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曾用"战争迷雾"，来比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总和构成战争阻力。在古代战争中，指挥员主要靠感官和"用间"接收和获取信息，浓厚的"战争迷雾"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局中人借助"战争迷雾"施韬展略，局中人施韬展略又加重了"战争迷雾"。于是，军事家总希望知道"山那边"的事情。
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不断扩大的战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使组织指挥日趋复杂。与此同时，无线电电报用于军事，飞机空中照相出现于战场，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全力服务于战争，军事家的眼界大大扩展了，组织指挥的手段空前提高。但总的说，这一时期的信息技术，还仅仅是对人的感官功能的扩展。军事家虽然能够看到一部分"山那边"的事情，但是还不能看清事情的真伪。
谋略的筹划与设计需要"知彼"，而谋略的实施则必须让"彼知"。就是说，要有信息渠道把你"想让对手知道的东西"传给对手。在前边讲到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环环相扣的庞大欺敌活动，都只有让敌人看到、听到、了解到，成为敌统帅部的决策材料，才能产生实效，使对手去做盟军所期待的事情。当时，盟军针对德军最为依赖的四种信息渠道，从四个方面进行谋略设计：一、针对德军的空中侦察，设计目视欺骗。主要是布置假目标，实施战术示形。二、利用德军无线电截收能力，设计无线电通信欺骗。三、利用破获变节的德军间谍，即"双重间谍"，为德军总参谋部传递假情报。四、利用新闻宣传，制造假新闻，为战役伪装服务。
各条向敌统帅部传递信息的渠道畅通度不同，敌统帅部对不同渠道传来的信息认同度有异，谋略设计时对信息渠道利用应把握侧重点。还以诺曼底登陆战役为例，曾一度，盟军把无线电欺敌作为重点，但由于当时德军把无线电截收部队的主力用到了正在激战的东线，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西线。另外，英国的无线电通信量大而混乱，很难让德军在恰当的时间准确截收"想让他们知道"的情报。实际上，最起作用的是"双重间谍"，最成功的是"反间计"。
在活力对抗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不断提高了军事指挥员"知彼"的能力，克服着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开辟出让"彼知"的新通道，增加着不确定性。如果说，以往的战争因缺乏军事信息和情报，是造成战争阻力的主要因素；那么，在信息时代，信息过剩、信息超载、信息盈余、信息膨胀、信息泛滥，则是战争阻力的新因素。谋略设计既需要获取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又需要从大量的信息中选择、分析、辨伪、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一位情报官，采取一种"可信度"组合分析法，颇为后人重视。他先对信源进行分析，并根据信源的可靠度，分出甲、乙、丙、丁四个质级。之后，再对信息内容的可信性，分为A、B、C、D四类。每当接到新情报时，依据经验和已知情报，判断这一新情报内容的可信性属于那一类，再确定出这一新情报的信源属于那个质级。这样，他就可以根据信源可靠度和内容可信性的座标，对信息作出质量评估分析，服务于军事决策中的谋略设计。
总体上说，军事系统可分为"行动系统"和"认知系统"。前者包括军事打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保障力，后者是指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人机结合系统。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新军事变革，实际是军事"认知系统"的革命。在透明化战场上，拥有"制信息权"的一方，才有控制权。对"制信息权"的最简明理解是：在了解敌方一切情况的同时，能有效阻止敌方了解已方的情况。谋略需要"制信息权"，谋略又影响着"制信息权"。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争得战场的单向透明；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也正好可以借助对方获取信息的优势，把想让对方知道的信息传给对方。计算机扩大了人脑的功能，但还不能代替人的判断，最后的决心还靠人脑。1862年，正值美国南北战争重要时期，南方李将军的一份特别命令，落入北军将领麦克莱伦手中。这份命令详细阐述了南军的行踪和意图，反映出李将军岌岌可危的处境。麦克劳伦握在手中的是一个黄金机会，可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初，他判断这是个骟局。后来，待他反应过来，南方叛军已经重新集结起来。
在信息时代，计算机缩短了人的心智与认识对象的差距，为军事家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全面了解战场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计算机产出的信息，大于它处理的信息。因此，军事家与战场的距离也同时在扩大。正如此，美军新军事变革的下一步行动，将着力把信息优势，推进到决策优势。
以谋略控制对手，说到底是制造信息误导：或攻击敌信息基础设施，或进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或利用敌获取信息的优势播撒"战争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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