憶的重任。
觸摸渺茫的記憶
聞一多在《七子之歌》裡專門有一首是寫給威海衛的：“再讓我看守著中華最古的海，這邊岸上原有聖人的丘陵在。母親，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將，我有一座劉公島作我的盾牌。快救我回來呀，時期已經到了。我背後葬的盡是聖人的遺骸！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威海，一座秀麗、精緻的臨海小城，不僅風景如畫，而且是歷代軍事重地。難怪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為尋找長生不老藥會兩次東巡來到這裡。也難怪在1398年明朝要在此設衛屯兵，並意味深長地取意“威振海疆”為小城命名。到了清代，這裡更成了軍事上的濃墨筆彩，1888年，清政府在此建立了當時雄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海軍，讓威海名噪一時。
張建國是土生土長的威海人，但這塊賦予他生命的土地起初並沒有引起他的關注。在數字構建的王國裡自由自在地遨遊，在三尺講臺前用符號和公式展示數學世界的秘密，張建國樂在其中，歷史就這樣一度被他排斥在自己的視野以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對歷史一竅不通，一點歷史時空感都沒有，連個朝代都分不清。”陰差陽錯，1992年不懂歷史也不打算與歷史結緣的張建國來到了市檔案局主持工作，從數字的領域一下子墜入到檔案史料的“泥潭”之中，他有些不適應。儘管面對的是全新的陌生領域，但卻不乏最初的獵奇心理，張建國開始一步一步地走近這座熟知城市陌生的過去，在泛黃的史料中傾聽著漸漸遠去的聲音，梳理著家鄉走過的脈絡。
為了蒐集整理這段時期的檔案，張建國開始學習研究這段歷史，他閱讀了大量歷史書籍，頻繁請教專家學者，把這段歷史的前前後後，以及世界各國的相關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從史料中看，北洋海軍階段是威海的黃金時期，之後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2月，北洋海軍在威海的劉公島全軍覆沒。這場戰爭雖然是在遠離京城的海濱小城爆發的，但它卻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導致外國列強魚貫而入，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當時的威海以其重要的軍事地位、宜人的自然環境自然成了爭奪的焦點，1898年大英帝國把西洋艦開進了威海衛，從此開始了長達32年的殖民統治。
關於甲午戰爭那段歷史，史料雖然不多，但研究成果不少。而關於英國統治的32年，留下最多的卻是一個個解不開的問號。歷史研究帶給張建國的不僅僅是興奮，望著滯留在威海特別是劉公島上的一座座英式建築，聽著來自民間的一個個傳說，積聚在張建國心中的謎團越來越多，有些困惑不解的問題壓得他連續幾天、甚至成年累月透不過氣來。他很想利用館藏資料的優勢，把歷史梳理清楚。但是當他翻開威海志書的時候，驚訝了，一座城市32年的歷史在志書上只有短短12頁的簡單記載。更讓他驚訝的是，館藏中有關這32年的檔案資料皆無，這座城市的歷史在權威的檔案館裡竟然出現了斷代，而且斷得如此乾淨如此純粹。
32年的歷史難道就這樣蒸發了，沒有留下一絲一縷的痕跡？張建國開始尋找。他不相信依然在城市中佇立的英式建築背後沒有故事，不相信這個世界上不再存留任何追溯這些故事的線索。的確，多少年來威海人始終沒有放棄過對這段歷史的探詢，沒有放棄過解開這個謎團的努力。一些歷史學者不斷地奔波，找尋印象和傳說中的證據，打探可能留下歷史印記的點滴蹤跡。
這時傳來了一條讓人興奮的消息，一位學者在英國看到了英租威海衛的檔案，可是檔案的存放處、內容、數量都不清楚。但是畢竟這批檔案還存留在世界上！畢竟存留下來的檔案為後人解開歷史之謎帶來了一絲曙光。似乎冥冥之中張建國觸摸到了這段消失的記憶。
1996年張建國到北京參加第13屆國際檔案大會，在“自由論壇”上，一位非洲代表的發言引起了他的興趣。這位代表的發言有些激憤，中心意思就是強烈呼籲要求某大國儘快歸還掠走多年的他們國家的歷史檔案。雖然對於如何裁定跨國曆史遺留檔案的糾紛尚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非洲代表的呼籲也不是本次大會討論的議題，但他的呼籲道出了張建國的心聲，也喚醒了張建國的意識。何不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去會晤英國國家檔案館館長，接洽一下赴英查找檔案的問題。
幾經周折，在臨行之前，張建國終於見到了那位高個子館長塞洛太女士，他開門見山地問到“塞洛太女士，威海衛1898年成為英國的租借地，英國在那裡統治了32年，1930年撤離時將這一時期的全部檔案都帶回了英國，您能幫我們查詢一下這部分檔案的下落嗎？”雖然英方館長對這部分檔案一無所知，但回去“瞭解一下”的答覆還是給了張建國心懷僥倖的期待。
1997年路透社一位記者到威海採訪，帶來了1985年出版的《英租威海衛及歸還始末》一書，在作者的序言中，張建國第一次讀到了英租威海衛檔案的去向和數量，序言中這樣寫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要擬訂一個關於當代中國政治的論題時，接受了我的朋友詹姆.L.華生的建議，研究了倫敦政府檔案館保存的關於英租威海衛的英國檔案。第一次到檔案館的情景令我非常難忘。其中的一個檔案管理員提供的第一條信息就是這是一宗數量相當多的檔案。他用懷疑又感到有趣的眼神看著我，問我是否真想著手這樣一個研究項目。當我開始調查殖民部關於威海衛檔案的索引時，我才明白了他的話意，僅行政長官們的檔案就編入近800條單項目錄。然而不久，我讀了這些檔案中的一卷後，就明顯地感到其深度及廣度了。有些文件隨意地存放，顯然，這些文件在30年代早期存放後就很少有人再動過。”這一段文字讓張建國興奮異常。這些檔案還存留於世，而且那麼完整、豐富。而與此同時更加讓人興奮的消息還在等著他，發自英國國家檔案館的800多條檔案目錄寄到了威海。赴英查檔，此時張建國心中燃起了強烈的行動慾望。
打撈消失的記憶
1998年3月9日，一架來自北京的航班降落在倫敦希思羅機場。威海查檔小組一行四人，在抵達英國的第二天就走進了位於泰晤士河畔的英國國家檔案館。這座珍藏著11世紀以來英國重要檔案的寶庫，堪稱世界上館藏量最多的檔案館之一，其中有關英租威海衛的檔案有三大部分：殖民部的大英威海衛行政公署管理檔案、外交部的威海衛對外交涉檔案、海軍部的軍事檔案以及威海衛政府公報、法令等。面對超出預料的數量之多、內容之全的檔案，面對檔案中不時出現的熟悉的地名和人物，查檔小組興奮不已，塵封了近百年的檔案，我們有幸成為第一批親眼目睹的中國人。消失的歷史，一瞬間竟然變得觸手可及。
短暫的興奮過後，查檔小組迅速熟悉了環境和查找程序，進入到緊張的操作環節。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其豐富的館藏量和良好的服務吸引著世界各地的查檔者，這家檔案館每天要接待二三百位前來利用檔案的各界人士。在英國，閱覽檔案是免費的，但要複製費用卻不低，一般複印一張A4紙需要0.4英鎊，所以精明的英國人大多采用人工抄寫、電腦錄入或錄音的方式來享用檔案資源。然而這些方法對查檔小組而言並不是很適用，近千卷的檔案，每卷厚度三四公分到十幾公分不等，加上中英文混雜和囊中羞澀的限制，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篩選出最有價值的檔案進行復制，這可是高強度腦力加體力的重活兒。在英國逗留的12天裡，除了週日閉館一天外，查檔小組在國家檔案館裡度過了整整11天，複印檔案1.2萬頁，縮微膠片248米，並翻拍了一批老照片。最讓查檔小組大喜過望的是在這裡看到了英租威海衛時期的核心檔案——《英租威海衛專條》和《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的正式文本。那是查檔工作接近尾聲的一天，工作小組應約拜見館長塞洛太女士。短暫的會談之後，女館長陪同來自中國的客人參觀檔案館，並應客人的請求拿出了英租威海衛時期的核心檔案，兩份重要條約的正式文本。當緞布包裹著的木質封皮被打開之後，一片火漆剝落下來，但裡面的文本卻色澤分明、完好無損。這是當年密封后的第一次啟封。為尋找這兩個文本，張建國他們在國內曾遍查未果，卻在異國他鄉看到了真跡。讓人感到蹊蹺的是，在《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中專門有對檔案處置的條款。第四條規定：英國在撤離威海衛時，要將大英威海衛行政公署所有之一切檔案及其他文卷移交給中國。雖然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但當時列強的霸權政策又能讓懦弱的中國政府怎樣呢？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威海人第一次看到這個條約文本的時候，該是怎樣的百感交集啊！儘管被允許翻閱條約已經讓張建國他們非常感謝塞洛太女士了，但在內心深處他們仍抱有更大的期望，希望有一天能夠把這兩份正式文本帶回國內，帶回威海。
回國以後，他們製作了“英租威海衛32年”展覽，引起轟動。在觀看展覽的人群中，一位來自英國的老人看得格外仔細，他就是英國退役海軍少校查爾斯。老人對英國海軍在劉公島的歷史頗有研究，此次就是帶著100多張在英國徵集到的老照片來威海做實地考察的。與查爾斯建立聯繫以後，張建國在1999年7月再次赴英查檔時，就把目光擴大到了官方檔案館以外。
查檔小組來到了查爾斯居住的英國南部弗爾哈姆小鎮，在1902年創建於威海衛、1947年遷址這裡的德恩垂共濟會會館，他們看到了具有濃郁中國風味的環境佈置，以及共濟會會館創建之初的大量照片。德恩垂共濟會是一個國際慈善組織，英國人德恩垂•勞治是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共濟會遷址小鎮以後，房屋的風格仍然保留著在劉公島創建時的樣式。牆壁上懸掛著以龍為主要圖案的垂簾，會場和主席臺周圍的橫幅上寫著吉祥如意之類的詞句。一年一度的大聚會之後，大家仍然保持用筷子吃中國餐的習慣，全過程都完全按照中國的習俗進行。在這裡張建國他們感受到了濃郁的威海鄉情。而在相鄰不遠的英國海軍潛艇博物館和海軍檔案館裡，查檔小組更是收穫頗豐，複製了一批難得一見的英租時期的老照片。除此之外，第二次查檔的重點目標是曾擔任過威海衛最高行政長官的駱克哈特和莊士敦的私人檔案。查檔小組來到兩人的故鄉蘇格蘭，在蘇格蘭國立圖書館，在喬治•沃森大學，他們不僅看到反映這兩個人生活軌跡的檔案，也看到了由這兩位行政長官蒐集的目前在國內都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和藝術品。離開蘇格蘭，在友人的指點下，張建國一行又來到牛津大學查找傳教士檔案，到隸屬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查找有關英租歷史的研究成果。
兩次查檔收穫是豐厚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材料又顯得捉襟見肘。不斷出現的疑團，讓張建國越來越感到帶回的史料缺東少西，越來越渴望能夠有新的機會去尋找解答問號的依據。2002年春節前夕，查檔小組一行三人又爭取到了赴英一週的機會。儘管由於經費和時間的限制，加上繁重的查檔任務使這次差旅顯得異常艱苦，儘管三個人在異鄉度過了沒有親人相伴的春節，但此次的收穫卻讓他們欣慰。這一趟除了在國家檔案館複製了2000多頁外交部檔案，在喬治•沃森大學翻拍了200多幅照片以外，意外的收穫是在考文垂見到了曾在威海衛創辦過多種產業的商人鄧肯•克拉克的後代，並在他的家裡第一次見到了威海衛區旗。 鄧肯•克拉克是威海衛第一家外資企業——康來洋行的創始人，康來洋行早期主要為英國駐軍和殖民政府辦理官方採購，隨著業務的擴大，在郵政、旅遊、教育等方面多有涉足，可以說它在威海衛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如今登上劉公島，一眼望去，仍然能夠看到完好如初、仍在使用著的康來飯店。
那一天，在老克拉克孫子的家裡，當主人拿出一面藍色的旗子的時候，張建國一行異常興奮，這就是當年的威海衛區旗！在此之前，一位臺灣朋友曾給張建國來過一封信，說在網上發現了兩面旗，一面是威海衛租借地的區旗，一面是威海衛行政長官旗，希望張建國能夠幫助辨認一下。由於在檔案中始終沒有發現過區旗、行政長官旗之說，請教專家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旗子的問題竟然成了一個謎團，沒想到在考文垂問題迎刃而解。這面旗漂了色，顯得很舊，由此推測，這是一面曾經掛過的旗子。由於國內不易找到旗子的面料，張建國希望克拉克先生能夠幫助在英國複製一面。
2004年春天，威海市政府組團赴歐洲舉辦經貿招商活動，鑑於檔案局幾次查檔與英國建立起來的聯繫，決定由檔案局舉辦隨團展覽，主題鎖定為“百年威海”。聽到這個消息，張建國心中暗喜。這幾年在研究英租時期檔案的過程中，時常發現被遺漏的檔案，而且與英國民間人士不斷建立起來的聯絡網絡，又時常反饋回來發現新線索的消息，利用這個機會正好可以彌補以前的遺憾。所以當團裡在英國的活動結束後，張建國一行三人放棄了出訪其他國家的機會，繼續留在英國“打撈”檔案。也許是受到他們誠意的感動，在考文垂當他們第二次見到克拉克後代的時候，萬沒有想到主人會將那面也許是世界上僅存的一面威海衛區旗贈與了他們。
從1998年到2004年，六年中張建國一行四赴英國，耗資百萬元，帶回了三萬多頁檔案複印件和兩千多張翻拍照片。威海衛32年遺失的記憶被打撈上來了，而且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豐富。
拼接殘缺的記憶
在威海，至今依然可以看到不少英租時期的建築，但是建築是沉默的，除了歲月侵襲的痕跡，這些冰冷的房屋並不會述說過去的故事。其中有幾棟建築據說是當年華勇營的營房，但華勇營是做什麼的誰都說不清。沒有檔案的記載，城市的記憶在傳說中變得支離破碎，而找尋檔案的目的無非是想用一頁一頁的檔案碎片，讓破碎的記憶完整起來。
複製回來的檔案拼接出了華勇營的來龍去脈：《英租威海衛專條》簽字後，英政府感到僅憑一紙空文是難以真正實現殖民統治的，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作保證。當時英國正處於兵力匱乏時期，不可能從本土派兵增援，於是他們想到在華組建僱傭軍擔負威海衛的防務。1899年，一支由300多名中國流民組成的僱傭軍在威海衛成立，被稱為“中國軍團”，又稱“華勇營”。這支武裝力量成立不久，就成為英殖民當局鎮壓威海人民的武器，而且還被派往天津，圍攻義和團。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初，這支“中國軍團”是八國聯軍中惟一代表英國參戰的部隊。為了紀念在歷次戰鬥中陣亡的官兵，殖民政府甚至在威海衛專門樹立了一座刻有23名陣亡官兵的紀念碑，褒獎這支部隊。1906年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中國軍團失去了存留的價值，最終被宣佈解散。大部分士兵轉往南非當警察，部分士兵留在當地充當巡捕或加入中國軍隊。
如何評價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用歷來有爭議，張建國一行在查檔中發現，至少有一項傳教士發揮的作用是不該被忽視的，那就是歷史保護作用。20世紀上半葉散佈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在進行所謂傳播福音、發展教徒、擴展西教勢力的同時，還肩負著蒐集、彙報各地情報的任務，包括近期發生的重大事件、形勢動態、民眾生產生活狀況等。基層教會通過教徒瞭解情況，彙總後向上一級教會組織彙報，再逐級報告總部，構成了組織嚴密的情報網絡。當時英國官方很多需要了解的情況、需要辦的事情都是通過教會組織來完成的。牛津大學保管的威海衛傳教士檔案就非常豐富，一類是各地教會組織的工作報告，一類是各地傳教士發往總部的信函。以此可以看出，教會檔案構成了當時社會狀態的寫真圖，是內容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資源。撇開他們當時主觀上的圖謀，僅從客觀效果看，這些檔案對保護歷史記憶是起到過特殊作用的。
在頻繁接觸這些歷史檔案的過程中，張建國對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把自己研究的領域喻為“充滿誘惑、讓人慾罷不能的空間。”他告訴記者：“當你梳理著成堆的歷史資料，端詳著一張張泛黃的歷史照片時，你會情不自禁地置身於那個活生生的歷史現場；當你把某一個歷史問題弄清、把某一疑團解開時，那種興奮不已的感覺難以言表……”張建國就是這樣深深地沉浸在檔案的世界裡，他要用檔案拉直一個個歷史留下的問號，用檔案拼接城市曾經缺失的記憶。在整理資料的同時，檔案館還組織人員對帶回來的歷史資料進行考證，對照照片探訪了許多歷史遺址，走訪了許多健在的老人。
喚醒沉睡的記憶
地方檔案館耗巨資跨國大規模地徵集檔案，威海市檔案館應該是第一位吃螃蟹的。至於徵集回來的檔案價值究竟有多大，用威海史志總編審曾豐麟的話說，一方面是學術價值，另一方面是精神支柱價值。很多人對於一些歷史遺蹟都不知道背後的內容，即使是威海人自己也不知道家鄉曾經遭遇過的屈辱，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當有的人對耗資百萬跨國查檔提出質疑的時候，張建國的回答是，不能簡單地用錢來衡量它們的價值，因為這32年本身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我們通過查檔案，把這段歷史找回來了，可以用這段歷史來進行民族教育和愛國教育，它所激發起來的感情和幹勁，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恐怕不是可以用百萬來統計的。
複製的檔案運回國內以後，威海市檔案局分期分批地採取多種形式及時向社會公佈。1998年，第一次查檔回國，正趕上7月1日是《英租威海衛專條》簽訂100週年，他們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展覽的籌備中，僅用了兩個多月，就將帶回的檔案進行了整理、分類，並在研究的基礎上向社會推出了由40多個版面、200多幅照片、60多份歷史資料、300條說明組成的展覽——“英租威海衛32年”，引起轟動。市領導對展覽給予了充分肯定，當場拍板追加赴英繼續查檔的投資。展覽還吸引了英國友人的參觀，為他們進一步到英國民間查檔提供了線索。
2002年，歷經三次赴英查檔，史料已經積累了不少，英租32年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當時的社會狀態也變得生動起來，檔案幫助人們完成了對歷史現場的還原。張建國利用本館的研究力量，對史料進行了細緻而系統的梳理，與山東畫報出版社聯手，推出了圖文並茂的《米字旗下的威海衛》。這本書經過反覆修改，文字先後八易其稿才最終定稿。書中的258幅照片，也是經過反覆的對比鑑別後，才在1700多幅照片中選定的。書的記述和編排都很精彩，以一個編輯對文字的判斷，筆者很感慨作為一名學理科出身的行政領導，筆下能流淌出如此流暢、感性，充滿厚重歷史感和細節意趣的文字，這不能不讓人下這樣的結論：書中傾注了張建國太多的情感和心血。書出版後的效果讓張建國始料未及，不僅威海人感到振奮，連祖籍威海的海外華人也對這段歷史，對這批檔案表示出了極大的關注。史學界一些素不相識的學者也紛紛撰文，讚譽此舉為填補歷史空白所做的貢獻。各路媒體更是爭相報道。
英租歷史被澄清了，那麼英租文化的底蘊還有沒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能不能利用那一段特殊的歷史為城市今天的發展做些工作？以威海市領導對赴英查檔支持的力度看，他們早已認識到了英租歷史所帶來的潛在價值和無形資本。2004年春天，市長親自帶隊，組織經貿代表團訪問歐洲，給檔案局的任務是隨團舉辦“百年威海”的展覽。展覽的宗旨是，以百年曆史為主線，充分發揮威海市與英國曆史上的淵源優勢，推介和展示威海的整體形象，提高威海的知名度，讓更多的歐洲人瞭解威海，熟悉威海，吸引更多的歐洲人到威海觀光、度假、居住和投資，吸引更多的高層次人才參與威海的經濟建設，以推動威海與歐洲的全面合作。
追索丟失的記憶
幾次跨國查檔的經歷也引發了張建國的思考，這些檔案的歸屬到底應該是誰！我們花費了時間、精力和資金查檔，究竟應該由誰來買這個單！
按照1930年歸還威海衛時兩國簽訂的《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第四款的規定：“英國政府允許將英國威海衛行政公署所有之一切檔案、登記簿、契約、及其他文卷等項，凡為接受及與中國政府將來管理威海衛有關者，須一律移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一國佔有別國檔案的情況非常複雜，在國際上稱之為“有爭議檔案”，這類檔案一直受到被佔有國的關注，他們一直呼籲讓佔有國歸還檔案。一些國際文化組織對此也十分重視。國際檔案大會理事會從1950年開始，就不斷地加強有爭議檔案歸屬問題的討論。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了一個《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進口和文化所有權轉移公約》，按照公約上的有關條款，掠奪的檔案應該歸還檔案所有國。197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8次會議通過決議：“在雙邊協議框架內，積極考慮將在別國領土形成的有關別國的歷史檔案歸還它國。”但在1983年的最終討論時，此條款被法學家否定。1995年國際檔案理事會在中國廣州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解決有爭議檔案歸回問題的觀點”的立場性文件，進一步強調了通過談判解決歸還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2004年召開的第15屆國際檔案大會上，考慮到以國際公約解決有爭議檔案的困難性和複雜性，大會通過了一項有關有爭議檔案的建議，要求執委會進行方案研究以促進對這一領域的思考和國際合作。
威海市已經派人四赴英國查檔，但據統計，查回來的檔案只是這部分所存檔案的十幾分之一，或者更少，而且帶回國的檔案全部是複製件。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經常地出現資料不足的情況。張建國告訴筆者，如果肯定地知道沒有能解答你要澄清問題檔案的存在，也就罷休了。可是當翻開未查回檔案的目錄時，那些你所需要的檔案清清楚楚地印在其中，心裡是個什麼滋味？我想，換了誰恐怕都不會甘心留下這個遺憾的。何況還有數量不少相當重要但不便於複製的檔案我們還沒有帶回國！我心中至今有個奢望，什麼時候能夠把這部分檔案原封不動地搬回國內就好了。
張建國始終沒有放棄追索英租檔案的努力，他曾與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法學講師陳汝沁探討過這個問題。據陳講師的瞭解，在英國眾多的殖民地中，大部分殖民地期間的檔案都留在了原地，惟獨威海衛的檔案運回了英國，這種處置方式很令人不解。如果暫且不論當時檔案運回國的具體原因，只憑借其他殖民地檔案都留在了原地，或憑藉《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第四款的規定，我們能否努力要回檔案呢？
有爭議檔案的歸檔問題，不是單靠一個地區一家地方檔案館的爭取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值得慶幸的是，國際社會已經關注到這個問題，我們自己也邁出了出國查檔，與塵封多年檔案零距離接觸的第一步，檔案的歸屬問題早晚會有一個讓多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我們期待著，同時不放棄爭取的努力。
閱讀更多 生態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