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官二代出身，其父譚繼洵曾官居湖北巡撫，封疆大吏，權傾一方，偏偏他與晚清官場風氣格格不入，甚至深惡痛絕，父親的權柄並非助力，反成負擔，就此說來，其科考失敗、仕途蹉跎，倒也談不上什麼不幸，那畢竟不是他的志業之所在。對他這種以天下為己任、以蒼生為關懷的仁人志士而言，真正的不幸，則在國運沉淪而無力迴天。
他生於1865年，死於1898年，這期間的國運，可畫成一條弧線，只是弧頂不高，頂點定格於1884年。從1865到1884年，在他生命前二十年，大清迎來了“同光中興”，雖然恍如一場政治春夢，不過到底處於上升期；1884年（甲申年）後國運漸漸衰落，至1894年（甲午年）急轉直下——從甲申到甲午這十年是大清自救的最後機會——1898年（戊戌年）再經一劫，1900年（庚子年）跌入谷底。他早死了兩年，未嘗親見國運觸底的慘淡一幕，也許是不幸中的萬幸。
還有一種不幸，則是先行者的孤獨。我們今天常說一句話：“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然而縱觀古今，困頓與凍斃正是大多先行者無法擺脫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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