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毛澤東，還是粟裕，一開始並沒有想把淮海戰役打成了一個決戰。這是因為徐州劉峙集團擁有4個機動兵團和6個綏靖區約70餘萬人的兵力，其中還有國民黨軍中最有戰鬥力的一部分主力。而當時華東野戰軍雖然擁有15個步兵縱隊（軍）和一個特種兵縱隊約36萬人的兵力可以投入機動作戰（另華東軍區部隊有37萬餘人），但無論是在兵力上，還是兵器上，都居於劣勢。能夠抓住機會吃掉黃百韜，僅靠華野力量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另一重要力量的有力協同與配合，就是中原野戰軍。
中原野戰軍是淮海大戰發起前的1948年5月9日由原晉冀魯豫軍區南征野戰軍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陳謝集團編組改稱而來的，同時還重建了中原軍區（區別於中原突圍時期那個“中原軍區”）。至淮海戰役發起前，中原野戰軍已發展到了擁有7個步兵縱隊15萬餘人兵力，重建的中原軍區所掌握的能夠獨立作戰的地方武裝也擁有了20餘萬人的兵力——這些地方武裝很多是由挺進大別山的原晉冀魯豫南征野戰軍的主力為骨幹編成的。
中共中央為了經略中原，早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拉開“戰略反攻序幕”時就已開始籌措中原軍區——從彼時開始，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呈“品字型”展開，先後殺入了中原大地。但是，當時這三路大軍還是各自遂行軍委賦予的任務，尚未形成統一的指揮。
半年之後的1948年初，鄂豫皖、鄂北、豫皖蘇及豫西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於是中央軍委也“與時俱進”，於1948年1月2日首次提出了“三軍協力”打殲滅戰的意見，並擬以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在平漢路以西，漢水以北，隴海路鄭州-潼關段以南廣大地域，實施機動作戰——陳粟大軍的西兵團一度還準備渡江作戰。
如此，統一戰區統一指揮的問題也就是提上了日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醞釀重建中原軍區，加強中原局的領導，以劉伯承、鄧小平統一指揮在這片區域作戰的各路部隊。為此，時任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的粟裕將軍就“三軍協力，統一指揮”的問題提出了兩次重要建議：
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電軍委，提出建議：
……我一個戰略區之兵力，對當面之敵作戰，則難取全勝，如待三個戰略區兵力集中，則又失去戰機。而敵人則利用其較我優良的運輸條件和建制的臨機變動，以集中或分故對付我軍。但我軍則因缺乏固定補給來源和足夠的運輸能力，又不便長期集中強大的兵團於一個地區（或方向）作戰。
因此，建議三軍（劉鄧、陳謝和我們）在今後一個時期，採取忽集忽分的作戰方式，以求能較徹底的殲滅敵人一路（我們一軍如不擔負打援，兵力是夠用的），只要鄰區能及時協同打援或箝制援敵遲進，殲敵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區殲滅戰結束，敵向此區集中，則我又分散或轉至鄰區，總以何區便於殲敵，即向何區集中。如此能有兩三次殲滅戰，則形勢可能變化。管見是否有當，請示知。如認為可行，則請劉鄧統一指揮。1月31日，對三軍協同作戰再陳擁護之意：
因此於最近時期，將三個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採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戰法，於三個地區輾轉尋機殲敵（華野除葉王陶外可以三至四個縱隊參戰——“除葉王陶外”，是因為當時三個縱隊由準備由粟率領渡江南下），是可能於短期內取得較大勝利的。如是則使敵人機動兵力大為減少，而我軍在機動兵力的數量上，則將逐漸走向優勢；同時也可因戰役的勝利，取得較多的休整與提高技術的時間。如果我軍在數量上及技術上取得優勢，則戰局的發展可能急轉直下，也將推進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
粟裕的建議與中央軍委的設想是吻合的，中原戰區統一指揮的醞釀也日漸成熟。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原局管轄津浦路東隴海路南包括豫、陝、鄂整個地區，統一該區黨政軍民一切工作之領導”，且“陳毅、鄧子恢同志加入中原局”——在此前，劉、鄧就曾表達過請華東方面派“對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富有經驗”的大員來加強中原局的工作，解決各路人馬在中原作戰時的“吃飯問題”。而擅長理財的鄧子恢當作為一個絕好的人選，當然也就成了劉、鄧向中央指名索要之士。
至於陳毅“加入中原局”，背景稍微複雜一些（當然最大的背景還是中央協調統一各方力量以經略中原的大政方針），陳、饒之間的矛盾當然是背景之一。對饒很器重欣賞的劉少奇當時在陳饒矛盾中的態度那是盡人皆知的，陳毅調中原局，當然也不能排除已在中央決策中心的他所施加的影響。但就中原方面的劉、鄧來說，那卻是一件求之不得大為歡迎的事情——這將極有利於中野、華野兩大野戰軍在中原戰區作戰上的密切協調與配合。
因中央考慮了粟裕再三要求“華東離不開陳軍長”的意見（劉陳鄧也提出“無論陳毅同志在中原局任何職，其在華野的任職不變”的要求），所以陳加入中原局時，其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職務也予以了保留。應該說，粟裕的這個挽留意見並不是出於客套或矯情而是出自由衷的：粟裕在軍事指揮上的成長和傑出才華的展露，與陳粟間的合作歷史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粟裕戰役指揮步入輝煌的歷程始於“黃橋決戰”，那一仗因陳粟相得益彰的合作堪稱完美之作。
而山野、華野合併為華野之後，“陳出題目，粟作文章”合作格局又創造出了一系列精彩紛呈的經典戰例。粟作為“後起之秀”的軍事指揮家在尚未建立起足夠的軍事指揮威望而在指揮上每遇障礙之際，井岡山上的老騾子陳毅只要操起電話說一句：“粟副司令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一切就能擺平；而當粟負責戰役指揮的南麻、臨朐戰役受挫之時，也是這位井岡山上的老騾子向中央主動承擔責任併力陳“我認為我黨廿多年來創造傑出軍事家並不多。最近粟裕、陳賡等先後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並肩邁進，這是我黨與人民的偉大收穫”。
而粟裕本人，實際上也在“加入中原局”之列（劉鄧於1948年5月5日至軍委電中還提出過由粟兼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的建議 ）。中央在接受粟裕提出的“暫不過江，集中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主力，爭取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的意見並決定粟裕兵團（華野西兵團）也加入中原戰場後，粟裕也“加入了中原局”。1948年5月9日，中央軍委正式劃定了中原解放區的轄區：“除華中解放區現轄地外（引者注：即蘇北解放區），凡隴海以南長江以北直至川陝邊均屬中原解放區”——這其實就是共產黨方面的“中原戰區”。
同時還決定了中原局、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的領導機構的人選：中原中央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以劉伯承、鄧小平、鄧子恢、李先念、宋任窮、粟裕、李雪峰、陳賡、張際春、謝富治、劉之久為委員。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蘇分局，以宋任窮為分局書記。
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陳毅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李先念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野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為副司令員，宋任窮為副政委。
如此，整個中原戰區就被置於了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之下，不僅可以指揮中原野戰軍，也可以指揮進入中原戰區作戰的華東野戰軍——甚至還包括配屬行動的華北軍區部隊，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的協同與配合，也因此而進入了更高的層次。
華東局的陳毅、鄧子恢、粟裕加強中原局，而中原局下的豫皖蘇分局書記宋任窮也兼任華東野戰軍副政委，實際上也是在加強正籌劃中的兩大野戰軍在“逐鹿中原打大仗”上的“協力配合”。而且，此後的中野、華野都有比較密切的協同作戰，中野首長指揮過配合的華野部隊，華野首長也指揮過配合的中野部隊，彼此間配合得也十分密切（其實這種配合解放戰爭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共產黨在中原規劃戰區之時，國民黨中也有人在打量這片地域。
差不多在共產黨加強中原局領導，建立南線指揮中心的同時，國民黨方面的也有富於戰略眼光者把同樣的問題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小諸葛”白崇禧就主張“以華中部隊（指黃河長江之間的國民黨軍隊）運動於江淮之間”，對人民解放軍進行攻勢防禦，以鞏固南京防衛。為此，也提出了“統一指揮”問題：華中只能有一個“剿總”（即一個戰區），這個“剿總”的總部應該設在蚌埠，由他自己來擔任指揮官。李宗仁也向蔣介石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從戰略上來說，黃淮平原……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鐵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
應該說，李、白二位是頗具戰略眼光的。然而，由於這個建議提議者的派系屬性，犯著了小心眼兒的蔣公的忌諱——蔣公對野心很大的桂系總是有著很堅固的心理堤防，所以“毫不隱諱地對白說：徐州將另設一‘剿總’，以劉峙為總司令；華中‘剿總’即設武漢，指揮江北上游部隊”。於是，就在共產黨統一中原戰區指揮的一個月後，國民黨方面卻將這片至關重要的區域一分為二，分劃給了以劉峙為首的徐州“剿總”和以白崇禧為首的華中“剿總”：華中“剿總”擁兵35萬，轄平漢路東，津浦路東，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區，總部駐節武漢；徐州“剿總”擁兵70萬，轄蘇、魯、豫、皖地區，總部駐節徐州。
國共雙方對同一個問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關於國民黨方面的選擇，李宗仁先生曾有如下評判：
為指揮這一方面的戰事，蔣先生曾於三十七年春（1948年）初召開戰略會議，決定白崇禧兼任華中剿匪司令長官，駐節武漢，與徐州形成犄角之勢。我聞此訊息，即向蔣先生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在戰略上說我，黃淮平原西至潼關、宜昌，東達濱海岸，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無奈蔣先生不接受這一建議。他硬要把這個戰略單位分裂為“華中”、“華東”（注：應為徐州）兩個剿匪總指揮部。此種分割已鑄大錯，而以劉峙擔任更重要的華東（應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長官，尤非其選。
李老先生的評判相當準確精當。淮海大戰期間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老先生也曾回憶，當時他也向顧祝同詢及此事：
……“南京不少人說：‘徐州是南京的門戶，不派一隻虎將鎮守，也應派一隻狗守門嘛！怎麼派一條豬呢？’”
顧祝同連忙解釋說：“你不知道，蔣銘三（鼎文）日嫖夜賭，不理事，劉經扶雖然老實一點，還肯管事，總比蔣銘三強。”這大概就是曾一度傳說蔣鼎文任徐州“剿總”司令，而終於換成了劉峙的原因。同一個戰略區域，兩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一個劃一了，一個劃不了一，這對後來的戰事發展，特別是淮海戰役的戰事發展，影響至大。大戰前夕，兩軍在“統一指揮”上的決策過程與結果，當然也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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