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府區廉政文化初探
廉政文化是廉政思想及行為在社會生活中的集中反映，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千年來在人們生活中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一直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
忻府區位於山西北中部，東連定襄，南靠陽曲，西鄰靜樂，北接原平。地域遼闊，山川旖旎，人傑地靈，自古就有“文濟九原，雅出秀容”之美譽，是我國黃河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更是我國優秀廉政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和發展地之一。歷史上廉吏文化燦爛，廉吏循臣較多，據初步統計：忻府區僅明代考住進士的就有25人，舉人134人；清代考住進士的56人，舉人309人。明清步入政界為官的50餘人。（見薛喜旺老師編寫的《醉心文稿》一書113頁——117頁）這些能人志士大多胸懷國家，心存社稷，學識淵博，廉潔奉公，堪為後代楷模，芳名永駐。由這些廉吏而形成的廉政文化對忻府區綿長的歷史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現我們就僅對忻府區歷史上的著名廉吏及由廉吏產生的廉政文化做一探索和總結。
一、 忻府區廉政文化的淵源及發展
據忻府區縣誌記載，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忻府區境內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忻縣（現改為忻府區，下同）縣誌·大事記記錄忻府區歷史只是從東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開始，而對廉吏及廉政文化的記載最早則從西晉開始。忻縣縣誌·人物傳·傳記一（見忻縣縣誌613頁）首先就記載了西晉永安年間漢王劉淵及兒子劉聰與忻府區人、廉吏能臣陳元達的十分有趣的故事。事情是這樣的：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劉淵建漢後，招賢納士，為國所用，忻府區人陳元達，字長宏，被封為黃門郎。劉淵早聽說過陳元達的才幹，認為他報名來的遲，不然可以封他個大官。陳元達說，他就是怕封個大官，所以來遲。後因直諫劉淵，被劉淵多次提拔，官至儀同三司（等同三司司馬、司空和司徒）。劉淵死後，兒子劉聰接位，要大興土木，為皇后劉娥建一宮殿，陳元達冒死直諫，力陳不宜興建，奢侈浪費，百姓恨之。劉聰不聽，要下令斬首陳元達；後經眾大臣陳述，劉聰醒悟，方赦免陳元達，停建宮殿。這是忻縣縣誌記載的忻府區廉政文化的最初源頭，是從大臣陳元達直諫皇上劉聰奢靡開始，反映出陳元達以民為本、珍惜民力、力戒奢華（腐敗）的崇高思想，這要比我們忻府區後人知道的歷史上唐代大臣魏徵直諫唐王李世民的廉政故事至少超前300年。
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忻府區廉政文化也在前進中被歷代廉吏們充實和昇華。到金元時期，忻州人、一代文宗元好問考中進士後，在河南鎮平、內鄉、南陽縣等三地任縣令，他廉潔奉公，勤於政務，獲信百姓，成為歷史上著名廉吏。他縱觀金元社會，且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提出“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見《自題中州集後五首》）認為人世間清正之氣來的十分艱難，希望後人珍惜；對古今司空見慣的以權謀私行為大聲譴責：“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見元好問全集《壽陽縣學記》）。他還認真分析了貪官的心裡，“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為所累者多矣。”（見元好問全集《禮部掾屬題名記》）認為貪官是“愚賈”，“舉身以徇貨”，一切為了貪財。他認為貪官的腐敗行為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而造成這樣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夫以天下銓綜之系，與夫公卿達官之所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是官員品行較差，不懂修行。在此基礎上，他認為一個廉吏僅靠廉潔還不夠，還應該敢於擔當。在給好友、廉吏李欽叔所寫的《四哀詩》中，他這樣強調：“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慄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當國家面臨危難、“神州陸沉”之際，一個正直有為官員，應該面對危難，敢於擔當，視死如歸，力挽狂瀾，奉獻人民。而對那些為官不為，為官不擔、庸庸碌碌、懶政怠政的官員，提出了尖銳批評，在《南陽縣令題名記》一文中他這樣寫道：“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墜窳，斯可也。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可以說元好問的廉政觀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忻府區的廉政文化，甚至是山西和中國的廉政文化，在中國廉政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歷朝歷代，忻府區能人志士迭出。到了明代，廉吏能臣又顯耀中華大地，出現瞭解村的廉吏姜濤、頓村的廉吏陳功和傅霖，樊野的廉吏宿冕、城內的廉吏黨承志等，其中解村的廉吏姜濤尤其著名。他生於明太祖洪武至明英宗年間，歷任浙江嘉興同知、北京河間同知、知府、北京順天府知府、戶部左侍郎等職，他任職期間，打擊豪右，關注民生，身受百姓愛戴，百姓多次寫萬民書請求留任和提拔，而他去世後家無積蓄，竟無棺木安葬。他時刻以民為重，認為做官就是保護民生，姜濤碑文記載，姜濤在河間任知府後，面對武臣豪右侵奪陂池、霸佔採魚一事，他提出“凡池湖魚蝦蓮葦，任民採取，敢有佔據者就執以來。”可以說保護民生、以民為本是姜濤廉政文化的最核心內容。
到了清代，忻府區考住進士的學子眾多，步入政界的官員也眾多。董村廉吏楊敬儒、南肖村廉吏焦維域、曹村廉吏崔映辰、北宋村廉吏郭令萱、楊家莊村廉吏楊履晉、莊磨廉吏寧鴻章、西張東曲村廉吏徐福麟、忻州城內廉吏米毓瑞等，他們捨身為國，廉潔自律，至今被忻州人民傳為美談，其中廉吏焦維域事蹟更是廣為傳頌。他曾任四川江油縣縣令、馬邊同知，《忻州秀容詩文叢》評價他：在四川江油縣“任職六年，以循吏著”。任職期間，晝夜理政，往往四鼓才就寢，晚上常常是“一燈熒然”。他針對江油百姓直率好訟的性格特點，在受理案件後，總是要聽他們把案情說透；在審案前夕，他每每要提前對案件線索進行走訪，儘量掌握更多案情，而後才決定升堂審理，改變在升堂後縣令還不知案情，只是在堂上才隨意呼喚調查的弊端，深受老百姓稱讚。不徇私情，秉公辦案，敢於擔當，是楊敬儒廉政文化的最重要部分。還有忻州城北關的米毓瑞，他是在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考中進士，曾任山西垣曲縣教諭。任職期間，他清貧為政，在詩中《垣曲去來詩》中感嘆：“蕭蕭作客歷三秋，坐困中途起百愁。手費黃金嗟易盡，鬢添白髮苦何求。”的感嘆，儘管如此，他仍關注國事，為國分憂，連續向光緒皇帝上奏《請選任州縣以資治理疏》、《請實行禁菸義斷釐稅疏》等，將自己的思考與國家危難結合起來，顯示出一個基層廉吏捨身為國的高尚情懷，而這正是米毓瑞廉政文化的主要部分。
二、忻府區廉政文化的形成原因
忻府區的廉政文化是從這些出類拔萃的廉吏身上產生的。由他們的廉政思想和作為而產生的廉政文化燦爛輝煌，對忻府區後人影響甚大。而我們仔細分析，卻不難發現，忻府區這些廉政文化產生的原因是：
1、官宦出身，家教有方。
“南絳北代，忻州就不賴”，忻州從古至今，文化久長，底蘊深厚，文脈茂盛。從考住進士的這些能人志士中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大都是官宦家庭（當然也有個別不是）出身，祖上對後輩兒孫大都留有良好的家規家訓，導致這些後輩兒孫能夠科考及第，成為國家廉吏能臣。這裡僅舉幾個事例來說明。
元好問，（公元1190年——1257年），忻州韓巖村人，字裕子，號遺山，金元之際著名詩人、歷史學家、廉吏，曾任金朝國史館編修、河南鎮平縣、內鄉縣、南陽縣縣令、尚書省左司都事等職。曾祖父元春任北宋隰州團練使，祖父元滋善任金朝柔服臣，元好問出生七月後，就過繼給叔父元格，元格又曾在山東掖縣、河北冀州、山西陵川、甘肅隴城等多地出任縣令。元好問從小就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從小受到父親、兄長、老師的教育，最後在32歲時考中進士，步入仕宦。
楊敬儒，（約公元1647年——1702年）忻州董村人，字恆南，清代著名廉吏，曾任湖南臨湘縣縣令、廣西雲南道監察御史、貴州布政使，康熙皇帝親自賜其“盛世直臣”牌匾。祖上楊宗（二十世）在明洪武二年遷移忻州，到他已是二十七世，在忻州共七世的家庭傳延發展中，有“一門三進士父子八舉人”之美譽，可謂是“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出生。楊敬儒從小秉承父訓，在位於村北六百多米處的一座寺廟（北寺）讀書，從小以“分寸光陰倍自惜”自勵，1673年考中進士，步入仕宦。
崔映辰，（公元1751年——1810年）忻州曹村人，字斗南，號酉山，清代著名廉吏，曾任山東新泰、蘭山、陽穀、汶上、日照等地縣令，泰安府知府，濟東泰武臨道署按察使等職，被山東百姓稱其“崔青天”。其父崔嶫就是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兼鑄印局掌印，是忻州的“名門望族”，“勤讀書”是祖傳家訓，公元1778年考中進士後，步入仕宦。
焦維域，（約公元1793年——1853年）忻州東樓鄉南肖村人。1813年考中舉人，1819年考中進士，1822年任四川江油縣縣令，1828年任馬邊同知，1830年任納溪縣縣令，不久在任崇德縣令途中歸鄉，在家設帳授徒20年後病逝。從小生活在一個家教嚴謹的官宦家庭。
2、刻苦用功，少有大志
古代考中進士的艱難決定了考生必須天資聰慧，然而僅僅天資聰慧還是不夠的，也就是必須有外在的動力促使他勤奮好學才行，這就是少有大志，經國濟世。只有發奮學習，才能完成科考任務，實現“經國濟世”的宏偉目標；而要實現“經國濟世”的人生目標，非完成科考任務不行，因此，發奮學習就是忻州先輩在少年、青年時代的必修課。元好問少有經國濟世的理想，自負“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先後拜王湯臣、郝天挺、趙秉文等為師，勤奮學習，淹貫百家；十八歲，父親“教之民政”，為他步入仕宦、勤政為民打下基礎。楊敬儒，“幼稟異姿，善屬文。弱冠遊癢，文名噪甚。”少年讀書“十年戴儒冠，下帷翻六籍。閉戶謝當世，皋比坐講易”，最後考中進士，實現了自己報國為民的理想。崔映辰，少有奇才，讀書一目數行，有“經濟天下，願做一代純臣”之理想，少時家雖累世未官，但卻“一如寒素，幼時猶親操家人雜作，乘暇讀書，如古人之負薪掛角者。然每夜讀更已深，父促之眠，不敢燃燭，恆焚香照讀不少休，其篤學如是。”楊履晉，公元1851年——約1920年，忻州長征街辦事處楊家莊村人，父親楊樹本是舉人，曾任石樓縣訓導。父親去世後，他聽從母言，受母督責，勤奮學習，後不到20歲，又去省城令德堂跟隨山西學正、恩師王可莊學習，1883年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他從小仰慕清官，“穎敏邁眾，見者俱器重之”，長大決心效法包拯，為民辦案。在少時就曾去忻州福田寺踏跡訪蹤，尋找大詩人元好問的足跡。
3、學養深厚，學用結合
毫無置疑的是，忻府區這些古代廉吏和我國曆史上其他廉吏名臣一樣，都是學養深厚，能詩會文的學者型廉吏，他們對古今社會都瞭解的很深，對社會的洞察力很強。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又能夠做到學用結合，往往能夠提出切合實際的獨到見解，受到重視，如金元之際著名廉吏元好問，是詩人、歷史學家，他一生文化成就卓越，是後世公認的“一代文宗”。1233年在汴京被圍期間，他不顧個人安危，作《寄中書耶律公書》，向蒙丞相耶律楚材大膽上書，請求保護中原秀士50 多人，受到採納；清代著名廉吏楊敬儒是詩人，散文家，他一生寫了數百首膾炙人口的好詩，同時，在湖南臨湘擔任縣令期間，針對臨湘的實際情況，向康熙皇帝大膽上書《請恤旗下奴僕書》《敬陳清丈四事疏》《請均楚南鄉試書》《請釐剔湖南漕糧積弊疏》等，大都被皇上採納。
4、勤奮理政，以民為本
一個官員不理政，就喪失了做官根本；一個官員不廉潔，就喪失做官品性，一個官員不為民，就喪失了做官理想。三者全部喪失的人，定是個自私自利的腐敗分子，在他身上不會產生廉政文化。所幸就目前資料來看，歷史上忻府區這50餘名官員，大都是勤奮理政，敢為民先的好官。如元好問在河南內鄉為縣令期間，清廉理政，為解決百姓的生活問題，他十分重視農業生產，親率百姓抗旱排澇；針對個別豪右搶佔土地的情況，他劃線立碑、抑制豪右，為大多數百姓爭取生活空間，開墾農田，最終使內鄉呈現出“桑條沾潤麥溝清，軋軋耕車鬧曉晴”的喜人景象。他還及時開倉放糧，對民眾進行賑濟，同時拿出微薄俸銀，及時捐助特別貧困者。通過行之有效的工作，極大緩解了內鄉的官民矛盾，基本解決了老百姓的口糧問題，保證了內鄉的社會穩定。清代廉吏崔映辰在山東日照、新泰、蘭山、陽穀等地任職期間，所至“廉明慈惠，政聲籍籍。” 《賜進士山東道署按察使酉山崔公碑誌》記載，崔映臣“聞在蘭山，百姓信之，他督辦河工，因為費用不足，士民挈貨，以濟其需；修城郭，百姓捐衣，剋日而工成。”作為蘭山父母官，他興辦實事，始終念民殷切，而民又能以誠應之，官民相處和諧。
三、忻府區廉政文化思想拾遺
那麼說，忻府區廉政文化究竟該有那些內容呢？或者說由那些內容可以構成忻府區的廉政文化呢？忻府區所推出的這些廉吏，都是忻州市歷史上的著名廉吏，他們在各自的學習和工作過程中，不僅率先垂範，廉潔勤政，成為我國曆史上著名廉吏，而且根據工作實際，他們又提出了在這方面的見解，形成了獨特的廉潔觀，對後輩影響深遠，理應受到重視。
西晉大臣著名廉吏陳元達認為，無論皇帝和官員都應該力戒奢華，勤儉辦事。在西晉皇帝劉聰要給皇后劉娥大興土木、修建宮殿的時候，他站出來首先反對；當劉聰威脅要殺他的時候，他臨危不懼，繼續重複自己的諫言，顯示出一個大臣為國家社稷長久著想的耿耿情懷，顯示出他自己作為一個廉吏的廉政思想在他內心深處早已紮根的信念和追求。
金元之際著名廉吏元好問對歷史上的廉吏十分推崇，對官員的貪腐行為深惡痛絕，並做出深刻批判。他認為，社會上的腐敗之風主要由“人”造成，由權力造成。他分析道：“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對用權利盤剝老百姓而養肥自己的官員深惡痛絕，給予大聲譴責；他對金代出現的廉吏十分推崇，在給一位廉吏薛明府所寫的詩《《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中首次提出“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打破常人思維定勢，極力推出心中廉吏，要官員們學習效仿。
明代著名廉吏姜濤亦有自己獨到的廉吏觀。姜濤認為，做官是為成千上萬個百姓服務，不是為自己發財，因此一個官員首先應該甘於清貧，生活艱苦，時刻保持自身廉潔，與百姓同呼吸共患難；其次姜濤認為一個官員應該以民為本，時刻想著百姓，賙濟百姓。姜濤俸祿的很大部分就是用來賙濟窮人，以致自己在去世後，家無餘錢，無法安葬。
清代著名廉吏楊履晉認為作為一個廉吏應該敢於為民做主，向邪惡亮劍，對其懲處。他時刻牢記韓非子“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的古訓，對邪惡者施以嚴刑峻法；他在老家僅僅有先輩積攢下錢修建的房屋10間 ，且已破舊。他在為母丁憂期間，見有滲漏者，急命家人補葺之。 他在《深柳堂記》最後寫到：“況斯堂附先人敝廬，又為晉昔年家庭教育地。若聽其湮沒而不為紀述，讀書之謂何？罪戾滋甚矣。因識其始末，使子孫登斯堂者，油然動觀感之思，知吾楊氏清白傳家，淵源有自也，謹記之。”可見“清白傳家”是他一生的座右銘。
清代廉吏寧鴻章認為，一個廉吏應該始終報效國家，為國出力，不能想著自己的私事。他在清末本身就戰功卓著，後在清朝京漢鐵路建設期間，作為重要負責人之一，廢寢忘食，勤於管理，勤儉節約，保證了京漢鐵路八年通車，為國為民又做出重要貢獻。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廉吏的思想印證。
四、忻府區廉吏及廉吏文化對當時社會的作用及影響
作為忻府區歷史上的著名廉吏，在當時社會就很有影響。他們廉潔自律、敢於擔當，成就卓著，不僅受到基層老百姓的讚揚和擁護，更受到皇帝的重用和提拔，因此成為當時歷史上著名廉吏，而由他們的廉吏思想、行為及事蹟所形成的廉吏文化，又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並綿延後世，散發出永久的光輝。
元好問，在河南三縣執政期間，勤於政務，催民農桑，安撫流亡，不負皇命，樂於助民。每當調任，百姓攀轅臥轍，挽留不捨。在那個兵荒馬亂、百姓餓殍枕道的特殊時期，他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極大地緩解了河南三縣的社會會矛盾，基本解決了老百姓的生活口糧問題，確保了社會穩定。去世後學生郝經在給他寫的墓銘中這樣寫道：“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之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為可哀也。”
姜濤，在浙江嘉興、直隸河間府、順天府及戶部工作期間，評斷冤獄，興修水利，抑制豪右，保護民生。在河間府任職期間，工作突出，調任時百姓扶老攜幼給明宣德皇帝上萬言書，請求留任河間知府，並送其“明鏡青天”牌匾；姜濤去世後，明正統皇帝親賜棺木及安葬費用，特遣禮部主事林壁代其致祭，還令公卿以下百官皆到姜濤靈前拜祭，依禮部侍郎之職建造墳塋。
楊敬儒，在湖南、廣西雲南道任職期間，大力宣傳御製政例，促進當地民俗民風好轉；他清訟獄，修城垣，墾屯田，百姓樂之，朝廷重視；他奮勇上書彈劾大學士李光地“奪情”，主張律例平等，受到康熙皇帝重視。去世後康熙皇帝親賜其“盛世直臣”牌匾及高達三丈六尺的引魂幡為他發喪。
崔映辰，在山東多地任職期間，督辦河工，因為費用不足，得到百姓贊助；他修理城垣，百姓捐衣，剋日而成功。後因遭小人彈劾罷官後，山東泰安民眾聞之，數千人赴京叩閽申訴，迫使嘉慶皇帝重新將他安排，事情才算勉強平息。清道光28年，忻州知州曹森給他寫的碑文結尾這樣寫道：“公寓名宦，後世必有史書之者其何待，餘言第所為。公桑梓之地，而寫亦藉此為高山之仰，故書碑以志，嚮往之私心雲。”
清代著名廉吏焦維域，曾任四川江油縣縣令、馬邊同知。任職期間，他晝夜理政，公正辦案，深得百姓稱讚。他擔任馬邊同知的時候，勸說遊擊停止用兵，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去雷波縣平息事態，有效維護了百姓利益。《忻州縣誌》有對他的明確記載。
清代著名廉吏楊履晉，曾任吏部主事、員外郎、湖南寶慶府知府等官職，任職期間，庶獄多所平反，積案多所清理，民稱“便利”，是清代著名的執法能臣。《秀容詩文叢》裡收錄了他部分詩歌，直至現在當地還有他不少辦案的傳說。
五、廉吏及廉政文化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
忻府區古代著名廉吏及廉吏文化不僅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深受老百姓愛戴，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尤其對我們後世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1、廉吏贏得了忻州後代能人志士的讚美、敬重和追隨之情。
元好問，在金朝滅亡他自己成為遺民後回故鄉忻州構築野史亭。後野史亭經過多次修復，現在變成遺山墓園。自從元好問去世後直至現在前來拜謁的人很多，拜謁詩文亦多，如清代光緒年間忻州進士、廉吏楊履晉在青年時代拜謁元好問時寫道：“五花墳下草恆春，清氣依然萬古新。文獻州中遺稿在，金源詩筆屬詩人。”清明之際書畫家、思想家傅山在拜謁元好問時所作詩《遺山懷古》中寫道：“君不見，先生雍容氣象列賢行，杜陵詩史屹相向······我來添作一青峰，以對遺山秋月白。”兩位先賢所表達的正是忻州後人對先賢元好問的讚美、敬重以及追隨之情，我們僅從這兩首詩就可以看出廉吏元好問對後世的作用和社會影響。
2、廉吏增加了忻府區百姓對上層政界的信任和信心。
從理論上講，上層政界官員和基層普通百姓都是一體的，屬於中華人民，可是在實際中，從歷史上看，由於上層政界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對待基層百姓，因此在一定時候，基層百姓和上層官員能夠形成思想和利益上的對立和衝突，待對立激化後，可能引發百姓造反，而這時百姓所舉“義旗”就是官逼民反，因此他們要“殺盡貪官”，對貪腐的政界失望之至，而在忻府區大地，由於歷代有本土廉吏存在，百姓對上層官員的認同感和信任度較高，甚至不討厭在本地做官的外籍人員；而外籍官員們在忻府區勤政為民，竭盡所能，為百姓辦事的舉措，也感染著忻府區大地的百姓，因此忻府區百姓對本地外籍官員們比較信任，歷史上從沒有一起農民起義發生在忻府區的事實，我們也就從中可以得到理解。從《忻州志》記載看，明清之際在忻府區工作過的州官們，如楊維嶽、劉清、竇容邃、魯潢、戈濟榮等大都廉潔自律，勤奮理政，敢為民先，在忻州百姓中口碑很好，離任後百姓均要刻石紀念。
3、廉吏及廉吏文化淨化了全區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文明。
從忻州這個地域上講，處於古代中原農耕文化和草原遊牧文化的結合部，《忻州直隸州志·卷八·風俗》載：“忻州氣稟剛勁，健訟輕生，刁野難治。”又曰：“俗多事淫賭，尚氣輕生，奸人魚肉良善，頑民慣逋賦稅，緇黃作奸，惡少羽翼之，尤為敝習。”這些看上去對忻州人民不好的民俗記載，在遇到清廉官員後會發生質的改變，忻州乾隆年間進士、忻州州官竇容邃說道：“聲教所漸被為風，閭閻所習染為俗，遇循良之吏，鄙野可化為禮讓。遇貪殘之輩，淳良亦入於澆凌，非民之果有異也，亦上之感之化之者不同耳。繁劇如忻郡，舊志載：氣質剛勁。長民者，誠能因氣質之偏，而明之以禮，講之以讓，又何患剛勁之概，不變為和平之氣象乎？又曰：健訟輕生。長民者，果能漸之以仁，摩之以義，而為政為教，一出於誠懇不欺，又何患健訟之不終歸於無訟。輕生之不悉，返為愛身乎？曾何刁野難治之有耶？予自蒞任以來，體察民情，誘之以善，則欣然樂從，懲之以法，則凜然知懼。是比戶質樸，猶有太古之遺規也。考驗士習，先達貴顯，以閉戶為高。青衿之弟，以誦讀相尚。是詩書禮教，不失先聖之矩範也。勤撫字而輸將恐後，急公務而奔走爭先。是上有所好，而下無不從也。豈非刁野之習，自上召之，而致治乏術，遂稱為難治哉？”（見《忻州直隸州志》43頁）從以上對州官竇容邃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賢明的廉吏對當地社會風氣的影響有多重要！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現在的忻府區才成為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地區，才堪稱“文濟九原，雅出秀容”。
忻府區歷史上是有過不少的廉吏，他們科考成功，步入仕宦，忠於國家，勤政為民，其事蹟流芳千古；他們如忻府區夜空的星辰，永遠閃爍著潔白的光芒，朗照著忻府區大地，鼓舞著後輩忻府區的能人志士，學習他們，效仿他們，從而為國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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