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被普遍視為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所結出的惡果。圍繞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衰、推動力量與發展趨勢等問題，學術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總體而言，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起源和核心主張並不存在分歧，但對新自由主義的適當性、社會經濟影響及其內在驅動力問題，則存在不同的聲音。非正統經濟學，尤其是左翼激進傳統的經濟學，集中地表現出對新自由主義毫不掩飾的批判，如大衛·科茨、哈維、霍奇遜、奧哈拉等。在他們看來，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這三大新自由主義的標準武器不僅未取得實質性的經濟進展，反而惡化了社會分配狀況，同時也加劇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但也有學者並不認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失敗說和危機根源說，而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某些主張仍有其合理性，甚至其績效也需要客觀評價。
事實上，作為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存在著微妙的區別與無法分割的聯繫，而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差異，理論上的新自由主義在轉化為各國政策上的新自由主義時，並不是同質化的。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作為推行者和接受者，以及他們不同的基礎條件，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不是均衡的。這就使新自由主義的表現及其驅動力量極為複雜，這同時也意味著，判斷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影響，需要一種更為全面和更為綜合的視角。
一、新自由主義：一種內在矛盾的理論與政策主張
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和批判者對其歷史脈絡和思想根源並並無多大異議。作為一種以NEO(復興的)而不是以NEW（不同的）為前綴的思想潮流，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19世紀的薩伊的“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定律，以及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等。而新自由主義的近期發展，則集中體現在米塞斯、哈耶克等為代表新奧地利學派，弗裡德曼、布坎南、科斯等美國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等學派和分支的發展中。秉承古典自由主義者傳統，這些學派普遍認為，自由市場可以保證個人物質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的任何干預措施都會影響市場效率，因而主張小政府、私有化與自由化。在實踐上，新自由主義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一度被邊緣化，但在凱恩斯主義開始走向衰退的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又開始崛起，籍由里根、撒切爾夫人在美英的實踐，以及芝加哥小子的拉美實驗，而後經約翰·威廉姆森借力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形成華盛頓共識，開始推廣於東歐轉型國家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至華盛頓共識階段，新自由主義不僅著力於推行其經濟制度和政策主張，而且在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旗幟下，將其擴張目標直指政治和文化的西方化。可以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已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政策指導和學術指南。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私有產權是自由市場的前提，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是人類配置資源和保障社會福利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個以私有產權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內，國家或者政府應當最小化，因為有效市場與國有制不兼容，與政府管制也不兼容。政府，或者作為芝加哥學派和新奧地利學派的無知無能者，或者作為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制度學派的腐敗與創租主體，對市場的任何干預和替代都將是無效和不必要的。與這一核心主張相對應，新自由主義者的政策主張則表現為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這“三化”涉及公共物品供給如教育、醫療服務甚至軍事服務的市場化、國企私有化，以及包括貿易、利率和匯率在內的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為了確保“三化”不受干擾，新自由主義還預設了政府的無為或最小邊界，也即，嚴格控制預算赤字的財政紀律、遵循經濟收益原則的公共開支、擴大稅基而非稅率的稅收政策等。
然而，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混合物。這種矛盾首先體現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與經濟理論兩者存在著經常性脫節。即哈維所稱的“它會因時因地的做出迥然相異的強制調整”（大衛·哈維，2016）。在這種強制調整中，與新自由主義者對其理論奉有宗教般的虔誠信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往往表現出一種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色彩，出於政治和社會考慮，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推行者往往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做出種種背離新自由主義理論教規的政策決定。哈維舉例指出，布什鼓吹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但是強徵鋼鐵關稅，為的是幫助他在俄亥俄州贏得選舉；歐洲人一方面對農業實行保護措施，另一方面又在其他的事情上出於社會、政治甚或美學的考慮，而堅持自由貿易。
新自由主義的第二重矛盾則體現為：一方面它呼籲國家走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讓國家無處不在。這一矛盾的諷刺性在於，崇拜市場和排斥政府的兩難選擇往往並非源自眾所周知的“市場失靈”，而是市場壟斷主體利益受損時，新自由主義就會求助於政府幹預來“保底”或者保護其既得利益。例如，新自由主義主義一方面在市場有效論的基礎上主張金融自由，認為再複雜的金融市場，都會被市場本身自我糾錯，但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又不得不求助於政府注資和擔保，典型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對大型銀行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擔保；又如，新自由主義預設市場的最大優點在於其對競爭性的確保，但新自由主義的投資自由化又加速了企業併購，從而導致壟斷更為集中。如果要保護競爭，就不得不引入政府幹預；再如，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補貼，認為這種扭曲價格的行為必然導致尋租和低效率，但又經常以國家利益和國家競爭優勢為名，要求政府進行研發補貼和貿易保護，以確保長期在世界市場範圍內攫取壟斷利潤。這種矛盾性的最終結果，就是波蘭尼所曾指出的，自由主義（包括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計劃，最終只能靠權威主義來維持。
新自由主義的第三重矛盾則在於，它以自由為名，消滅、遏制和剝奪了自由。為了在市場有效——而有效市場必然導致壟斷這一悖論中尋求“理論正確”，新自由主義者力主“可競爭論”，卻無視在複雜的現代經濟體系和技術體系內，所有市場都維持較低的進入壁壘和完全競爭是不可能的這一事實。必然發生的高資本壁壘、高技術壁壘和標準壁壘，必然會使大量小企業失去競爭自由。新自由主義者進而辯稱寡頭競爭有效論，認為三家以上的企業就可以確保完全競爭，無需以拆分的方式反壟斷，卻無視寡頭合謀的可能性，也無視寡頭遊說政府從而獲得長久保護的可能性。“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如果美國的巨型企業認為他們遊說政府的活動，導致政治與經濟的高度融合，他們就會放棄這種遊說活動”（科林•克勞奇，2013）。較之古典自由主義者始終強調大量企業競爭才有效的觀點，新自由主義者大膽“創新”，立主對寡頭壟斷採取寬容的態度。克勞奇指出，在股東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企業利益的三難選擇中，盎格魯——美國立法過程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對競爭法面臨的兩難選擇採取了一種非常簡單的處理方法，那就是企業必須為股東的利益服務。
新自由主義的這種內在矛盾性暴露了其本質上的價值非中立特徵。事實上，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濫斛，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流行，都只是幫助新自由主義的推行者實現了一次權力從勞動向資本的轉移。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崛起意味著凱恩斯時代的鑲嵌型自由主義的脫嵌。在凱恩斯時代的鑲嵌性自由主義中，市場進程和企業公司活動處在社會和政治的約束網絡中，“而新自由主義就是要把資本從這些約束當中脫嵌出來”、這一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赤裸裸的階級權力的復辟”（大衛·哈維，2016）。科林.克勞奇也指出，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替代的原因根本不在於凱恩斯主義本身存在的根錯誤，而是凱恩斯主義所代表的階層——西方工業社會體力勞動者的社會影響，正在出現歷史性的衰退（科林•克勞奇，2013）。而哈維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可以把新自由主義化理解成為一項烏托邦計劃，一項旨在實現國際資本重組的理論規劃，或者把它解釋為一項政治計劃，旨在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並且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在這兩個目標當中，後一個目標實際上佔據了主導的地位，而它在重新激活全球的資本積累方面，並不非常奏效（大衛•哈維，2016）。簡言之，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經濟自由，本質上只是對資本而言的，而對僱傭工人和中產階級而言，新自由主義只是意味著對資本的隸屬和更大程度的被剝奪。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力主反最低工資法案、用涓滴效應為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辯解，在政策上打壓工會力量，削減社會福利，就是這一“選擇性自由”偏向的最佳佐證。
二、偏資本與偏金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偏資本和偏金融的，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其手段，而這些手段因其具有辯護性“效率”的掩飾，往往遮蓋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這種偏資本和偏金融的導向，是由新自由主義的推動力量所決定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恢復和強化上層階級的權力、收入和財富。而就偏資本和偏金融這兩個關鍵特徵看，新自由主義在過去數十年的時間裡表現是“無可挑剔”的。
抑制勞工是新自由主義的首要目標。而新自由主義政策也的確成功地打擊了工人階級，削弱了工人的集體行動能力，其突出表現是工會成員率下降。數據表明，美國工會成員率從二戰期間的的35%下降到1975年的25.3%，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門的工會成員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朱安東，蔡萬煥，2012）。在削弱勞工組織能力的同時，在勞動力僱傭上，則任由公司進行大規模裁員或採取臨時僱傭的方式，在投資區域選擇上，則傾向於從工會勢力強大的地區流向尚未形成工會或限制工會力量的地區，從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強的國家和地區流向集體議價能力弱甚至基本缺乏的國家和地區，並以此進一步削弱在崗工人的議價能力。保羅•羅伯茨指出，2000——2010年十年中，美國經濟只能在本土非貿易服務業當中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也就是餐廳服務生、酒保、救護人員，醫療服務和零售行業這類工作,而真正的受益者是獲得資本回報的股東，以及因為人力資本降低和利潤提高而獲得業績獎金的公司管理層（保羅•克雷格•羅伯茨，2013）。而奧拓對歐洲16個國家的研究也表明，1993-2010年期間，歐洲十六國均出現了低教育水平、勞動密集型的工作職位增長和中等收入的技能型就業崗位的下降（Autor D H.，2015）。
與勞工階層談判能力弱化對應的,則是高失業率和實際工資的停滯甚至下降。大衛·科茨等人的研究數據表明，即使在新自由主義者最引以為傲的里根任期內，美國的失業率也平均達到了7.5%，而在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撒切爾夫人任期內，英國的失業率則超過了10%。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的失業率甚至一度超過10%。1974-1979年期間，英國的平均失業率為6.7%，而1980-2000年期間，平均失業率則高達8.4%。與勞工力量被削弱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相伴，新自由主義國家同時呈現出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停滯不前。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工人的小時實際工資一直未能恢復到1973年的水平。而英、美、法、日四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工資上漲明顯比在受管制的資本主義階段要慢得多。其中，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製造業工人實際時薪增長率為0.02%，而在20世紀80年代到2000年期間則為-0.47%。而工資和薪水在美國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也在2005年達到了創記錄的最低水平，當企業利潤佔美國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7%上升到2006年的12.2%的同時，同期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卻下降了三個百分點。
在偏金融方面，新自由主義者的成績更為顯著。打壓勞工、靈活僱傭、控制工資上漲以及削減社會福利等系列措施減少了資本家的成本，從而使利潤率得以恢復。1981年，歐洲三國和美國達到綜合利潤率的最低點，隨後開始逐步回升，並在2005年返回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水平。但高利潤並沒有直接轉化為投資，在金融自由主導模式下，新自由主義更傾向於認為市場基礎的金融性資產配置比未分配利潤的再投資更有效率。拉佐尼克和奧麗蘇文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股東價值思想的流行，美國公司開始拋棄“保留並再投資”，取而代之以“裁員並分錢”的新經濟模式——股東價值至上，僱員無關緊要（威廉•拉佐尼克，瑪麗•奧蘇麗文，2004）。籍由不受管制的金融化和對大規模部門合併的鼓勵，大量的金融寡頭以及無數複雜的金融產品和無比龐大的金融市場開始主導經濟生活。
如果說通過“偏資本抑勞工”提高利潤率只是為金融化提供了可能性，那麼20世紀90年代以來諸如《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與《全國性證券市場促進法》等一系列金融去管制政策的出臺，則意味著金融化的必然性。而金融化一旦啟動，就會極力掙脫所有可能的壁壘和束縛，開始膨脹過程。張晨等人的研究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金融部門的產值持續快速增長，其產值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2006年達到8.3%，較1987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了1.93%和1.51%。同時，美國經濟中利潤來源越來越依賴於金融部門：1987年，美國金融部門利潤佔其經濟總利潤的比重僅為18.7%，而2001年，這一比重就上升為44.6%；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部門利潤佔其經濟總利潤比重的均值為17.22%，90年代上升25.88%，2000-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則達到35.94%（張晨，馬慎蕭，2014）。大衛·科茨的統計則表明，美國金融服務業在其巔峰時期創造了企業總利潤的40%，而在英國金融服務業佔GDP的份額則達到了25%。福斯特的研究也表明，1995年，六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擁有的資產相當於美國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為55%，2010年(第三季度)則到了64%（約翰·貝拉米·福斯特，2011）。
勞動者實際工資下降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大衛·科茨指出，新自由主義主導時期的產品剩餘價值的實現更多地依賴於奢侈品消費增長、高於工資增速的勞動階級借債消費以及對未來利潤和需求增長的膨脹性預期為基礎的生產資料購買。利潤不是用於積累，而是流向各種形式的消費，或流向最終對真實積累沒有幫助的各種金融投資。這種偏資本、偏金融的“新經濟模式”同時也帶來了另一重惡果。拉佐尼克認為，“裁員加分紅”的新經濟模式破壞了創新型企業所需的財務承諾、內部人控制與組織整合三個條件。在新經濟模式下，大量的技術外包和臨時僱傭雖然為企業節約了成本，但卻使企業的技術基礎越來越狹窄，知識積累變得越來越困，人員的高度流動性也使組織集體性學習受到了破壞；與此同時，企業的資金大量流向股東，或被用於股票回購以提高股價，原本應該留存並投資到創新的資金被佔用，維持創新的持續性財務被削減。在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導向下，公司經理層更加註重股票價格，而不是組織技能與組織學習（拉佐尼克，2011）。
三、新自由主義：非均衡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指責凱恩斯主義是滯脹的罪魁禍首，但作為一種替代性理論和政策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總體經濟成績單也並不好看。數據表明，20世紀6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3.5%，70年代下降到2.4%，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的增長率只有1.4%和1.1%，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在刺激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相當失敗（大衛·哈維，2016）。但是，就推行者所希望的財富和權力目標而言，新自由主義則非常成功。新自由主義推行以來，工業的盈利能力和經濟增長的速度從未恢復到20世紀60年代的鼎盛時期,在從稅收融資型國家（Tax-financed state）向著債務融資型國家（Debt-financed state）轉型的過程中，華爾街和金融資本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Thomas Volscho，2015）。
新自由主義者的辯護者則辯稱，新自由主義並非一無是處。“公共知識分子們得多麼無視現實，才會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經濟政策說得一文不值。”其中，被辯護者認為最具反擊力量的是兩點：第一，蘇聯及東歐經濟已經成功轉型，包括俄羅斯在內，它們中的大部分國家已經將一度滑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中國之上，近年來東歐各國平均增長率都在4%-7%；第二，拉美國家並非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從20世紀80年代起，先有智利，後有墨西哥和巴西，在新自由主義的啟迪下，拋棄進口替代，一度有著輝煌的表現。其中巴西更成為金磚五國之一。智利表現最好，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文貫中，2016）。
然而，上述國家的案例並不能構成對新自由主義成功的辯護。智利、巴西等拉美國家的經濟嚴重依賴於礦產和農產品。是資源價格上漲，而非生產力進步使這些國家暫時進入了中等收入以上水平國家陣營。智利的銅產品出口長期佔據其出口總額的半壁江山，其經濟漲落基本上與銅價同步，銅礦生產和以銅為原材料的電極生產佔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2013年智利出口產品中，銅礦和電極產品達到了出口總額的65%，而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自2014年初以來持續下跌，智利經濟也隨之下降到最低點。而巴西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50、60、70年代分別為7.1%、6.1%和8.9%，而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80、90年代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增長率則分別是3%、1.7%、3.3%，201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長率為1.4%。而俄羅斯的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觀察俄羅斯GDP增速和國際原油與天然氣價格，就可以發現兩者具有驚人的一致性。1989年休克療法以來，俄羅斯經濟一路走低，十年間縮水近百分之五十，1998年第三季度國際油價跌至歷史最低點，同年俄羅斯GDP也達到1989年以來的最低點。1999年之後，國際原油與天然氣價格開始一路攀升，從1999年的每桶不到20美元攀升到2008年的147美元，這一時期俄羅斯GDP也隨之增長，並在2007年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但金融危機之後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一路震盪探底，俄羅斯經濟也隨之掉頭向下。即使是被視為表現最好的波蘭，情況也不容樂觀。曾任波蘭副總理兼財長的科沃德科（GrzegorzKołodko）曾指出，波蘭2011年的GDP是1989年水平的190%，而中國GDP則在22年內已經增長了5倍。科沃德科認為，如果波蘭不是在轉軌之初的1989年至1991年大搞休克療法，1998年至2001年間執政的政府又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那麼波蘭的情況會好得多。這樣的績效，怎麼能被稱之為是“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經濟政策”？
2016年，喬納森.奧斯特里(Jonathan Ostry)等人在IMF期刊《金融與發展》2016年6月刊上發表了《新自由主義：過度兜售了嗎？》（Neoliberalism：Oversold？）一文，該文將新自由主義總結為“三利三弊”。三利是：第一，全球貿易的擴大使千百萬人得以脫貧；第二，外國直接投資往往是向發展中經濟體轉讓技術和專門知識的一種方式；第三，國企私有化導致了更有效的服務提供，並降低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論文同時也承認，由經濟和政治精英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了三個弊端：首先，如果從更多更多範圍的國家考察，新自由主義促進增長的好處似乎相當難以確定；其次，增加了不平等；最後，不平等的增加反過來會損害增長水平和可持續性（Jonathan Ostry，2016）。
這一評價也符合哈維和大衛·科茨等人的判斷，即，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不均衡的。哈維認為，真正從新自由主義受益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而這些國家之所以受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並未完全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全部主張。大衛·科茨則進一步細分了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不均衡發展和差異性表現。在他看來，除了英美之外，中東歐和拉美國家實現了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基本上沒有辦法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來抵抗新自由主義。由於工人階級和其他群體的抵抗，也有相當一部分國家阻止了徹底的新自由主義，例如，一些西歐國家就只吸收了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減少管制，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內容，但保留了社會福利和工會力量，他將這類國家稱為社會新自由主義。而被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最成功的亞洲國家，則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向新自由主義的徹底轉變，日本依然保持了穩定的集團主義模式，而韓國，印尼，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則採取了政府主導模式並且發展迅速（大衛·科茨，2014）。
全球性的差異有利於資本在全球新自由主義這一體制環境下實現積累和利潤。以新自由主義為特點的全球化生產組織，可以從地區差異中獲得利益，資本積累的不同階段和生產的環節可以被分配到最有利可圖的地區。例如，將中度勞動密集型生產安排在中東歐這些經濟全面開放，勞動力受過良好教育卻相對便宜的國家，高度勞動密集型的國家安排在基礎設施完善但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中國。這種通過地區差異性獲利的行為，只是“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進行勞動力套利”（保羅·克雷格·羅伯茨，2014），是輸出國的企業將其社會成本從一國轉嫁到了全球，其結果只是讓那些輸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納稅僱員越來越少，而剛性社會福利卻依然高企，最終是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輸出國陷入了去工業化和債務負擔的雙重困局。
為什麼新自由主義只是使在少數國家和地區可以獲得穩定的經濟增長？如果對比新自由主義推行時期的公認受益者，如東亞的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陷入困局的發展中國家，如拉美等國，不難發現，一個最典型的差別就是對待金融開放的態度。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資本有限，可以借貸進行經濟投資，促進其經濟增長，但也同時存在“無法避免的收益和風險並存的二元性”（Obstfeld, Maurice, 1998）。而發展中國家在開放金融條件下無法抵禦金融衝擊的風險，其原因也很明瞭，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推動力量和支配手段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的高流動性以及其無所不用其極的短期套利手段必然加大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的風險。喬納森.奧斯特里等人的研究表明，1980年以來，在50多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已經有大約150次危機事件由資本流入導致，其中大約有20%的事件以大面積金融危機告終而加大資本賬戶開放程度被證明是一個風險因素（Ghosh, Atish R., Jonathan D. Ostry, and Mahvash S. Qureshi, 2016）。而除了提高崩潰的可能性之外，資本開放還具有分配效應，即明顯加劇不公平，尤其當經濟危機來臨時，不公平的分配效應將會更大（Furceri, Davide,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5）。哈維則指出，通過金融機制榨取貢金，屬於老式的帝國主義活動，但卻證明對於重建階級力量助益良多，尤其對那些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而言更是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為什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依然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化，“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在那次危機中，凡是還沒有開放其資本市場的國家和地區，比如新加坡，臺灣和中國大陸受到的影響，遠遠小於那些開放了資本市場的國家，比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而凡是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韓國，也都能很快地從危機中恢復。
四、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哈維的警示及其價值
在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討論中，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而一些從發展型國家視角探討中國模式的學者，也用自由的新發展主義（liberal neo-developmentalism）一詞來形容中國（So, A. Y. 2016）。雖然大量對中國模式的探討都認可中國發展模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強有力的中央管控和明確的發展計劃等，但也認為這種特殊性中不乏新自由主義的某些元素。例如，大衛·科茨等就認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色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廢除社會福利項目和政府教育資助，並將大部分國企私有化；而楚貝克則認為中國在表現出強政府幹預特徵的同時，也表現出較高的開放度（Trubek D M，2008）。
但大衛·科茨關於中國廢除社會福利項目和教育資助的判斷顯然缺乏依據。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社保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及國家教育經費支出和社保基金收支也一直呈告訴增長狀態，尤其自1992年以後，增長更為迅速。其中，國家教育經費支出從1992的867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3280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7.9%，國家社保基金收入和支出在1992年分別為377.42億元和327.06億元，到2015年分別增長為46012億元和38988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為23.22%和23.1%.。另一方面，如果大衛·科茨的國企私有化僅僅是指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這一階段，尚可接受。但如果從四十年的長期歷程看，這一點未必是成立的。全國企業資產總額和國有資產總額從1997年的124975.2億元和44340.2增長至2015年的1406831.5億元和378101.1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4.4%和12.6%，從佔比上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國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的確從1997年的35.5%下降到26.9%，但領域高度集中於能源、鋼鐵、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從投資看，國有控股企業和集體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從2006年的44823.95億元和6471.98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213775.53億元和19397.67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6.9%和11.6%。而私人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從2006年的33378.16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291678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4.2%，外資投資企業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從2004年的3854.01億元和3113.5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11846.32億元和14223.21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8%和13.4%。因而從速度上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國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的下降只能說明，國家投資和社會投資儘管同時在增長，但社會投資增長更快。鑑於國有企業高度集中於基礎設施、能源等領域，這種增速差距反而說明了國有投資帶動社會投資的能力以及國有經濟的引擎作用。
統計數據反而佐證了哈維的觀點。即：中國一直在努力保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哈維看來，中國在通過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方式獲得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一直在努力防止國內形成任何穩固的資產階級權力集團。哈維的判斷主要依據於兩個方面，第一，從投資上看，中國對海外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遠遠超出當年韓國和日本，這可以說明中國政府一直努力將資產階級所有制保持在海外；第二，中國對外國證券投資設置的壁壘也有效地限制了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的努力，中國也不願意允許國有銀行之外的金融調節形式，這就使國際資本喪失了其面對國家權力時候的重要武器，而長期以來對在保持國有制結構不受影響的同時，中國政府也極力通過改革釋放企業管理自主性，也類似地帶有抑制資產階級形成的意味（大衛·哈維，2016）。
如果這兩點構成哈維所說的中國避免新自由主義負面影響的關鍵特徵，則需要認識到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上述兩個方面都面臨著挑戰。第一，從中國吸引海外直接投資看，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喬納森.奧斯特里(Jonathan Ostry)所說的“三利”之一，即獲得技術和專門知識。但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之後，一方面受成本、環境資源約束倒逼，另一方面也受其他後發國家的底部競爭壓力，產業升級在所必然，而在從要素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型，沿著全球價值鏈低端向上攀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處於全球價值鏈鏈主地位的技術優先國家及跨國公司各種手段的擠壓和絞殺，海外直接投資的技術和知識紅利會趨於下降和緊縮。而且事實上，2016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已經超過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中國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哈維所說的通過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從而將資本主義所有制保持在海外，而是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如何輸出中國和平崛起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而以中國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的失敗；第二，中國2017年GDP總量僅次於美國，已佔全球全球GDP總量的15%，與歐洲基本相當，面臨著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影響力與整個經濟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影響力不成比例的問題，為美國提供廉價消費品同時購買美國國債為其提供債務金融支持的模式也無法持續，而要打造人民幣國際市場，形成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體地位，就需要通過金融開放實現“將中國金融體系打造成為具有競爭力的、能夠與中國經濟規模及影響力相匹配的金融體系”這一宏大目標，這對中國的宏觀金融調控能力和基礎條件都提出了極大的挑戰。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警示，他認為，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新經濟改革包括兩大主要元素，一是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一是推動中國向西方國家的消費主導型經濟靠齊，在哈維看來，對中國而言，這兩者可能都是致命的，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自由交易的貨幣，意味著中國需要面對華爾街在期貨市場的做空交易和外資大規模進出造成的波動，在開放其金融體系和貨幣之前，中國的決策者務必要審慎衡量可能面臨的風險。
事實上，相較於金融開放的風險性，哈維的另一重警示更值得我們重視，即如何避免國內形成新自由主義制度重組的社會階層。哈維強調，從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看，政府主導型的發展型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時期通過建設基礎設施、產業政策以及培養良好的商業環境等積極的國家干預主義措施，的確獲得了經濟發展的良好機會，但與此同時也會引起社會階層重構，隨著新自由主義得益者階級力量的壯大，它就傾向於擺脫國家權力，並且對它進行重新調整，使國家經濟社會體制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發展。就新自由主義的偏金融、偏資本這兩個關鍵本質而言，中國要真正避免新自由主義的路線陷阱，始終要謹防和控制金融食利者階層，避免經濟脫實向虛，在政策偏向上要偏勞動者階層，致力於提升大眾福利，從而實現十九大所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和“為人民謀幸福”。
【楊虎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察網（www.cwzg.cn）摘自《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8年第6期。為了便於閱讀，略去了參考文獻和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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