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刷微博，發現“寶馬男”上了熱搜。
事件緣於一起交通事故。8月27日晚，江蘇一寶馬車因搶道與一輛電動車發生爭執，寶馬車主拿刀追砍電動車主反被殺。監控視頻畫面顯示，寶馬車主拿刀揮向電動車主，電動車主不停躲避；寶馬車主不慎摔倒，電動車主奪下刀，對寶馬車主連續追砍，最終致其死亡。
崑山警方事後通報顯示：雙方發生口角導致衝突，衝突中雙方受傷，劉某某（寶馬車主）經搶救無效死亡，於某某（電動車主）沒有生命危險。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處理中。
與此同時，監控視頻已在網上流傳甚廣，此通報的措辭引發網友的質疑和不滿——明明是寶馬車主無理在先，有持刀傷人的傾向，這種各打三十大板的說法，是否有“強行中立”之嫌？
一起登上熱搜榜的還有兩條消息：死者劉某某曾於今年三月曾獲見義勇為證書；自2001至2014年，劉某某至少五次被捕，刑期累計達到九年半。
以上信息直接擴大了公眾的想象空間：一個故意持刀傷人的“路霸”，一個屢屢觸犯法律、“前科”重重的人，何以獲得了見義勇為獎？一邊見義勇為一邊故意傷人，該是多麼複雜的人格？反差之大，引人心生疑慮實屬合理。官方信息的不當描述，也留給了公眾更大的遐想空間。
縱然該信息與此案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兩個層面，但當事件及當事人的多重信息密集湧現，社會輿論難以保持“理性客觀地就事論事”、呈現出更復雜的向度也就在所難免。
隨著事態發展，公眾視點逐漸聚焦到一個點：
於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正當防衛的邊界在何處？與防衛過當如何界定？事實上，正當防衛的判定，一直是個複雜的司法難點。
原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發文，認為從多年的司法實踐來看，對於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仍趨保守，將本屬於正當防衛的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甚至認定為普通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現象，仍然客觀存在。這既與理念的認知偏差有關，與立法的過於抽象有關，也與司法環境不夠理想有關。
例如，“不法侵害”的性質和範圍如何具體把握？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如何具體判斷？在刑法規定中，這些“正當防衛”的認定點可辨析的空間很大，聯繫到具體個案，常常出現重大分歧。
案發場景如此日常，讓人不得不代入自己的生活場景中思考。 @風聲評論 直白地表示，這場討論，直接映射出公眾內心的深刻焦慮：當公權力的救濟不能即刻到達現場，面對窮兇極惡的歹徒的長刀，我們不能坐以待斃，那麼應如何私力救濟？
正當防衛作為一種本能性的應激反應，對其認定難、保護虛弱，讓公眾不安感更甚。法律如何更準確地界定正當防衛、更有力度地保護正當防衛，並把握好正當防衛的限度、防止濫用，是其保證公眾生命安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一項能力測驗。
此案還未審理，最終如何認定還待法院判決。
不少網友將這起案件與於歡案作對比。於歡案，即山東聊城的“辱母案”，於歡刺死侮辱自己母親的催債者，一審被判無期。經媒體報道，此案再次浮出水面，引發“輿論陪審”，二審中，於歡被改判為有期徒刑五年。
於歡案二審庭審現場
是時，@光明網評論員 發文稱，輿論議題是“何為正義”，於歡案二審回答的問題便是“如何解決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的落差”——法律的誕生，就是對自然正義和人類價值的系統化和制度化；法治的推進，不是紙上規則的落地，而是自然正義和價值訴求落地。
@人民日報評論 也認為，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之上，於歡案的改判，是“考之於情，依之於法”。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司法正義乃至整個國家的公平正義，正是由我們關注的個案連綴起來的。
鑑於此，需提醒此案中崑山司法機關的是，當社會輿論危機產生，及時回應、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固然重要，但是否準確、客觀、全面地披露事件關鍵信息，則事關政府公信力的構築。於歡案二審中，山東高院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審過程，在判決文書發佈後的第一時間主動答記者問，最大程度回應了公眾疑問和輿論焦點。
這無疑是一堂最好的普法課，生活化認知和法律法規的立場割裂，正是在這樣的討論中平衡；公民的法治思維和法治素養，正是在這樣的討論中普及、提高；公民的理性認知，正是在這樣的討論中培養。
面對公眾的樸素正義認知與強烈的情緒宣洩，司法當有定力，也當有反思——輿論的關切，常常是推動社會公正的正向力量。
從更大的維度看，此事中關於自衛權、話語權的所有爭論和不安感都指向一個問題：我們的權利該被如何維護？前幾日，民法典剛剛將人格權獨立成編，這意味著隨著時代發展，“生而為人”的權利被定義地愈發細緻，在立法層面，公民的權利得到越來越全面的確認和完善的保護，有媒體稱，這是民法典閃耀的“人”的光芒。
光芒之外，還需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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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劉 昆
副主編 | 龔孟關
撰文 | 張 揚
※本號內容專屬於光明日報 · 觀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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