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907.6.7），清廷為籌備立憲新政，降諭改革官制，於各省增設巡警道，負責全省警政。[1]次年四月十七日（1908.5.25），憲政編查館考核民政部所擬《直省巡警道官制並分課辦事細則》，奏請清廷頒行。[2] 其中規定：“各省巡警道須諳習警務，並熟悉地方情形。遇有新設此項道員或原有巡警道出缺，由該省督撫在實缺暨本省候補道員內遴保二三員，奏請簡放，或先行試署。民政部亦可預保存記，遇有缺出，由軍機處開呈候簡。[3]”對此，山西巡撫寶棻二話不說，謹遵照辦。
消息傳出，山西官場一片譁然，多少人不禁為之怦然心動，企盼謀得此項實缺，其中自然不乏徒有虛銜的候補道員。按照清朝官制，道員為介於督撫以下、州府以上，分管某一個行政區域或專管某一特定事務的正四品文官，大致相當於當今的地市級或廳局級幹部。此官職無定員，因事而設，通過科舉、保薦、積績、捐納等途徑均可獲得。換句話說，只要學而優則仕，亦或朝中有人、具有一定業績、乃至捨得掏出大把銀子，弄頂官帽戴戴均非難事，但不一定會有實缺。沒有實缺的道員即為候補道。通常情況下，其候補的結果不外乎四種：一是名至實歸，得以替補某位道員出缺；二是退而求其次，去某個相同級別的新設官署或臨時機構謀份差事，也算功德圓滿；三是屈尊俯就，高職低配到知府、知州一級實缺，總歸聊勝於無。由於晚清官場腐敗，致使候補道數量畸多，僧多粥少，以上三種結果僅僅屬於少數門路廣、靠山硬的候補道員，大多數則屬於第四種，始終處於待業狀態，與任何實缺無緣。更要命的是，清代官規不授實職不受俸，也就是說，賦閒在家的候補道除了有身官服穿，被人尊稱一聲“道臺”外，連口皇糧也混不上！若非家境殷實，簡直就是廢物一個，毫無生計。處於如此境遇，一旦有個實缺從天而降，怎能叫人無動於衷？於是乎，大家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有門子的到處請託，有銀子的上下打點，一個個爭先恐後往巡撫衙門鑽。這種情況著實令巡撫寶棻頭大，頗費思量。不過，在他心目中畢竟有杆稱門星，在眾多競爭者中最屬意的，還是試用道（清代候補道中的一種）、時任山西巡警總局會辦的張祥會。
作為一員身負朝廷重託的封疆大吏，寶棻深知：““警政為內治根本，舉凡巡警、消防、戶籍、營繕、衛生諸務，無一不關民生利害。晉省省城巡警迭經整頓改良，規模亟應推行各屬及各鄉鎮，以期逐漸進步。茲當籌備憲政之時，責成尤重，非有實缺大員提綱掣領專司督率不能收整齊盡一之切。[4]” 而張祥會“勤慎安詳，歷年會同臬司志森辦理警務，隨事考究，措置有方” [5] ，的確能夠堪此重任。
筆者囿於資料有限，未能探究張祥會其人的來龍去脈，也不知他這頂試用道的官帽從何而來。但就當時的山西官場來說，要論“諳習警務，並熟悉地方情形”，的確無人能夠與之比肩。
史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時任晉護撫趙爾巽正式將保甲局改為巡警局，“委派按察使（即臬司）豐伸泰兼任督辦，主持其事。[6]”同年，山西試辦警務學堂，“由署理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豐伸泰會同巡警局道員張祥會籌設。[7] ”可見，早在山西警政肇始之時，張祥會便已躋身其道，以試用道員身份具體承辦有關事宜。此後數年間，又相繼輔佐過程儀洛、吳匡、丁寶銓、志森四任臬司，在山西警政建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寶棻在向清廷奏報晉省編練巡警情形時，對此概要回顧道：“晉省於光緒二十七年遵奉諭旨編練巡警各軍，將原有保甲局改為巡警，設立總局一處，並按五路設分局五處，招募巡兵三百名，定章開辦。復飭各屬裁汰捕壯各役，一律改練巡警。經升任護撫臣趙爾巽於二十九年，將辦理大概情形奏諮立案。惟其時基礎甫立，而警學未興。復經前護撫臣吳廷斌奏設警務學堂，延聘東洋教員，另訂教授管理章程，招考開課，以儲警材。至三十二年，現任藩司丁寶銓在臬司任內，以省城巡警餉絀兵單，不敷分佈，遂募足四百名，訂立規則，並附以各屬巡警及學堂簡章，詳經前撫臣恩壽批准，通飭遵辦。該司志森抵任，接續辦理。是後，正太鐵路直達省垣，商旅往來，地方日形繁盛，原有兵額實不足資保衛。欲議增募，又苦款項難籌，因念警務學堂與該局歸併合辦。適值高等生畢業，改章續辦，即辭退洋員，並遵章令學生自費，歲可節省銀九千六百餘兩。又將局內舊有親兵、護兵等名目，一律裁併，增募巡警六百名，又添募馬巡，將舊時規則逐一增改，另訂章程。至是，省城巡警統計共一千名，歲需額餉伍萬伍仟七百餘兩。除前項裁節之款抵支外，僅添籌銀三千九百餘兩，兵額加倍而糜餉無多。此晉省歷年來籌辦巡警之實在情形也。[8]”
那年月，巡警總局一向由歷任臬司領銜督辦，會辦則由張祥會一以貫之。臬司作為專司一省刑名按劾的三品大員，其職責甚廣，涵蓋司法、監察、治安管理、監獄管理、驛站管理、風俗教化諸多方面，既無可能也無必要事事親力親為，因此，張祥會雖然名為會辦，實為總辦，具體職掌一切警務事宜，在山西警政迭次改良過程中功不可沒。與此同時，他將山西警務學堂也打理得有聲有色。“山西警務學堂章程甚為詳細完備，各類報刊競相登載，併為部分他省所效仿。[9]”“先後考取官學生、兵學生共一百四十名，分為初等、中等、高等三科，以次遞升，合計三年畢業。嗣因警務需材孔亟，若俟遞升畢業再行錄用，深恐緩不濟急。其時初等已屆畢業之期，因擇其程度較優者，派赴各屬試辦警務。復變通章程，將初等改為速成科，六個月畢業。自三十年起至三十三年止，速成科畢業六次。適高等亦屆畢業，計兩科共得三百餘名，均經考驗給憑，派充省內外警務長及巡官、區官等項，以資實驗。並將高等各生繕造成績表冊，詳請奏諮，給予出身。此晉省歷年辦理警務學堂之大概情形也。[10]”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慣例中，張祥會能為歷任臬司所倚重，以“五朝元老”獨善其身，可見其“勤慎安詳” ，辦理警務“隨事考究，措置有方”，才能的確非同一般。因此，此番官制改革，張祥會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山西巡警道這頭把交椅似乎手拿把攥，非君莫屬。
孰料，天有不測風雲。辛辛苦苦煮熟的鴨子居然插翅而飛！
原來，晚清請託之風盛行，寶棻雖然有心選賢任能，但也不能脫俗，難以抵禦四面八方紛至沓來的朝野請託。這些請託人上自當朝權貴皇親國戚，下自親朋故舊袍澤同僚，有些實在讓人無法拒絕。無奈之下，寶棻只得左右權衡，絞盡腦汁斟酌出一個哪方都不得罪的折衷辦法，在本省候補道員及實缺知府中一舉遴選保薦了四名巡警道候選人，並於宣統元年三月十五日（1909.4.4）上奏清廷，請旨從中簡放一員。四人中忝列首位的是張祥會，以後依次為補用道、山西調查統計局總辦王為幹，太原府知府楊樹，在任候補道、大同知府翁斌孫[11]。在所列四人中，前兩位為尚無正式官職的候補道員，後兩位為實缺知府；並且，只有位居首位的張祥會符合諳習警務的條件，其餘陪列諸位純屬門外漢，此前皆無此項專門經驗。從中不難看出寶棻的用心，直至此刻，仍在暗中力挺張祥會出任巡警道。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清廷硃筆一揮，圈下的竟是名列第二的王為幹。這可真是世事難料，天命難違，寶棻機關算盡，最終還是誤了張愛卿的大好前程。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正式宣佈山西巡警道員缺著王為幹補授[12]。
巡警道設立後，原巡警總局自應歸併辦理，於是，張祥會的去留便成為一樁棘手問題。張祥會雖未能如願履任道缺，但總辦警務多年，並不願就此放棄長期經營的領域，但又不願屈居王為幹門下。適逢山西遵旨將警務學堂改為高等巡警學堂，張祥會遂自告奮勇操辦此事。名為協助老上司志森辦學，實為守住警務學堂這半壁江山，靜觀待變。在此期間，張祥會越發盡職盡力，綜合考察山西警務學堂歷年辦理實情及全省警務需人情況後，認為部章要求高等學生以本省舉貢生員及中等以上畢業各生考選，“此項合格學生難招足數”，而現有警務學堂高等科學生已入學半年，若就此散去另招，未免有些可惜，故“即就原招各生，令照部定課目改習”。此辦法甚合巡撫寶棻之意，山西高等巡警學堂隨即照此改設[13]。
俟至當年八月，果然風雲突變，巡警道王為幹因“才不勝任”遭到寶棻參劾，以同知通判降選，遺缺暫由臬司志森兼理，張祥會似乎再次得到執掌全省警政大權的一次機遇。不料，一個月後，即傳來民政部郎中連印外放山西巡警道的消息。張祥會東山再起的希望徹底破滅，從此心灰意冷，向寶棻討了個署理冀寧道的閒差，從此一去不回頭，由山西警界悄然而出。
一場山西巡警道頭把交椅之爭就此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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