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度盛会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择地在每年的11月22日-23日举办，致力于搭建高层次的行业对话、交流、合作平台。截止2017年年底，已成功举办了9届年度盛会，累计5000多人次参会，2000余家机构参会，280余家媒体参与推广传播。2018年会以“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为主题，将在苏州举行。
刘盛：公益筹款十年反思，野蛮生长或将终结？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公益筹款有5个特点。
规模向上快速增长，但是过程跌宕起伏；社会力量愈加活跃，呈现国退民进的趋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中国捐赠收入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多的力量成为捐赠主体，多元化发展明显；捐赠总额已经超过英国，但是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
这10年又有很多事件都是影响着行业的走向可划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2008年汶川地震、2012年十八大和2015年99公益日作为重要的分割点：
2008年以前，是“国际组织时代”；
这个阶段非常典型的就是国际组织在主导中国的公益行业议程和议题讨论。从政治、法律和社会，都有很大的突破，鼓励企业捐赠，把免税资格做了很大的调整。
2008年以后，叫做“中国民营企业（家）时代”；
2008年，对于中国公益行业来说，确实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个大灾害面前，中的民间公益力量被激活，尤其是企业和企业家。虽然很多国际机构都在灾区工作，而且投入的力度也很大，但更主流的还是国内的民间基金会。有壹基金、万通基金会、万科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友成公益基金会。
2008年之后，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和企业家基金会呈现雨后春笋般的感觉。很多草根社会组织可以找国内的企业或者基金会筹款。
2012年之后，叫做“政社分开时代”；
十八大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 善事业”，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是“政社分开”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昭示着政府将进一步转变角色，将更多的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
“政府采购”，采购民间机构的服务，尤其是社工机构服务，出现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社工机构大发展，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组建和匹配了大量的“孵化中心”和“服务中心”，作为平台来为民间组织提供支持。国内最早做公益机构孵化器的恩派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各地建立办公室，承接政府项目。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爆发式增长，从之前每年增长1至2万个，变为每年增长5至6万个。
2015年之后，是“公众筹款时代”；
网络捐赠一直是公众参与公益的代名词。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第一次激发了公益行业所有机构的筹款热情，通过“一起捐”这个工具，基于微信平台，彻底的降低了公益组织公众筹款的门槛。想做公益不仅仅不需要找国际组织，也不需要认识有钱的企业或者基金会，更不需要去找政府，只要自己去腾讯网发起项目并劝募（并被公募机构认领），便有可能获得大家的支持。
当我们把过去的十年分成4个阶段时候，结合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些趋势判断：
目前，互联网商业公司在主导并设置筹款的话题，而更多的机构在互联网筹款上并没有完全主动转型，免费流量的“快钱”过多，不重视可持续筹款，对筹款人伦理没有共识。行业还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缺乏稳健的筹款体系和清晰的战略，长此以往不可持续。
建议1：筹款人将成为重要的职业选择，机构必须做好人才储备和培养；
建议2：重视筹款成本和支持社群建设等可持续发展指标；
建议3：抓紧建设机构的筹款基础设施（风险管理、品牌和透明度等）；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政社分工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初见成效，政府背景社会组织已经在改组或者改革，政府也会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在2018年11月21日的“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官微中，专门提出社会组织不得制造悲情误导舆论，悲情筹款路线需要调头。
建议4：公众筹款将成为主流趋势，要拥抱趋势；
建议5：公募基金会面临重大挑战和机遇，尤其是官办公募基金会（慈善会）
建议6：重视政府采购，这是NGO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城市化和老龄化，社会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大规模转移，势必影响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工作手法；而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公益的边界愈加模糊。企业参与公益的方式面临巨大变化，金融和更多跨界力量更多参与公益。
建议7：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等市场手段成为公益行业重要的手段；
建议8：遗产捐赠将成为社会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
建议9：企业CSR向基金会转移
艾路明：希望更多优秀基金会加入基金会论坛组委会！
艾路明，阿拉善SEE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2008-2018年是中国民间公益快速发展十年，从青藏高原腹地守护七亿人的水源地，到中部长江生态保护；从东南沿海湿地及濒危水鸟保护，再到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阿拉善SEE基金会以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为基石，聚焦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三个领域.
十年，我们探索打造社会化环保平台，支持了550多家中国民间环保公益机构或个人，带动超过2.8亿人次成为环保的支持者和参与者。2018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整体工作稳中有进，探索创新。组委会成员达到21家，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在基金会领域有着深刻和广泛影响力的基金会加入基金会论坛组委会，推动基金会论坛在治理和业务发展方面不断深入。
在广州、成都和长沙举办了3场高质量的城市峰会，40多位来自政府、基金会、高校的不同嘉宾，15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公益慈善领域的实践者参加了峰会，讨论了基金会的价值共创与发展战略、社区基金会从0到1的探寻，发展中基金会的未来等基金会发展的关切话题。
在上海、北京共举办3期秘书长说，涉及到初创基金会的起步，基金会筹款的国际做法，基金会走出去等主题，举办了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开放日，吸引了近百位对基金会等公益慈善感兴趣的公众参与，零距离走近基金会，感受基金会，对增进社会公众和基金会之间的互相了解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联合敦和慈善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基金资助工作基础指导大全：资助者实用指南》公开出版发行。参与资助《中国基金会法律风险报告》，报告梳理了700个案例，总结撰写了基金会现阶段最常遇到的内部治理、慈善募捐、劳动争议、专项基金、知识产权等对基金会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组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研讨会，促成相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共同商讨该条例的相关条款和内容。
2018年会围绕主题，回顾过去十年的实践，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探讨基金会的未来和发展。面向未来，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共同让基金会行业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力量。
杨平：剧变的时代，艰难的使命，中国公益任重道远！
杨平，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当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转型通常是指伴随工业化进程产生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一般是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游牧社会转型到现代工商社会。社会转型之中，最重要的转型是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既有的阶层和阶级分类失效，出现新的阶层或阶级。
当代世界正处于新的工业文明出现的阶段，这将带来全球范围内的剧变：新技术革命，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还有基于生物工程以及其他方面飞速变迁的技术介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崛起，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我们与周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时不时会出现冲突；逆全球化潮流，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逆全球化的潮流也在兴起，英国脱欧、欧洲的运动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上台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前四十年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现在三老三新的社会结构。全球范围的技术革命及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已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冲击。
农民工阶层会由于低端制造业就业空间压缩以及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而受到明显的影响。
中产阶层主要依赖于企业雇佣，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性最为明显一旦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他们既缺乏上层精英的抗打击能力，也不像底层民众“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中国现代公益是伴随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产生，为解决现代问题而存在。它的发展和关注重点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等问题，与传统慈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工业化条件下，传统慈善关注的绝对贫困、残疾、饥饿等问题在内容与结构位置上都出现了明显改变。
截止到2018年11月13日，共有6920家公益基金会。总体来说，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助贫、青少年妇女、儿童、老人、残疾权益、卫生医疗占主导，加起来大概70%-80%的样子。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国际事务、其他、法律这些总共加起来也就不到10%。
未来10-20年，最重要的任务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会淘汰大批的劳动人口，能不能有可能推动1000万、2000万乃至1个亿的城市职业培训，以适应新的产业发展？当然，公益领域很难独自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推动不同的相关方来做，整体提高国民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还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今天城市生活里面笑贫不笑娼，路见不平转头就跑。这些同样应该是基金会关切的问题。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中国的基金会应该去投入精力关注这些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要搭建一个以中国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网络，这个能否实现，关系到我们的国运。我们基金会同仁应该在眼睛向内的同时，也要向外，跟随国家一起在“一带一路”沿线配置资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搭建而做出努力。社会在剧烈变动，基金会有很多的事要做，任重道远。
徐永光：国营慈善不终结，健康慈善生态无望！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大会规模很大，一千多人，但是公益很小。
7月份公布了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开发的非营利组织GDP，即N-GDP。这个项目做了两年，结果应该是比较科学的。结果表明，2016年全国70万家社会组织，有大约15%是僵尸组织，连电话都打不通，人都找不到。全年创造的GDP是2789亿人民币，占全国GDP的0.37%。
我国非营利组织2016年总支出是6373亿，达到GDP的0.86%。公益支出6000多亿，怎么最后创造的GDP才2000多亿啊？ 很多我们的基金会从民间募资的捐款支出到了政府那里，创造了政府的GDP，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总之是资金流向了政府账户。创造的GDP在政府，不属于公益组织。
我们的慈善资源还有一个逆流。美国的基金会每年给公益行业，给草根的NGO捐款占全国3000多亿美元捐款的约13%。美国的捐款来自于个人的占82%，来自于企业的捐款大约只有5%，而来自基金会的捐款占13%左右。基金会是一个给公益部门提供资源的机构，是资金的上游或者是公益行业的投资人。中国相反，基金会是公益资源的吸金器，捐款主要吸到基金会这里来，然后一大半流向了政府。
十八大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要尽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新型社会组织体制”。我们现在看看，除了商会、行业协会，基金会政社分开根本没有动静。还有大量的官办基金会，吸收了民间捐款的大头，没有与政府脱离。
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基金会，应当以资助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主要业务范围”。这说明，民政部在积极推动基金会成为民间公益的资助型机构，这对于公益生态系统的良性构建是非常有利的。最后我想用道峰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沿着惯性，甚至沿着那条路线往下滑，那十年以后我们就会收获另一种果实”。
魏晨：道阻且长、行之将至，苏式公益转型正当时！
联合承办机构代表致辞
魏晨，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
进入新世纪以后，苏州的公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益领域从慈善性公益走向了公共性的公益，相应关注的问题，也从民生慈善走向公共问题。社区中的物业问题，协商民主问题，社会的自治问题，社会公共领域的交通、环境、安全、教育、卫生的问题。
苏州公益新世纪的转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公益只和道德有关的时候，公益和慈善是没有分别的。当公益和利益相关的时候，特别是和每一个人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公益实际在推进整个社会创新和社会转型。苏州公益界的公益方法从单一的志愿服务、社工服务，走向融合性的本土公益方法。走向融合性的创新新方法，意味着更大的包容，意味着更大的融合，社会融合和社会动员，使得我们更多采用了新的方法，创造出本土化融合性创新公益方法。
乐仁乐助发根于无锡，总部设立在苏州，现在在全国将近40个城市拓展了相关的业务和服务，在全国拥有31个孵化器，16个创投平台，社工、社区直接服务的人群超过百万人次，相关的合作企业和合作单位超过140家，合作的社会组织超过100家。
苏州应该是讲是乐仁乐助的发单地，在苏州有研究院、研发中心、督导中心、评估中心等一系列的注册机构，乐仁乐助相信从公益，从公共性入手，深入到重大问题，实现整体的社会性参与动员，才能建立和创立社会创新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未来共同体。
7年前当我们做第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我们在首届慈展会拿了金奖，深圳市公益发展基金会给了我们10万块钱的资助。给了我们信心，第一次对标了国家标准，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和发展动力。整个公益基金会给了苏州机会，给苏州的公益提供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机会。
朱永新：CFF2018年会的选题把握住了时代的关键点！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永新
2018年是特别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教育上来说也是非常尊敬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先生诞辰100周年。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汶川大地震的10周年。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第10个年头。作为公益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2000年发起新教育实验开始，我们一直行走在公益的路上。我们新教育实验从第一天开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公益精神、公益情怀，我们一直把支持农村和边缘地区的教育，以及把支持弱势人群教育作为自己的重任。所以我们成立了新教育基金会，一直在西部地区捐助图书馆，捐助教室，帮助教师更好的成长。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说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和乡村教育差距在拉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发展的矛盾、困难。同时，新的技术革命也在逐步的影响中国教育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带来教育很多新的变化。
“社会转型与公益基金会”，怎么样在新时代、新科学的大环境下，怎么样更好的把新技术应用到社会责任之中，同时能够保持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能够更好的融入教育之中，如何用新的扶贫理念和方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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