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中秋佳節，香港特區政府在萬家團圓之時，為妄圖分裂國家、鼓吹“港獨”的別有用心者獻上了一份中秋大禮——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行使香港《社團條例》賦予的權力，禁止“香港民族黨”在香港運作。該消息無疑讓輿論拍手稱快，在講究和美團圓的中秋節釋出該信號，更被媒體譽為“增強了全球華人的愛國信心”。
李家超
2016年3月28日“香港民族黨”之初，其綱領包括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以香港民族利益為本位、鞏固香港民族意識、支持並參與一切有效抗爭等。
時隔兩年半，“香港民族黨”被取締自然大快人心，但必須注意一個嚴肅的細節——該“黨派”的主要構成者以20多歲的青年為主，半數是在校和剛畢業的學生。“建黨”的基金考成員打工積攢，而大專院校則是活躍陣地。
那麼，為何“港獨”思潮容易下沉到既無權也無錢的青年群體？草根階層又為何易受“港獨”思潮蠱惑而做出分裂國家的行為？
一是經濟環境隱憂初現，草根階層更易遷怒特區政府。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自由的貿易、繁榮的金融始終被港人引以為傲。但是，香港經濟經歷過長達半個世紀的飛速增長後，其“火箭式”增長速度漸漸步入平穩態勢，發展步伐放緩。1997年香港迴歸後，先後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次貸危機，其經濟增速受到影響。
在此情況下，香港草根階層無法適應轉型期的社會，面對房價日漸高漲、失業率持續增高、工資不增反降、上升空間收窄等經濟問題，萌生出自己承受著遠高於父輩們的生活壓力的消極想法。
對此，其刻意鼓吹“香港經濟倒退”、“香港遭遇發展瓶頸”歸結於迴歸祖國所致，把生活壓力扭曲成“香港人歸屬感的喪失”，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將所有社會問題都歸結於特區政府的管理不力和香港特首選舉的“民主喪失”。
因此，本就對“前途迷茫”的香港草根階層更容易尋找到情緒宣洩口，將所有怒氣撒向“軟弱無能”的特區政府。
二是陸港交往摩擦增加，草根階層更易感到利益受損。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讓香港元氣大傷，在一段時間內陷入了經濟的低潮期，而且香港自身的經濟結構也面臨轉型困局，亟需更廣闊的金融和貿易市場為之“撐腰”。
對此，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惠港措施，鼓勵以中國大陸強大的消費能力拉動香港經濟，還推出了“港澳通行證”和“港澳自由行”等政策，直接讓旅遊業成為香港的著名產業，也扶植起一大批與旅遊、購物相關的旅行社、餐飲企業、住宿企業、百貨公司和購物廣場等，讓香港迎來了發展的“第二春”。
不可否認的是，主要偏向於旅遊觀光行業的政策優化難以惠及全民，也不可能讓各方均衡獲利。在一定時期內，旅遊業者賺得盆滿缽滿，而傳統的製造業卻受到大陸產業升級政策影響而不斷下滑，導致以製造業者為主的“藍領工人”難免心生妒意，加劇了內心的不公感。
近年來，隨著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地位的加強，部分赴港產子、搶購奶粉、水客購機等現象先後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香港鋪位價格飆升、道路擁擠、日常物資供不應求、醫療資源緊缺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在此過程中，處於社會底層的香港草根階級看到大陸快速崛起，擠佔其工作機會難免“眼紅”，也增加了牴觸情緒。
三是校園家國教育缺位，草根階層更易迷失民族認同。香港迴歸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仍保持西式教育，國民教育課的開設在泛民主派和學聯的反對下一拖再拖，反而造成了愛國教育的“真空期”。
由於“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存在，香港教育界錯誤地認為不需要對青年教育做出任何的要求、交流甚至預設，仍舊秉承著“不干預”的原則，希望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形成的西方文化，能夠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大陸的東方文化進行融合。
這種“放任自流”的惡果，便是香港草根階級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感到迷惘甚至抗拒，甚至錯誤地將將中央管治喻為“殖民”，對於真正的殖民統治反而提出“感謝英國”的口號。
由於缺乏家國教育的土壤和民族認同意識，香港草根階級的西化思想更為嚴重，容易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和同化。
受此影響，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價值理念在香港異化成“民粹”和“不受限制的自由”，錯誤理解中央權力、無視中央推進香港落實普選的努力，將“高度自治”片面理解成“完全自治”，將中央依照憲法與基本法對香港的管治視為“干預”，懷疑以致排斥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權力，造成香港在與中國大陸順利融合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四是本土政客鼓吹炒作，草根階層更易成為挑唆對象。香港的立法會中，不少反對派議員本身便是“港獨”人士，但因議員身份保有豁免權，故口無遮攔地發表港獨言論。
同時，反對派在立法會中“拉布”、“流會”，甚至肆無忌憚地施行言語與肢體暴力，把議會鬧劇當作個人舞臺，將神聖的表決現場搞作政治秀場，賺足了草根階層的眼球，也使得“激進分離主義”藉助種種鬧劇在社會上廣受傳播。
西方勢力和香港“港獨”勢力裡應外合，也為鼓吹“香港獨立”提供了培訓、資助和聲援。全球震驚的“佔中”事件即少不了西方反華勢力暗中支持，而香港美國中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等組織均明裡暗裡對“港獨”勢力大開方便之門。
與此同時，西方反華勢力還將“一國兩制”治國方針作為重點攻擊對象，貶低中國“沒有民主”。但其實，這些勢力的司馬昭之心盡人皆知，通過搞亂香港來搞亂中國，從而狙擊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其險惡居心著實下作。
在此過程中，無權無勢的草根階層比較容易被煽動，也易被反華勢力承諾的“光明未來”所迷惑，從而走上街頭參與街頭政治，激化矛盾。
香港政府以雷霆萬鈞之勢取締“香港民族黨”可謂大快人心，但要真正把“港獨”的思潮從草根階層中驅除，仍要費上一番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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