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上岸了”

作者 | 樓臺

馬克思曾說：“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種很簡單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購買商品當然不是簡單的市場消費，而是建構意義的一種生活實踐。特別是在中國。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動的捲入全球化的市場，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興起。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曾國藩最早提出了“商戰”的概念，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將其發揚光大，提出了“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葛凱在《製造中國》中的觀察到：

“20世紀初期的中國，正在興起的消費主義文化界定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又幫助傳播了這種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化的消費文化就變成了一個表達場所，在這個場所裡，‘民族’這個概念和中國作為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是相關聯的，他們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實踐著。”

簡而言之，商業行為從來就是和民族情緒相互裹挾。它最直接表現就是近代以來此起彼伏的國貨運動。

如果從統計數據來看，自清末以來的國貨運動的商業結果並不顯出，截止到1933年，民族企業佔比不過3%，而且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而且，在國貨運動中最初收益的公司最終發現，自己陷入兩難。因為如果一旦提倡使用國貨，那麼深究起來，他們的技術和原料供應也必須是國貨，這就是作繭自縛，成本優勢根本沒有辦法發揮。

比如，發明“天廚味精”的紅色資本家的吳蘊初，標註味精為”純粹國貨“。但那根本不是事實，隨著產量的增長，他發現中國的麥麩根本不夠供應，必須從加拿大進口。事實上，正是這種進口帶來的成本優勢擊敗了日本年的味之素。在供不應求時，他還買來大量日本的產品，貼上自己的產品當做國貨去買。

在國貨運動中，民國政府進一步捲入，1928年，工業部長孔祥熙宣佈給“國貨”發證書：

“近來，只要調查一下市場裡各類商品的情況，就會發現舶來品被不實地標上了國貨的標籤來販賣，以謀取非法利潤，除非仔細調查核實哪些是真貨，哪些是假貨，否則我們無法保護國有資金並阻止其外流。”

民國政府本來就是出於收取費用的財政動機，所以制定的標準及其含糊，留出極大的尋租空間。茅盾筆下《林家鋪子》的故事，就是林老闆因為偷賣日本貨，被官員敲詐，在錢櫃取錢賄賂官員時，他說：

“至多我花四百塊。要是黨部裡還嫌少，我拼著不做生意，等他們來封！——我們對過的裕昌祥，進的東洋貨比我多，足足有一萬多塊錢的碼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塊，就太平無事了。——五百塊！算是吃了幾筆倒賬罷！——鑰匙！咳！那一個金項圈，總可以兌成三百塊……”

可惜，最後還是破產倒閉。

歷史又是一個輪迴。1993年，中國降低了電子產品的關稅壁壘，國貨一潰千里，國內廠家高呼“狼來了”，聯想就在這個時候要扛起民族工業的大旗，將自己塑造成為民族英雄。當年，柳傳志去見電子工業部長鬍啟立，指出形勢嚴峻，痛陳利害，說：“如果我們也放棄聯想品牌的微機，有可能國產微機就完全不存在了。”

胡啟立部長非常感動，鼓勵道：“你們絕對不可以放棄，一定要佔領民族工業，要有自己的品牌，這是一個發展戰略的問題。” 在場的計算機司的領導還給柳傳志介紹了國家項目。

坦白來說，雖然有政府扶植和民族情懷，但更多是聯想通過改變銷售模式，革新產品品類和發掘市場需求打贏的。

後來聯想發力全球化，政府本意是通過產業補貼，犧牲國民福利來減低聯想的邊際成本，讓它在國外的競爭中更有優勢，這原來是各國常見的產業政策。但是，奈何 PC 產業成為明日黃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加上經營又出現了問題，民眾對此更不買賬， 聯想的定價策略很快成為“美帝良心”和“賣國賊”的力證。

很大程度上，這是聯想給自己上的套，在敏感時期，從“扛起民族工業大旗”轉型為到“不（單）是一家中國公司”不是那麼容易，民眾對於“在商言商”並不是那麼寬容。

全球化受阻，跨國公司都陷入撕扯的力量之中。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曾經大逆不道地說出了事實：“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今天所有人都面臨了站隊了，模糊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

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不見河底，必然不知水的深淺，暗流和旋渦，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過河的，一個打滑、趔趄， 都可能淹沒在改革的大江大河之中。改革開放也就是浪花淘盡英雄的歷史，從不缺“時來天地皆同力，運氣英雄不自由”的唏噓。

好在柳傳志的激烈反應引發企業家集體反應，政府出面安撫。雖然被群嘲為公關災難，但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政府表態之後，斡旋的空間就大了許多。改革開放的表彰大會上，一錘定音，柳傳志還是那位把事情做成的英雄。

觀海有術，必觀其瀾。

柳傳志在整個改革開放歷史中都屬於風口浪尖的人物。從公眾性來講，柳傳志絕非典範；如果論商業成就，聯想是否能夠走出平庸還是未知之數（雖然公眾口中的聯想，僅僅是聯想控股的一部分）；但是若要論生存能力，柳傳志的耐心和韌性對當下穿越週期過冬的中國極具啟發性。

特別是對比和柳傳志同時代的企業家，就會發現這種韌性的價值。

1984年10月， 中央下發《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拉開經濟改革的序幕 ，文件中提道

“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不過這並沒有太多影響到柳傳志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後稱“計算機所”）。文革結束後，重返崗位的科學家大多心思單純，只希望能夠將浪費的時間補回來。

但很快，他們就發現自己無法置身事外。1985年3月13日，中央下發《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文件中提到：

“在運行機制方面要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克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學技術工作、國家包的過多，統的過死的弊病；在對國家重點項目技術管理的同時，動用經濟槓桿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覺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

換而言之，國家要削減科學經費，科學家們要自謀出路。科學院內傳言當年的財政撥款消減20%，更嚴重的是，在5年之後，財政撥款可能要全部取消。當時的計算機所長曾茂朝非常緊張，連同19位各個應用科研所的所長上書國家。

歷史的潮流從來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來轉移的。當時，負責領導要求曾茂朝壓縮1/3編制，也就是500人，稱這麼多人沒用。曾茂朝立刻反唇相譏：“你不也是一個所長出身嗎？你說這1500人事我弄來的，還是歷史留下了的。”

但是，國家的意志非常堅決，在開會宣佈這個消息的時候，甚至還詢問四通的萬潤南是否有興趣將計算機所承包下來。萬潤南答覆，可以，但是要遣散90%的工作人員。

曾茂朝萬分屈辱，“讓萬潤南承包計算機所。這是不是在我頭上插一根雞毛，拿到街上給賣？”他向上級報告他要自己來承包計算機所，這才有了提供20萬元給柳傳志等11人創立聯想的故事。

1984年，在柳傳志從體制內邁出第一步的時候，“兩通兩海”才是中關村的旗幟，曾經要承包計算機所的萬潤南更是風口浪尖上的人物 。

柳傳志承認當時對於管理一無所知，也沒有學習的榜樣，唯一例外的就是四通的萬潤南，“在其內部刊物《四通人》上說的一些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的話”， “對如何管理企業有思想，有理論，思路很清楚，開創了民辦企業的先河。”

青年經濟學家華生談到“四通效應”的啟示，說：“最大的啟示就是，民營企業的機制顯然是優於國有企業。國營企業必須逐步民營化”。

但是萬潤南太著急、太膨脹。1985年，四通就試圖解產權問題，設立“同仁基金”，發行內部股票。87年，當時為解決改制問題，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經濟專家都被邀請加入四通改制的項目中。吳敬璉提出把70%~80%的股份贈給相關的政府機關，然後企業經營者保留30%左右，達成一個妥協。可惜兩方都不接受。曾明確支持四通改制的區委書記張福森坦言：“你就是把90%的股份贈給別人，經營者量化10%，我也不敢批。”

萬潤南自己也不願意，自己要分51%，加上父親、弟弟，總共佔據65%，其餘5人每人7%，自此四通董事會分裂，一直僵持到萬潤南遠遁他鄉，四通沒落，產權都沒有解決。管理團隊、企業職工和國家政府沒有任何一個人滿意。

但是聯想卻是另外一個故事。柳傳志雖然拿到的是科技產業化的先鋒的褒獎，但是他能走到最後，不在其“先”，而在其“後”，瞻前而顧後，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1985年，柳傳志就宣佈，“公司不設董事會，在所領導之家關懷和領導下展開工作，這就保證了公司的一切行動納入全所統一發展。”

凌志軍在《聯想風雲》評價柳傳志，越是發現自己走在反叛的道路上，就表現的越恭謙和柔軟，“他更善於忍耐、創造條件、步步為營，以及把利益對立者變成利益攸關者的無與倫比技巧。”

1993年四通上市，緊接著1994年聯想上市，吳敬璉老先生還警告，聯想產權不清，存在風險。但是最終改制成功的，還是不動聲色的聯想。

從1993年，35%的分紅權到2001年35%的股權，中間隔了7年，這成為了中國企業史上幾乎不可複製的經典案例，被無數人反覆解讀（不再贅述，詳細見《聯想風雲》），這也是奠定柳傳志商業教父的重要原因。

其實，30%左右的股份是一個妥協的產物，在萬潤南之後的中關村企業家開始認清現實，20世紀90年代後，30%的經營股份成為一個企業家普遍的的心理期望，但是，公眾輿論的敏感，政府官員的忌諱和意識形態的障礙讓改制陷入了僵局。直到1999年，東南亞危機，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風險，為了激發市場活力，政府才下決心，排除萬難進行改制。 這次改制一直持續到2005年，以顧雛軍入獄畫上句號。

聯想和四通都是中國企業家人人關心的大事，遠在深圳的任正非都通過中間人牽線搭橋，分別見了段永基和柳傳志。

1997年，見面時，柳傳志非常坦誠，將機密之中的聯想股份改革計劃告訴了任正非。

戴老闆曾經寫過聯想和華為的1994年，來對比聯想和華為的路徑選擇。其實，當時在中關村和華為直接出現競爭關係的是華科——北京華科通信。華科是清華大學的教工許瑞洪1987年建立，它和華為同時創立，做的都是通訊領域程控交換機的生意。

1984年，許瑞洪作為清華大學的教師，南下深圳大學，結果發現深圳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很快他也投身商業，選擇了代理程控交換機的業務。他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加上代理商業模式簡單——就是進口國外的產品，然後轉手賣掉，很快就掙了70萬。兩年之後，返京的許瑞洪更是無心學術。

1987年，他跟六所所長李曼借了28萬元，註冊公司。 這是一個跟聯想類似的故事。南渡北歸的許瑞洪還把不少訂單揣在身上，拿到錢之後，立刻將訂單變現，大賺一筆。在年底時，許瑞洪就想著還六所的錢，但李曼俊看準了其潛力，就將錢算為投資。這就埋下了產權的隱患。1992年，華科正式註冊成為“全民所有制”，許瑞洪變身國家處級幹部。

許瑞洪是如何權衡利弊不得而知，但是“全民所有制”很快成為了華科大肆宣揚的買點，很多行政上的障礙得到了解決，但這種半推半就的妥協很快就結出惡果。

張愛玲在《雨傘下》有過一個很經典的描述：

“下大雨，有人打著傘，有人沒帶傘。沒傘的挨著有傘的，鑽到傘底下去躲雨，多少有點掩遮，可是傘的邊緣滔滔流下水來，反而比外面的雨來得更兇。擠在傘沿下的人，頭上淋得稀溼。”

不過三年，許瑞洪就淋成了落湯雞。國有化之後，許瑞洪很快就忍受不了上司的指手畫腳，還曾諷刺上司“吹牛也要靠譜”，更加禁止其進入公司。他也不和政府指定的公司合作。 對抗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政府日漸強勢，壓縮許瑞洪的自主權，許瑞洪唯一能做的就是報復性的揮霍在公司總部的奢侈裝修上，1萬塊的椅子和10萬塊的浴缸。在華為因為公司研發失誤，造成資金鍊緊張，不得不到處找錢時，華科銷售已經有好幾億，淨利潤至少6000萬。但許瑞洪在當地政府的鼓動下，借錢發債去蓋樓，跟史玉柱似的搞得資金鍊緊張，這又動搖了上級對於他的信心。1995年，許瑞洪迅速被免職，不久之後資金量斷裂，華科隕落。

被趕出企業並不是最糟糕的情況。“兩通兩海”之一的信通金燕靜還因為走私入獄。

金燕靜簡直就是中國女企業家或者行業領袖的模板，凌志軍記錄：

“每當行動起來時，這女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寬，做事果斷，說話嗓門極高，旁若無人，脾氣暴戾，對於他不喜歡的人和事絕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說，她在公司裡旁若無人，脾氣暴戾，對於她不喜歡的任何的事絕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說，他在公司裡‘一手遮天，威風凜凜’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門，全體員工都要馬上站起來，垂手肅立以示敬意。”

儘管看起來八面來風，但實際上，信通運營成本居高不下。由於企業入不敷出，就開始了長達9個月的走私，更加無法理解的是，走私做得並不隱秘，流言已溢出公司，被有心人舉報給了海關。

1991年6月14日，人贓俱獲，當場扣押2843萬元贓物，經有關部門調查發現，信通涉及走私的貨物價值規模高達7268.5萬元，這一度是建國之後最大的走私案，直到賴昌星和他的遠華走私案曝出。

其實當時中國海關可能真的是有問題，關稅的整體徵繳率在1994年還不足40%，走私的故事自然是一抓一大把。壞就壞在為人太過張揚。

四通的段永基評價：“走私還敢明目張膽？也就她敢吧！這不是欺負中國海關無人嗎？”

其實一年之前，1990年，柳傳志也有過一次被走私“抓包”的經歷，當時已經做好的坐牢的準備：

“總裁辦公室秘書陳淑樺同志可以證明，我作為法人代表已經做了最壞的準備，李勤同志分工保證送飯探監，但最後結果沒有那麼嚴重，罰款以200萬結案。不過，我們那次還是受到了重創”。

聯想這樣的處理結果，可能柳傳志的圓滑和柔軟有關。柳傳志跟上司相處相對融洽，調查期間他的主管領導科院院長周光召說，這事他們知道，而且說，是關稅管制逼著人不得不這麼做。在倪光南舉報柳傳志時，上級調查柳傳志的問題就發現，嚴重問題無實錘，踩線問題有通氣，就連為了疏通關係送禮，上級都知道。即使拿到35%的股權分紅，他也是一直存著，留到最後用來完成改制。

跟政府相處更是謙卑到骨子裡。有一次，物價局來調查，宣佈定價過高，罰款100萬，公司同仁立刻義憤填膺，要召開記者發佈會。柳傳志反覆強調 “你得知道你自兒個是誰”，將不滿的聲音壓了下去，低三下四地親自找副局長說情，請客吃飯，才將罰款減到40萬。

當然，柳傳志也不是是非不分。 多年後，柳就曾對凌志軍說：“（金燕靜）這樣幹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實說，當時整個國家都是走私風行，都是在賣批文，買賣外匯，他們都沒事。你是想抓誰抓誰！”

當然，那時候是絕不可能有這樣的聲音的，金燕靜被逮捕之後，海關部門大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氣勢，中關村風聲鶴唳。好在北京市委出手攔住了海關，1月10日，市政府發佈了“市委法紀聯席會議第39次會議”：

“試驗區的工作帶有實驗的性質。這是改革的實驗，也是法規的實驗……為了更好地搞好試驗區的工作，有利於新技術企業的發展，會議決定：目前在試驗區進行檢查的一些行政執法部門，要從企業中先撤出來，集中後，由海淀區領導儘快向檢查組和各檢查組上級主管領導，介紹情況，討論研究適應試驗區執法執紀的政策性問題，提出初步意見，報市政府。”

好在有市政府的保護，否則中關村可能會被一網打盡。

很多人說，柳傳志是政治家，說的是柳處理複雜關係的能力，也就是所謂“通官商之情，規便益之利、去妨礙之弊”。

這是百年前狀元企業家張騫在辦廠時定下的規矩。張騫並非經營管理的人才，也並不介入日常管理，這三樣就是對大環境的判斷，說穿了，應對之法就是一個字：熬。

媒體說一共有17位民營企業家獲得改革先鋒的稱號，這是不對的，柳傳志的同輩人，倪潤峰和步鑫生就從沒獲得過民營企業家的身份，他們是勇敢的先行者，但也是改革的犧牲者，倒在了產權的問題上。

柳傳志曾清楚地說：

“到河岸是我們的目標，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難的是如何搭橋，如何造船，或者學會游泳。在根本不會游泳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陣泡沫和帶來滑稽的悲壯以外，什麼結果也沒有。”

改革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倪潤峰和步鑫們生都有悲情的底色，犧牲者有其價值，他們為後來者踩了，但活下來才有可能繼續偉大下去。

最近幾年代際更替，80後、90後逐漸走向歷史舞臺，他們曾是歷史財富積累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在他們的印象中，改革曾經可能就是一個關於解凍的、充滿暖意的春天的故事，或者充滿著英雄傳奇式的浪漫，並沒有真正的體會過改革的起伏和艱難。天氣漸寒，沒有經歷過週期人自然是如驚弓之鳥，預期轉為急轉直下，時常可聞“2019年，可能是過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也許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之類的段子。

其實，羅伯特·戈登在《美國經濟增長的起落》中觀察到，1920~1970年中的50年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最快速的時代，在這期間，美國經歷大蕭條、羅斯福新政、二戰和福利經濟管制，但卻是美國經濟增長絕無僅有的時代。戈登教授通過對比發現，其本質推動經濟長久增長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和滲透。

中國就是在動能轉型的前夜，技術的革新和應用在逐漸的滲透到各行各業，它是一個一旦開啟，就難以逆轉的推動性因素，中國經濟的潛力和未來是可期，但是轉型必然是痛苦的。

改革本身就是充滿挫折和反覆的。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後，大地迅速回春，草木繁盛。中關村管委會的委員趙慕蘭卻回憶道：

“中關村就好像一個小小的孤島，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圍捲起驚濤駭浪。這個時候，我們築起一個圍堰，把海水擋在外面，不論你是誰，你只要走進這個圈子，就可以在裡面好好生活”

政治學家阿克斯羅德曾研究過人類合作的最優策略。他利用計算機模擬各種情況，發現最簡單的策略勝出策略就是“一報還一報”，也就是保持善意，懲罰犯規，原諒背叛，也就是說，如果在合作的一開始保持善意，相信他人，但一旦發現被背叛也要想懲罰背叛者，不過如果背叛者在接受懲罰之後，願意悔改，也要接受他人。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策略的強韌性。即使是在極其險惡的環境，只要有一個小小的團體願意和你實踐這種合作策略，那麼你們不僅能夠生存下來，而且還能發展壯大，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這個團體。

如果寒冬將至，那沒有人能夠改變大環境。無論你是誰，幻想拼命折騰或者灰心喪氣都是沒有用的，這時候要找到志趣相同的同伴，保持足夠的善意和寬容，建設一個個小小的共同體，相互取暖，耐心等待，才能看到冰雪消融，萬物肆意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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