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分佈在各自的緯度上，按照各自的生產生活方式生存，似乎可以相安無事，但是這兩大文明帶的邊界並不是永遠那麼清晰。地球的氣候是在寒冷期與溫暖期之間有規律地呈週期性變化的，當氣候處於溫暖期的時候，草原帶上水草豐美、牲畜遍地，遊牧民族南下的情況就很少發生。同時溫暖期內農耕地區往往糧食豐收、人口繁盛、國庫充盈，抵抗遊牧民族南下的能力也就強，如果此時出現雄才大略的君主農業文明的控制範圍常常能夠跨越分界線深入草原帶。
對比氣候變化週期就能發現，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羅馬帝國的擴張期，基本上都是在溫暖期。
而到了寒冷期，草原帶的界線就會南移越過長城一線，相對脆弱的畜牧經濟抗災能力比農耕經濟要低很多，因此遊牧民族就會大規模南下與農耕文明發生激烈的碰撞。而寒冷期農耕經濟也會受到影響，糧食往往連年歉收，經常發生氣候災害，人口減少，財政困難，此時抵禦遊牧民族的能力就會很差。歷史上的三次遊牧民族大規模南侵基本與三次極寒期相吻合。這就是農耕民族不約而同選擇以長城防禦遊牧民族的第一個原因。
農耕民族糧食豐收，抵禦能力強的時候，遊牧民族過得也蠻好，人家不想來。等到寒冷期，遊牧民族活不下去了，就要下來打劫。遊牧民族攻擊力最強的時候反倒正是農耕民族抵禦力最弱的時候，所以趁著糧食豐收國庫充盈就要修牆，早作準備。
農耕民族修長城的第二個原因就是——真的打不過人家。
此外農耕民族生產與作戰是兩回事，平時拿鋤頭，打起仗來要把拿鋤頭的訓練成拿刀的，這需要時間。而遊牧民族的生產方式和作戰是統一的，平時射獵物，打起仗來射人，這是一回事不需要訓練，何況人還不如獵物跑的快。還有就是遊牧民族的騎兵作戰在當時就相當於裝甲兵團，騎兵打步兵那完全就是屠殺，而中原地區是不產馬的，這個仗就很難打。
漢武帝之所以能打贏匈奴就是因為奪取了馬匹基地，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要搞“保馬法”也是為了保障騎兵。但是遊牧民族不需要制定一個國策去“生產”馬。
修長城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打仗不划算。
農耕民族拼了老命使出吃奶的力氣也不一定完全打不贏，問題是打贏了又能怎麼樣？真的值得嗎？歷史上不是沒有打贏的先例，漢武帝就多次派兵主動出擊，甚至跨過大漠去打匈奴，最後打到民不聊生，因此晚年發佈罪己詔。因為農耕民族主動去打遊牧民族很不划算。農耕民族的經濟相對發達，因此牧民打農民是“賺錢”，可以搶劫糧食、財寶、婦女，可以得到很多好處而且一路打一路搶也不需要後勤。
農民打牧民能搶到什麼呢？他們的房產都是組裝的，放車上就拉走了，牛羊也可以趕著走，他們沒有城市也不定居，因此漢武帝打匈奴不能創造任何價值，成本卻極高，支援一個兵打仗需要五個人運糧食，支持一個士兵作戰需要耗費數百名農民的勞動產出。而且即便打贏了，農民對於不能耕種的土地也不感興趣，佔領大草原對農民來說毫無意義，最後往往只能把擊敗的民族舉族內遷，還得給他們安排一塊地方蓋“經濟適用房”。原先的部族走了草原上又會興起新的部族，還要再打仗，太不合算。
所以說修長城不是個民族性格問題，不是因為軟弱，而是經過各種利弊的權衡制定的政策。
建國以後中國似乎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標榜唯物史觀，但是研究起來還是多看重人物。談起蒙古大軍西征，我們可能更多想到的是蒙古民族的血性，成吉思汗是如何雄才大略，但是西方的研究就會告訴你蒙古大軍之所以能打到歐洲，牛肉乾和酸奶的發明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哪一邊更唯物呢？歷史研究不是為帝王將相修家譜，精英人物固然對歷史有推進作用，但是真正決定人類文明走向的是自然環境、生產力水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等更深層次的原因。
這樣看歷史才能看出深層次的規律，如果只看人物就會產生很多虛妄的無意義的假設，雖然也蠻有趣但是對認識能力的提高並沒什麼幫助。
如果唐太宗和萬曆皇帝互換位置，會怎麼樣？唐朝會被突厥滅掉嗎？明朝能避免清軍入關嗎？不會的，歷史可能由於一些偶然因素、個人因素產生量變，但絕不會因此產生質變。
如果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能夠打贏鴉片戰爭嗎？如果不撤換林則徐鴉片戰爭就能打贏嗎？
無論換成誰，都不能改變自然規律、生產力規律、社會規律、經濟規律，無論換成誰鐵器牛耕的民族都不可能戰勝蒸汽機驅動的民族。
同樣的道理，如果岳飛不死就真的能收復中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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