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6日，在野的自由韓國黨指出青瓦臺特別監察班非法監視普通民眾，韓國檢方突擊搜查了總統府青瓦臺的一個下屬機構。這是文在寅政府成立以來，青瓦臺首次遭檢方搜查。儘管不是針對總統本人，但是文在寅親信遭檢查機關調查，加之國內支持率暴跌一半，不禁讓人聯想歷史上韓國多任總統被起訴下野的事件，“青瓦臺魔咒”的背後緣由耐人尋味。我們可以從五個角度解讀：
第一，獨特的總統制模式。韓國的總統制是法國式與美國式的混合。總統無權解散國會誘使反對黨、在野黨藉助國會權力無所顧忌地“逼宮”。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獨居三權之外，卻沒有法國總統般高高在上的地位。國會有權彈劾總統，而總統無權解散國會。國會與總統權力的不平衡配置，有助於解釋韓國總統的非正常遭際何以輪迴浮現，以至於被人冠之“總統難善終”的魔咒。當人們透過總統的非正常遭際而對韓國政局表面的混亂有所不解，感到迷惑的時候，也應注意到其政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及其政治體制在根本上的穩定性。
第二，韓國檢察官的強大權力和獨立性。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韓國同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一樣設有憲法法院，此機構對憲法爭端擁有管轄權，是保障憲法實施的最高司法機關。韓國憲法法院擁有五個方面的司法權限，其中之一就是裁定對總統、總理和法官的彈劾，它是彈劾韓國總統的最後一個程序，決定著總統彈劾案的成功與否。對於韓國檢察官的獨立履職行為文在寅只有配合，今年6月，包括自由韓國黨在內的三大在野黨就要求特別檢察官組成調查組對文在寅的心腹、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前議員金慶洙陷入的“網紅門”進行調查；今年8月，特別檢察官又傳喚了文在寅的秘書宋寅培。文在寅通過特別檢察官的調查完成了對朴槿惠和李明博兩任總統的政治清洗，那麼也必然會遭到反對派的政治報復。
第三，政黨政治的極端化是影響總統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激烈的韓國政黨鬥爭局面下，總統成為最易受攻擊的靶標，因此出現了大約以四年為單位的“逼宮週期”。總統任職的第四年成為在野黨、甚至是執政黨內部反對派推翻總統政治勢力、謀取政治優勢的動員和作業時期。韓國是多黨制，但實際上主要就是保守黨和自由黨，無論誰上來之後，黨爭、黨鬥也非常厲害。文在寅政府上臺的時候，我們知道是朴槿惠政府因為干政門被彈劾下臺背後的主要推手，當然了我們說是民眾，但是實際上文在寅的影響力，或者說在背後的影子非常明顯。而反過來，自由韓國黨，朴槿惠所在的這個黨，對文在寅有一定的意見，甚至有一定的仇恨，他們一直在找機會。
第四，內政和外交的政績不佳。文在寅執政伊始，在國內經濟、就業，特別是在今年南北關係上，應該說取得的進展是比較大的，所以他國內的支持率也比較高。但是我們看到2018年年底，一方面韓國的經濟問題比較突出，2019年經濟的前景還是比較低迷；另外一方面在外交上，到了2018年年底，半島局勢原地踏步，應該說實質性的進展不多，而且現在有出現反覆的可能性。在野黨這個時候提出來這樣一個事，背後也是反映出韓國國內政治，包括國內民眾、輿論上，對文在寅政府多少有一些不滿。
第五，財閥是導致政權危機的誘因，民意又放大了它的負面效果。財閥對政治的過度捲入，不可避免帶來的政治貪腐問題。從1988年開始民選總統以來，韓國曆代總統都或多或少捲入了親屬或親信的各種問題。追溯韓國的政治發展史，在歷屆總統中，本人或其家屬、親信遭到權力尋租腐敗、官商勾結指控的有：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韓國實施民主化轉型以來，總統的對手和壓力更多地來自於各種平等的政治勢力和公眾。
綜上所述，包括文在寅在內的歷任韓國總統遭受調查親信、彈劾等政治現象，是受到根植於獨特的總統制和司法體系的結構性影響，反對黨利用執政黨任期內政績不佳發起彈劾，利用財閥過度介入政治所帶來的腐敗問題，激發公眾輿論對執政黨的反對，推動了公民參與對現任總統及親信的起訴。不過，文在寅距離“青瓦臺魔咒”發酵還為時尚早，與朴槿惠拒絕特別檢察官搜查青瓦臺而被打臉相比，文在寅的反應比較理性，韓國的檢察官獨立性強，在野黨想靠這點小把戲搞倒文在寅不太現實。但如果事態持續惡化，也可能動搖文在寅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從對半島局勢的影響來看，朝韓關係的改善需要韓國政府決策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如果國內政治鬥爭過於激烈，將難以形成政治精英階層的共識和凝聚力；執政黨與民意的矛盾升級，也不利於對朝外交獲得足夠的國內民意支持。一旦重蹈朴槿惠政府的悲劇下臺，會影響韓國對朝外交決策的延續性，使剛剛回暖的半島安全局勢面臨更多的不確定前景。
作者：秦立志 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欄目：觀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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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校對：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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