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从一首定场诗开始：
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值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的瞎眼，杀人放火的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这定场诗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也不一定有恶报。这道理并不难，但真的很让人不爽，为此不爽的人也不只有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他就有类似的苦恼，这一点我们能从《史记》里看出来。
一方面，司马迁很想宣扬“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
在《陈丞相世家》里他记录了陈平的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我常年搞阴谋，我的后代会遭报应的）；
在《白起王翦列传》里他又记了一个路人甲的话“夫为将者三世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带兵打仗的人牛不过三代，因为他们杀戮太多，后代会遭报应的）；
在《韩世家》里，司马迁更是直接跳出来说“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韩厥在赵氏孤儿事件中攒了大功德，他的后代能做十几世诸侯也是应该的）。
可另一方面，司马迁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深知好人没好报的事多了去了，在《伯夷列传》中他是这么写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伯夷、叔齐饿死了，颜回活着的时候就忍受贫穷，死时也还很年轻，所谓的好人好报在哪里？而盗跖滥杀无辜、吃人肉，最后仍得以善终，他的恶报又在哪里？
这还不算完，司马迁接着往下写：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到了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是有一帮品行不好的人吃香喝辣，他们自己过得爽不说，他们的后代也过得很爽；而那些说话做事讲究公正的人，却一个接一个的倒霉。我很困惑，如果真有所谓的天道，这天道究竟是好是坏？
钱钟书读《史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司马迁叫人“勿信天道，却又主张阴德，说理固难自圆；而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主常情恒态耳。”
确实，虽然“说理固自难圆”，但这真的又是“常情恒态”，人有感性的一面，喜欢抒发情感，这时我们就会希望好人有好报，可与此同时，人也有理性的一面，这时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类似的矛盾，很多知识分子都有，不只是司马迁，比方说近代的王国维也是如此。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里有一段经典论述：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哲学理论，可爱的往往不可信，比如形而上学（不明白这个，你可以想想唯心主义里的上帝），可信的往往不可爱，比如实证论（不明白这个，你可以想想唯物主义里的人），这真是太苦恼了。
之后，王国维又分析自己的毛病：
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我要做哲学家的话，感性好像泛滥了点，我要做诗人的话，理性又过多了，也不知道我以后会拿什么当主业，也许在这两者之间？
唉，想想王国维最后的结局，我也不知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最后，拿另一首定场诗作结吧：
曲木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坚。蜜饯黄莲终需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我们得承认，这世界并不那么美好，有时这种不美好甚至我们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但“好事总得善人做”，无论如何，我们这些自我期许为善人的人还是应该做好事，虽然这很累，但我们都是凡人，“哪有凡人做神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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