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從一首定場詩開始：
守法朝朝憂悶，強梁夜夜歡歌。損人利己騎馬騾，正值公平捱餓。修橋補路的瞎眼，殺人放火的兒多。我到西天問我佛，佛說我也沒轍。這定場詩講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惡人也不一定有惡報。這道理並不難，但真的很讓人不爽，為此不爽的人也不只有我們，比方說我們的太史公司馬遷，他就有類似的苦惱，這一點我們能從《史記》裡看出來。
一方面，司馬遷很想宣揚“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
在《陳丞相世家》裡他記錄了陳平的話“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我常年搞陰謀，我的後代會遭報應的）；
在《白起王翦列傳》裡他又記了一個路人甲的話“夫為將者三世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帶兵打仗的人牛不過三代，因為他們殺戮太多，後代會遭報應的）；
在《韓世家》裡，司馬遷更是直接跳出來說“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韓厥在趙氏孤兒事件中攢了大功德，他的後代能做十幾世諸侯也是應該的）。
可另一方面，司馬遷作為一個寫歷史的人深知好人沒好報的事多了去了，在《伯夷列傳》中他是這麼寫的：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伯夷、叔齊餓死了，顏回活著的時候就忍受貧窮，死時也還很年輕，所謂的好人好報在哪裡？而盜蹠濫殺無辜、吃人肉，最後仍得以善終，他的惡報又在哪裡？
這還不算完，司馬遷接著往下寫：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到了我所處的這個時代，更是有一幫品行不好的人吃香喝辣，他們自己過得爽不說，他們的後代也過得很爽；而那些說話做事講究公正的人，卻一個接一個的倒黴。我很困惑，如果真有所謂的天道，這天道究竟是好是壞？
錢鍾書讀《史記》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說司馬遷叫人“勿信天道，卻又主張陰德，說理固難自圓；而觸事感懷，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渾置矛盾於不顧，又人主常情恆態耳。”
確實，雖然“說理固自難圓”，但這真的又是“常情恆態”，人有感性的一面，喜歡抒發情感，這時我們就會希望好人有好報，可與此同時，人也有理性的一面，這時我們不得不認識到好人不一定有好報。
類似的矛盾，很多知識分子都有，不只是司馬遷，比方說近代的王國維也是如此。
王國維在《三十自序》裡有一段經典論述：
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哲學理論，可愛的往往不可信，比如形而上學（不明白這個，你可以想想唯心主義裡的上帝），可信的往往不可愛，比如實證論（不明白這個，你可以想想唯物主義裡的人），這真是太苦惱了。
之後，王國維又分析自己的毛病：
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我要做哲學家的話，感性好像氾濫了點，我要做詩人的話，理性又過多了，也不知道我以後會拿什麼當主業，也許在這兩者之間？
唉，想想王國維最後的結局，我也不知他到底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最後，拿另一首定場詩作結吧：
曲木為直終必彎，養狼當犬看家難。墨染鸕鷀黑不久，粉刷烏鴉白不堅。蜜餞黃蓮終需苦，強摘瓜果不能甜。好事總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我們得承認，這世界並不那麼美好，有時這種不美好甚至我們怎麼努力也改變不了，但“好事總得善人做”，無論如何，我們這些自我期許為善人的人還是應該做好事，雖然這很累，但我們都是凡人，“哪有凡人做神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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