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廖漢生1911年11月14日出生於湖南桑植的一個農民家庭。在賀龍的帶領下，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我軍一代名將。紅軍歲月裡，擔任過紅六師政委；抗日戰場上，擔任過代旅長、軍分區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擔任過軍政治委員；建國之後，廖漢生又擔任過三個大軍區的政治委員。
父子兩代人與賀龍的情緣
廖漢生在回憶錄中談及與賀龍關係時說：“我跟賀龍的關係更長，更深。我跟賀龍是家鄉人；我父親就跟著賀龍，死在賀龍軍中；我的前妻是賀龍跟我父親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兒，八九歲就定了親；我多年在賀龍的大姐賀民英的隊伍裡，一直到她犧牲；我參加革命是賀龍的影響和帶領，入黨是賀龍和關嚮應作介紹人；我從紅軍時期一直到解放戰爭初期都在賀龍領導下戰鬥工作。”
廖漢生出生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父親廖蘭湘按照鄉間流行的“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家天下”的口號，給他起名“漢生”。1986年，桑植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給廖漢生來函稱，根據查證他的民族成分不是漢族，應定為土家族。這下，廖漢生的“漢生”之名，是地地道道的“名不副實”了。
廖蘭湘是一位進步人士。1915年，林伯渠奉中華革命黨總部之命在長沙組織反袁機關，任湖南支部黨務科長，與廖蘭湘是好友。1916年，賀龍在湘西桑植樹起“討袁護國”的義旗，拉起一支民軍，投身到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中，成為名震湘西、叱吒風雲的“活龍”。廖蘭湘認定賀龍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毅然投筆從戎，來到賀龍的桑植獨立營裡擔任書記官，被百姓稱為“廖師爺”。
有一次，賀龍的隊伍從廖漢生家附近的平壩子經過，廖漢生和村裡的孩子們跑到路邊田埂上看“過兵”。只見一支隊伍走過來，隊中一個士兵身後揹著幾支像唱戲裡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漢生告訴小夥伴：這個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裡就代表長官到了哪裡，查崗查哨，巡視軍情，糾察軍紀，下級見了都要向它敬禮呢。
廖漢生講得津津有味，並未留意到一個留著一字胡的軍官已經來到他面前，笑眯眯地問：“你是誰家的小孩子？膽子這麼大，敢看兵呀！”在那個年代，老百姓都怕兵，聽說要“過兵”都惟恐躲避不及，誰還敢看呢。廖漢生一看問話的像是個當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這位長官就是賀龍，他誇獎了廖漢生幾句，敢看“過兵”的男孩子也在賀龍的腦子裡留下了印象。當聽說這個孩子是廖蘭湘的兒子後，賀龍把自己二姐賀戊姐的女兒肖艮艮介紹給廖漢生，廖漢生就有了一段“娃娃親”。1928年，兩人完婚，賀龍成了廖漢生的舅舅。
廖漢生10歲時，父親廖蘭湘不幸病逝。此後，賀龍以及賀龍的大姐賀民英給廖漢生很大的照顧，先後送他到桑植高小、常德省立二師附小去讀書。賀龍是廖漢生童年時崇拜的英雄，並一直在賀龍的呵護下就學成長，這為他以後參加賀龍的紅軍部隊打下了基礎。1927年，廖漢生積極參加農民運動，與進步同學一起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宣傳打倒土豪劣紳。1928年3月，廖漢生參加賀龍等發動的工農武裝鬥爭，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賀龍建立了以桑鶴為中心的湘鄂邊蘇區，廖漢生被派到桑植縣長瑞鄉組織農民協會，開展土地革命，組織成立農會和蘇維埃政權，並被推選為桑植縣蘇維埃代表。不久，廖漢生被派到賀英（賀民英）游擊隊工作。這支游擊隊雖然人數不多，沒有正規編制和正式番號，但在湘鄂邊乃至整個湘鄂西蘇區名氣很大。紅軍指戰員按照賀龍對賀民英的稱謂，尊敬地稱它“賀大姐的隊伍”。
在賀龍革命生涯中極其困難的時期，家庭中曾有人嚴厲指責賀龍：“你當過鎮守使，當過軍長，是有前程的。現在你當共產黨、紅腦殼，脫下將軍服穿粗布衣，脫下皮鞋穿草鞋，圖的是什麼？”賀龍斬釘截鐵地說：“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輩子，今天總算找到了。我跟著共產黨走定了！”這一幕、一席話在廖漢生心裡留下深深的印痕，他更加仰慕賀龍，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
帶領紅6師擔任紅軍2、6軍團長征前後衛
1933年5月，廖漢生被任命為湖北鶴峰縣第四遊擊大隊副大隊長，7月調任紅3軍軍部書記員。在賀龍、關嚮應介紹下，廖漢生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廖漢生任紅2軍團第6師副政委，1935年3月擔任紅2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
1935年11月19日，紅2、6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長征途中，廖漢生任紅2軍團第6師政委。1936年春節，紅2、6軍團攻佔貴州甕安縣。第6師在甕安縣一個叫“豬場”的地方吃完午飯，又向貴陽前進。走到距貴陽30公里左右的扎左一帶，發現前進道路上敵人構築了堡壘封鎖線。郭鵬（師長）、廖漢生沉著指揮，避開大道與堡壘，在懸崖深澗之間探路而行，一舉攻克修文縣城。隨後，紅軍逼近貴陽。國民黨軍一邊向貴陽收縮，一邊在烏江北岸佈防。賀龍把攻佔烏江上游鴨池河渡口的任務交給了6師。郭鵬和廖漢生派偵察隊化裝成國民黨部隊，闖進守江的國民黨軍陣地，奪下渡口，渡過鴨池河，進佔黔西縣城，打開了黔西北大門。
◆1936年冬，時任紅二方面軍第6師政治委員的廖漢生在長征到達陝北後留影。
4月上旬，紅2、6軍團來到雲南的普渡河邊，計劃從這裡過河後經元謀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由於這是一年前的中央紅軍北上路線，國民黨軍早已防備在先。先頭第4師強渡普渡河後受到國民黨軍的反撲。紅6軍團準備過河時，與側面圍上來的滇軍接火，從湖南、貴州尾隨來的國民黨軍也緊追不捨，紅2、6軍團陷入被動境地。9日凌晨，6師連夜行軍到達甸尾、可郎一帶，軍團首長派人飛馬跑來向郭鵬、廖漢生傳達賀龍命令：第6師立即原路返回，趕到六甲，阻擊國民黨軍追兵。郭鵬、廖漢生當即決定，全師後衛變前衛回師六甲。接近中午時，前衛第18團果然在六甲與國民黨軍先頭部隊遭遇。敵人沒想到紅軍會突然殺一個回馬槍，措手不及，第18團以迅雷之勢消滅敵軍，搶佔了山頭有利地形，郭鵬、廖漢生帶第16、第17團趕到，展開了阻擊戰。這是第6師長征中打得最殘酷的一仗。敵人一個旅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發動一次又一次瘋狂進攻。6師傷亡200餘人，郭鵬和第18團政委楊秀山、參謀長陳剛也英勇負傷。但是，全師指戰員依靠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戰場鼓動和靈活機動的戰術，血戰竟日，頂住了國民黨軍的進攻。之後，又在第5師增援下將國民黨軍擊潰，保障全軍安全轉移。天黑後，廖漢生帶領苦戰一天的部隊，追趕主力部隊。
7月初，紅2、6軍團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紅2、6軍團和紅32軍合編，成立了紅二方面軍。紅二、四方面軍團結北上，相繼進入草地。進草地前，賀炳炎接替郭鵬擔任了第6師師長。綿延數百公里的水草地預計要走十幾天，實際走了一個多月。第6師從甘孜出發時籌集不到足夠的糧食，每人只攜帶了一天半食量的青稞粉子就匆匆踏入草地。走了17天后，6師來到素有“草地上海”美稱的阿壩。這裡已經無糧可籌，宿營地周圍的野菜已被採光，留下的只是前面部隊無法掩埋的屍體。在這個死亡之海，第6師一天就餓死了十幾個人。這種情況下，糧食就是生命，糧食就是政治。廖漢生根據在湘鄂邊山區遊擊生活的經驗，動員大家原地挖野菜，撿馬骨，尋找一切可以充飢的東西來吃，激勵全師指戰員堅決貫徹“主力紅軍會師西北、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作為後衛，第6師擔負著收容前面部隊掉隊人員的任務。6師收容的掉隊人員，有紅二方面軍的，也有紅四方面軍的，甚至還有紅一方面軍的。正是依靠團結的力量和頑強的意志，廖漢生和賀炳炎帶領全師勝利走出了草地。
奇襲雁門關，冀中三戰三捷，廖漢生的亞六團打出威名
1937年5月，廖漢生作為紅2軍團6師代表，出席了黨在延安召開的蘇區代表會議，將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切實貫徹到軍政整訓工作中。9月，隨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廖漢生任八路軍120師第716團政委，先後兩任團長為賀炳炎、黃新廷，他們共同指揮了這支英雄的部隊。在廖漢生一生的戰鬥歷程中，抗戰初期在寧武縣城的所見所聞令他終身難忘。10月初，120師東渡黃河後，收復被日軍侵佔的山西寧武縣城。走進城內，廖漢生不禁驚呆了：街頭、院內、屋裡、菜窖下、水井中，到處是被日軍殘殺的百姓屍體，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肢體殘缺。廖漢生帶領戰士們掩埋罹難同胞，同時用血淋淋的事實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究竟要幹什麼？我們怎樣為死難同胞報仇？
不久進行的雁門關伏擊戰中，716團的戰士們用勝利做了回答。10月18日，在團長賀炳炎、政委廖漢生的率領下，716團官兵冒著敵人數架飛機助戰的危急情勢，迎著敵人刺刀衝上，呼喊著“為寧武百姓報仇”的口號，贏得了戰鬥的勝利。
兩天後，716團再次伏擊日軍車隊，斃敵200多人，擊毀敵人軍車10輛，一度切斷日軍交通運輸線。這給在忻口鏖戰的國民黨友軍以有力的支援，受到八路軍總部和國民政府的褒獎。雁門關伏擊戰，作為抗戰初期120師有代表意義的一仗載入了我軍史冊。雁門關之戰首戰告捷，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海內外報紙大力宣傳雁門關伏擊戰的戰果，稱之為“雁門關大捷”。日軍後繼部隊在雁門關豎了一塊木牌子，上面寫著“此地殉國67人，過往車輛千萬小心”。
◆1947年6月，賀炳炎（左）與廖漢生（右）指揮攻克環縣縣城。
1938年11月，黃新廷、廖漢生奉命率716團開赴晉察冀根據地。在滑石片戰鬥中，716團以一團之力殲滅日軍一個大隊，創下當時殲敵最好記錄。1939年初，黃新廷、廖漢生率716團開赴冀中。到達當天，日軍7000餘人對他們發起圍攻。黃新廷、廖漢生避敵所長，採取近戰殲敵的辦法，白天防守，夜晚反攻，殲滅日軍300餘人，日軍大隊長湯田四凱被擊斃，兄弟部隊還乘勢收復了任丘縣城。九天內三戰三捷，亞六團（716團的代號）的名聲在冀中大平原上不翼而飛。4月，廖漢生擔任120師獨立第2旅副政治委員，參加了齊會殲滅戰，還擔任代理旅長率部參加了陳莊殲滅戰。1940年，重任716團政治委員，參加了晉西北夏季反“掃蕩”戰役和百團大戰。
1941年初，廖漢生奉命到延安學習，先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政治學院學習。一年後，他又作為黨的七大代表進入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在黨校學習和工作達三年之久。1944年秋，中共中央決定由第359旅主力和3個幹部大隊組成八路軍南下第一支隊，向華南作戰略躍進。賀炳炎任第五大隊隊長，廖漢生任政治委員。11月9日，廖漢生同賀炳炎率第五大隊從延安出發，12月底，來到魯山縣境。這時，日軍發現南下第一支隊行動意圖，沿公路設防堵截。走在隊伍後面的第五大隊恰好與日軍機動部隊相遇，賀炳炎、廖漢生率部邊打邊走，連夜涉過沙河，天亮時趕上大部隊。南下第一支隊通過魯山縣境後，進入黃淮平原，渡過澄河、淮河，越過平漢鐵路，一路向南挺進。1945年3月，第五大隊抵達襄南地區。賀炳炎任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廖漢生擔任中共襄南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從此，廖漢生正式加入到新四軍的行列中。1946年4月，廖漢生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後奉葉劍英同志指示返回延安。
鏖戰西北戰場，不當兵團政委
解放戰爭初期，廖漢生擔任晉北野戰軍副政委。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第1縱隊政治委員，率部開赴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1947年，賀炳炎任西北野戰軍1縱司令員，廖漢生任政治委員。這兩位老戰友又開始了親密合作，共同指揮了保衛延安的戰鬥，參與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宜川、西府、隴東、宜瓦、荔北等戰役戰鬥的組織指揮工作。
1949年2月，西北野戰軍第1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軍，賀炳炎任軍長，廖漢生任政委。
1949年1月，中央軍委頒佈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西北野戰軍編為第一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編為第二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編為第三野戰軍，東北野戰軍編為第四野戰軍。各野戰軍下轄兵團，兵團下轄軍。因為作戰任務繁重，直到1949年6月間，一野才在禮泉召開全體前委委員會議，確定野戰軍所屬部隊的改編事宜。一野原有6個軍，從華北軍區調來的第18兵團和第19兵團已經整編完畢，一野原有的6個軍再編成兩個兵團。就兵團如何組成及幹部如何配備問題，彭德懷叫前委委員們提出具體方案。由於大家對這個問題事先沒有準備，會場上一時氣氛沉悶，無人發言。
這時，第1軍政委廖漢生站起來提議：“這個問題好辦。1軍、2軍、7軍組成第1兵團，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3軍、4軍、6軍組成第2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政委王世泰。”廖漢生的提議，既考慮了各人軍旅生涯中任職的因素，又考慮了各人的才能，比較恰當。但是，廖漢生的這個提議卻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後來有人說，以廖漢生當時的資歷及能力，當兵團政委名正言順。
◆1954年1月，時任西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的廖漢生在出席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期間向毛澤東彙報西北工作。
1949年8月26日，賀炳炎、廖漢生率領第1軍解放蘭州。9月5日，第1軍進佔西寧，青海全省解放。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軍政委員會和青海軍區相繼宣告成立。軍政委員會是解放初期的臨時最高行政機構，代行人民政府的職權，並負責籌備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漢生被任命為青海人民軍政委員會主任兼省軍管會主任，主持全省軍政工作，事實上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青海省第一任省長。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趙壽山任主席，張仲良、廖漢生、喜饒嘉措、馬樸任副主席。此後，省人民軍政委員會即行撤銷，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1952年，廖漢生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43歲的廖漢生出任國防部副部長，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國防部副部長。這一屆國防部副部長共有七人：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蕭克、李達、廖漢生。1955年，廖漢生被授予中將軍銜，成為國防部副部長中唯一的一位中將。廖漢生以中將之職能與大將、上將共同擔任這一職務，在當時頗為引人注目。
軍事學院畢業即當院長
1955年2月，廖漢生來到南京軍事學院，成為該院戰役系的一名學員。11月29日，南京軍區和南京地區軍隊院校舉行授銜授勳典禮，廖漢生被授予中將軍銜，同時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戰役系的52個學員也被分別授銜，其中上將5人、中將22人、少將24人，戰役系因此而被稱為“將官系”。
1957年7月底，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院址設在北京。但由於健康原因，劉伯承仍留在南京，未能到職。戰役系學員畢業分配期間，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來到軍事學院戰役系，徵求學員們的意見。同廖漢生談話時，廖主動要求去新疆工作。蕭華告訴他：“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來當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一怔，急忙推辭：“不行不行，我第一次住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就當院長，哪裡有這樣的事，再說讓我一箇中將去接德高望重的劉帥的位置，也不合適。”後來，蕭華再次找廖漢生談話：“軍委已經決定了，要你當院長，不要顧慮太多。”就這樣，廖漢生畢業後直接就任母校院長。同時，軍委任命張震任副院長，鍾期光任政治委員。
◆鍾期光上將（左）、廖漢生中將（中）、張震中將（右）在一起。
1959年10月，廖漢生被任命為北京軍區政治委員。他帶領部隊取得了抵禦河北、天津發生的特大洪水災害鬥爭的勝利，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積極推動部隊開展大比武，全軍區湧現出“愛民模範謝臣”“英雄八連”等一批被國防部命名的英雄集體和個人。他關心部隊文化工作，演出了《長征組歌》等一批優秀作品。
1967年1月，廖漢生失去了自由。“賀龍的親信”“二月兵變的干將”“假黨員”“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一時間都扣在他的頭上。他被帶到北京軍區大院關押起來，從此身陷囹圄。1972年7月1日，廖漢生的子女給毛主席寫信說，父親自從1967年1月8日被隔離審查，至今已經五年多了。“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裡，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毛澤東做出批示：“送總理閱處。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有了毛澤東的批示，周恩來立即落實廖漢生等人的事情。7月間，廖漢生被專案組人員從石家莊關押地帶回北京。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佈：“第一條，毛主席說的，你沒有罪，有錯誤；第二條，解除監護。”
1973年12月，廖漢生出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1975年1月，廖漢生被任命為南京軍區政治委員，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月11日，廖漢生調任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81年，廖漢生步入古稀之年，他多次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提出退下來的要求。1983年，因為新的工作需要，他結束了幾十年南征北戰、東奔西跑的生活，定居北京，但他並沒有退出工作。這年5月，中共中央宣佈廖漢生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這一干就是5年。1983年6月，廖漢生作為瀋陽軍區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活到老，學到老。當了副委員長以後，廖漢生虛心好學的習慣依然保持。他懇切地對彭真委員長說：“過去在延安中央黨校，你是我的老師；在人大，你仍然是我的老師。”在副委員長的崗位上，他一干就是10年。1988年3月，廖漢生繼續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1988年，廖漢生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7年和2002年，他作為特邀代表先後出席了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
家鄉一直是廖漢生沉重的心結。1935年11月19日廖漢生率領紅6師出發長征時，他很想抽空回去看望近在咫尺的親人，但作為師政委，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部隊的情緒。廖漢生顧不上回家告別，忙著給部隊進行思想動員，檢查突圍準備。廖漢生的母親和妻子肖艮艮聽到消息，翻山越嶺走了大半天趕來為他送行。抗日戰爭中期，卻傳來妻子肖艮艮被人打死的噩耗。後來，賀龍的妻子薛明給廖漢生介紹了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1943年10月9日，廖漢生與白林在延安結婚。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全國解放之際，廖漢生又得知前妻肖艮艮並沒有死，而是被國民黨反動派抓走，賣到外鄉給別人做了老婆。賀龍派人把她接出來，送到西北的青海與工作在那裡的廖漢生見了一面。兩人相見，千言萬語卻難以開口，成為一場家庭悲劇。
全國解放後，許多長征老戰士紛紛回到家鄉，拜訪久別的鄉親，尋找離散的骨肉，祭奠亡故的親人。然而，廖漢生卻很多年沒有回去。紅2、6軍團長征出發前，根據地的群眾趕來看望自己的子弟。廖漢生曾在地方上打游擊多年，6師有不少戰士的親屬都是他的熟人。他們紛紛找到師部，對廖漢生說：“漢生，我的兒子交給你了，你要照顧好他呀！”“漢生，我的丈夫交給你了，你要帶他活著回來呀！”
面對群眾情真意切的託付，廖漢生承諾說：“放心吧，有我廖漢生在，就有你們的親人在！”然而，殘酷的戰爭豈是一句諾言所能決定的？長征出發前廖漢生對來隊的鄉親們許下的一句承諾，使他從此背上了一筆沉重的感情債，壓在心頭幾十年。在艱苦的長征中，在以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許多同志先後犧牲了，有些人連怎樣犧牲的、犧牲在什麼地方也很難說得清楚。當年參加長征的數千名桑植籍指戰員，能夠活到全國解放的寥寥無幾。1955年授銜時，桑植籍的高級將領只有一個元帥、一箇中將、一個少將。直到闊別故土44年後的1979年，廖漢生才第一次回到桑植老家。回到家鄉時，廖漢生仍然自稱道：“我是一個山裡伢。”這充分顯示了廖漢生的質樸本色。2006年10月5日，廖漢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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