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廢待興。一位年近半百，面容清癯的江西老表來到滬上。他是當時華東軍區司令兼上海市市長陳毅的特邀客人，解放前曾任江西大庾縣縣長的彭育英。
彭育英，別號少武，1900年11月出生於江西省萬安縣彈前鄉，18歲東渡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五年後學成歸國，先後任《南潯鐵路月刊》編輯、江西省建設廳行政科科長、省長總署秘書等職。1926年11月，北伐軍克復江西。當時正值國共合作，在北伐軍第六軍任黨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達南昌後，被推舉為江西省政務委員會委員。他在工作接觸中對彭育英的人品才幹頗有好感，遂向省政務委員會推薦，委之以虔南縣(今全南縣)縣長，彭育英由此加入國民黨。虔南縣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個山區小縣，民間素有“小小南縣，一泡尿撒遍，縣官打老婆，全城聽得見”的戲語。在這樣一個既偏僻又清靜的山城當個一縣之長，對不善言談、性喜種草養花的彭育英來說，本是再恰當不過的所在。豈料好景不長，“四·一二”政變使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後兵荒馬亂，彭育英幾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調易地做官。但他做夢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調往大庾縣(今大餘縣)當縣長，由此走上了一條非同尋常的道路。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奉命留下的項英、陳毅等同志於1935年春突破敵人重圍，到達贛粵邊領導南方遊擊鬥爭。大庾縣屬游擊區範圍，梅山便成了游擊隊的主要根據地之一。陳毅進山，國民黨江西省當局為之坐立不安，會同廣東軍閥連連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兩年，弄得焦頭爛額也毫無進展。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決定撤換“清剿”不力的大庾縣縣長，重新選派心腹幹才前去接任，以加強邊界地區的政權。
熊式輝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後赴日本求學，同校攻讀，當時過從甚密，頗有交情。於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趕赴大庾主政。熊式輝不但委任他為大庾縣縣長，還冠以“招撫委員會副主任”的頭銜，把他推上了與陳毅領導的中共贛粵邊特委和游擊隊刀槍相對的境地。然而，要想“招撫”、“清剿”有人民群眾支持的游擊隊談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對此也是無計可施。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毫不掩飾自己無奈的心境，喟然嘆道:“年來迭經育英聯合各縣團隊，呈請地方駐軍，數次會剿，但因山嶺複雜，此剿彼竄，鮮奏膚功。”
此時，日寇侵華步步升級。陳毅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於1937年8月8日發表抗日宣言，呼籲國民黨江西地方當局立即停止敵對活動，團結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審時度勢，感到趁此時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確是上策，便於8月27日簽發“簡秘代電”，派人分送贛粵邊界各游擊區，表示願意在抗日救國的新形勢下求同存異，化敵為友，歡迎游擊隊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認為，這樣“能多保存一份元氣，即為國家多保存一份抗戰實力。”可是，少數堅持反共的國民黨分子卻藉機大造謠言，說什麼“共匪要求投誠”，游擊隊要下山“自新”、“歸順”云云。對此，陳毅無比憤慨，於舊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書函彭育英，義正詞嚴地指出:“夫不以友黨友軍視我，則立場既乖，前嫌未釋，剿匪之舊觀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聯合真誠？敝黨不敏，出生入死為革命奮鬥近二十年，不為帝國主義之兇焰稍屈，又焉能毀政治節操以圖名就利乎？”在這封長達千餘字的信中，陳毅也高度評價了彭育英發出的“簡秘代電”:“尊電明澈識深，洞悉大體，饒有政治家風度，敝黨當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國之原則既同，餘事商討不難迎刃而解。”
彭育英畢竟有著一顆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心。他當機立斷，首先一改“奸黨”、“共匪”等誣衊共產黨、游擊隊的咒語，而以“友黨”、“愛國志士”
相稱，並公開發表了停止清剿游擊隊的“和平聲明”。接著，他一面以“招撫委員會”的名義，通電湘粵邊界各縣軍政當局，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以示誠信；一面派秘書魯炯雯帶著他的手札，翻山越嶺四下尋訪游擊隊，約期會面磋商。
陳毅對彭育英的舉動深為讚賞，不無幽默地稱其為“國統區難能可貴的七品官”。
1937年9月6日，這是個值得載入史冊的日子。這天，陽光燦爛，碧空如洗。彭育英親率秘書、管印文書、經徵處主任等五人，帶著香菸、茶點，乘著一輛汽車到達鐘鼓巖的寺院內。陳毅則帶領中共贛粵邊特委和游擊隊代表一行五人，亦跋山涉水如約前來。
雙方代表一見面就自報“家門”，互通姓名。陳毅不卑不亢，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說:“我就是游擊隊的那個老陳——陳毅。”
彭育英早就風聞陳毅文武兼備，豪爽大方，如今親眼目睹，心中欽敬之意倍生，但畢竟是頭一回相見，不免有些拘謹。
彭育英歉疚地說:“共產黨、游擊隊是抗日的，是愛國的，我們要聯合抗日。過去剿你們不對，錯了！”陳毅朗聲大笑起來，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長地說:“從今以後，我們可以交朋友了！”
雙方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磋商，談妥了舉行正式談判的有關事宜。臨別，彭育英一再向陳毅表示:“你們下山、進城，安全和給養問題，我負完全責任。”
此後，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辭勞怨地為合作抗日做著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組織商民代表、學生隊伍和軍樂隊，在吹吹打打的鼓樂聲中，熱烈歡迎以陳毅為首的中共贛粵邊特委一部分領導同志下山，進入大庾縣城。他騰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陳毅等同志住宿。還不時送去酒、肉和煉乳，以示慰勞。並找人特意從廣州買來特效藥“606”，治癒陳毅同志身上的疥瘡。他大膽提出撤退“清剿”游擊區的國民黨軍第四十六師的意見，並通過江西省政府轉報國民黨中央政府予以採納，果斷結束了雙方軍事對峙的局面。他下令開釋已判罪監禁的方誌敏烈士的愛人繆敏、毛澤覃烈士的愛人賀怡，並送她們到縣城最好的醫院治病休養。同時下令周邊各縣:凡在監禁的中共黨員，不論判罪與否，立即全部釋放……
中共贛粵邊特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談判順利進行，很快就簽署了關於游擊隊下山的協議。接著，彭育英又親自陪同陳毅赴贛州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經過陳毅有理有節的鬥爭和彭育英的側面幫助，僅兩天時間就解決了各地游擊隊下山集中整編開赴抗日前線的有關問題。
彭育英做了一樁樁有助於國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認為堂堂正正、無可非議。孰料游擊隊下山集中整編開赴抗日前線後，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頑劣勢力和軍統特務分子的排擠攻擊，他們聯名上書控告彭育英，說他“勾結共產，蹂躪地方，大搞赤化”。但當時國共合作大勢所趨，彭育英又有熊式輝當“靠山”，這場“逐彭”鬧劇沒有演成。
不過彭育英的日子從此再未好過。自1939年初國民黨五中全會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後，國共間的摩擦日益加劇。彭育英處境艱難，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兇險，便毅然棄任赴省，當面向熊式輝提出辭呈。熊式輝婉言相勸，再三撫挽，並採取權宜之計，讓他與黎川縣縣長任和聲對調。彭育英礙於情面，勉強走馬黎川。但形勢的發展，使彭育英對國民黨的前途最終深感失望，他果斷作出了離開的抉擇。1941年，趁國民黨員總登記之機，他憤然撕毀“黨證”，辭去黎川縣縣長之職，就此終止“七品官”生涯，賦閒半年後，到景德鎮當了一家銀行的分行行長。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贛南，任江西銀行贛州分行經理。此時，向全國進軍的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陳毅麾下的第三野戰軍已突破長江天險，攻克南京、上海。處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贛州，反動勢力依然十分囂張，當年協助陳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們洩恨的目標。為防不測，彭育英打點行裝逃離贛州。誰知當他進入會昌山區時，竟遭到一夥國民黨散兵的搶劫，他隨身攜帶的行李財物被洗劫一空。已兩手空空的彭育英此時萬安老家還有妻兒老小需供養。正在“山窮水盡”之際，傳來了贛州解放的消息。於是，他隻身回到響徹歡慶勝利鑼鼓聲音的贛州，試圖重新尋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當年的管印文書賴志剛給他找來一張報紙，報上刊登著陳毅已經出任華東軍管會主任、上海市市長的消息。彭育英不禁心生到上海投奔陳毅的想法。輾轉反側，夜不成眠。梅嶺一別，畢竟時過境遷。如今的陳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權，是否還記得當年與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
猶疑不決的彭育英，試探性地給陳毅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開在市長辦公室的案頭。陳毅讀後很是感慨。他離開贛南後雖然戎馬倥傯，身經百戰，又與國民黨軍隊連打了五年仗，但他依舊無比珍視國共合作抗日的那段歲月，尤其感念當年曾用禮樂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於是，他立即囑咐秘書，覆電誠邀彭育英來滬。
捧著陳毅的覆電，彭育英又驚又喜，熱淚奪眶而出。星移斗轉十數載，共產黨人陳毅果然不忘舊情，而且是那樣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時適逢中共贛西南工委進駐贛州。彭育英探問到工委的駐地後，便帶著陳毅的覆電去找工委書記楊尚奎。楊尚奎曾經和陳毅一道領導贛粵邊遊擊鬥爭，也曾同彭育英打過多次交道，對他印象頗深。現在，當他得知陳毅來電邀請彭育英去滬，不禁大為高興，立即囑人為彭育英辦好去滬的車票和通行證，並親筆寫了給陳毅、曾山兩位同志的信交給彭育英帶上，又特意說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
就這樣，彭育英一路暢通無阻，順利到達上海。
1950年元旦過後的一天，上海“百老匯”(今上海大廈)彭育英房間裡的電話鈴驟然響起。他連忙抓起話筒接聽，原來是市府辦公廳通知他，陳毅市長和曾山主任來看他了。
彭育英激動不已，忙把房間收拾好，正欲出去迎接，陳毅和曾山卻已笑呵呵地跨進門來。待雙方坐定，一番寒暄之後，彭育英感慨地對陳毅說:“我此生難忘兩個人，一個是熊式輝，是他把我推上與人民為敵的死路；一個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走上了光明之路。”陳毅問:“聽說熊式輝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說:“他是發動內戰的四十三名首要戰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殺頭呢。”陳毅笑道:“戰犯不一定就殺頭，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現在他也可以回大陸來嘛！”彭育英見陳毅言語情態一如當年，毫無勝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難以言表，只是不住地點頭稱“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陳毅忽然話題一轉，帶著徵詢的口氣說，“是不是就在上海做點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頃，才慢條斯理地說，“我能做什麼呢？要麼就搞老本行，金融工作。請你考慮……”“還考慮啥子喲！”陳毅指了指曾山，說:“財經委員會主任就在這裡，現在就可定下來嘛！”
曾山慨然應允:“就讓老彭到銀行去吧。”
從此，彭育英走進了新中國的幹部隊伍，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幹部花名冊上有了他的名字，職務是“提籃橋辦事處第一副主任”。後來，他又被安排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彭育英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工作，盡心盡力，似在回報共產黨人的厚遇。不幸的是，在十年動亂中，他也受到嚴重摧殘，於196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終年68歲。十一年後的1979年4月17日，當時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參事室，在龍華舉行了“彭育英先生追悼會”，公正評價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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