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今天（1月16日）起至2月24日，“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別展覽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臺北故宮博物館為此次展覽出借了四件典藏文物，其中有著“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顏真卿《祭侄文稿》外借日本引起了廣泛爭議。
據悉，臺北故宮為此次展覽出借的文物，除了《祭侄文稿》以外，還包括懷素的《千金帖》《自述帖》及褚遂良摹本《蘭亭序》，均為擁有千年歷史的稀世珍品。據《聯合報》報道，《祭侄文稿》被核定為國寶，等級比核定為重要古物的《翠玉白菜》還要高。考慮到書畫的脆弱性，臺北故宮從1984年起陸續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包括《祭侄文稿》和《自述帖》），規定每次只能展出42天，展後需休息三年以上。也就是說，這兩件作品在臺北故宮都難得一見，此次將其出借日本，在兩岸引起了輿論強烈關注。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祭侄文稿》。在中國書法史上流傳的幾大名帖中，公認的“天下第一行書”是王羲之的《蘭亭序》，但因《蘭亭序》原作據傳成為了唐太宗的陪葬品，因此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祭侄文稿》就是現今存世的“第一行書”。
顏真卿以楷書聞名，然而他實際上也是一位行書大家，《祭侄文稿》就是其行書的鼎峰之作。《祭侄文稿》是顏真卿為侄子所作的悼文。安史之亂中，唐玄宗出逃四川，顏真卿的堂兄、侄子為國捐軀，屍骨無存，僅找到一個侄子的頭顱。在悲憤交加的情況下，他一氣呵成寫出了這篇共計269字的文章（經過塗改的字共計34個），在後人看來，是幅不可複製的傑作。《朝日新聞中文網》前主編、日本作家野島剛在《故宮物語》一書中介紹稱，這份草稿因流露出自然的情感，顯得尤為動人，其心碎、悲痛、慟哭的強烈情緒在字裡行間噴薄而出：
父陷子死 巢傾卵覆
天下悔禍 誰為荼毒
念爾遘殘 百身何贖
嗚呼哀哉
1月14日下午，《環球時報》官微發佈報道《臺北故宮外借祭侄文稿日本展出，無特別保護》在國內社交網絡上引起了劇烈反響。《環球時報》在微博中引用了臺灣某電視節目中一位名叫黃智賢的女主持的怒斥之語，激起了許多愛國網友的熊熊怒火：“把故宮國寶，用這種方式（送去日本），其實是折煞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貢獻。民進黨用這個去諂媚日本人，真是讓人家看透了。尤其這兩年，日本對我們之惡劣。日本對我們再好，我們都不可以把顏真卿拿出去賣！你憑什麼讓它出去，你憑什麼，你憑什麼！如果在日本展出，我寧可這個國寶回到北京去！”
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地區，民眾的批評大多集中在幾個方面：千年以前的書畫作品紙張脆弱，不宜外借；外借了日方無法妥善保護，甚至根本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任憑參觀者拍照；臺北故宮將國寶拿去日本“獻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等等。
誠然，臺北故宮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一直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機構，近年來民進黨圍繞臺北故宮展開的種種“去中國化”措施更是屢屢挑撥兩岸民眾的神經，同時也令其一舉一動都被放在放大鏡下審視。然而撇開政治因素，我們也應看到，文物外借是院際交流、文物互通有無的慣常手段，不止臺灣方面會向日本外借藏品，大陸和日本也一直有著良好的藏品互借記錄。這種能夠促進東亞地區跨文化交流的正常行為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汙衊，不得不說是一項憾事。
臺北故宮的政治爭議：“去中國化”的漩渦
臺北故宮博物院是中國三大博物館之一，一直是大陸游客訪臺必去景點之一。現館藏文物達69.6萬件，集合了世界知名的中國文物，如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散氏盤等。
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2008年再次下野，2016年重新成為執政黨），臺北故宮就被捲入了“去中國化”的政治漩渦。對此，野島剛在《故宮物語》中有詳細敘述。2001年，和民進黨有著密切聯繫、“臺灣意識”強烈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杜正勝繼秦孝儀之後擔任臺北故宮院長。他稱臺北故宮雖然號稱世界級博物館，但卻沒有其他世界級博物館那般多元的收藏，因此應該擴大收藏品的“幅度”，2002年，臺北故宮決定興建故宮南院。至此，民進黨人對臺北故宮“去中國化”的意圖初露端倪，“究竟故宮是什麼”這一問題引起的激烈爭論持續至今。很大程度上來說，此次《祭侄文稿》引起的反對之聲也是臺北故宮政治爭議的一部分。
作為民進黨“故宮去中國化”措施的重要一環，故宮南院以“亞洲”作為主題，館址定在民進黨的南部重要票倉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南院本應在陳水扁結束任期的2008年之前成立，但拖延了8年，終於在馬英九結束2016年任期之前完成。當政權從民進黨轉移到國民黨時，南院問題曾一度陷入僵局，關於南院名稱是否要加上“故宮”、臺北故宮是否要提供文物等問題均爭論不休。
2007年1月，臺北故宮將“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修正案遞交立法機構，但並未馬上通過，而是歷經了一年多的討論審議。其中最大的焦點是第一條，其原文是：“為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特設‘國立’故宮博物院，隸屬於‘行政院’。”然而修正草案的版本剔除了臺北故宮與“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原國立中央博物院”的關係，也提出了將“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改為“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
民進黨發起修正“組織條例”，引起了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強烈反應，也遭到臺灣內部藍營媒體和文化界的嚴厲批評。《聯合報》稱：“故宮試圖抹殺文物歷史，不僅不可能做到，也不是一項聰明的嘗試。故宮的‘組織條例’也許有必要修正，但是不應藉此扭曲歷史，以達‘去中國化’的目的。”國民黨民意代表的態度也非常強硬，在國民黨選舉佔優勢的情況下，民進黨不得做出較大讓步，在民進黨最終的修正案中，原本希望去除“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的關聯沒有成功，“中國古代文物”的字樣也沒有發生改變。
2018年7月，立場偏綠的陳其南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其上任後的言論與舉措頻頻引發熱議。據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此前報道，陳其南在上任時宣稱：臺北故宮一直不被認為是“臺灣的故宮”，而是“北京的故宮”，臺北故宮因此會成為北京故宮的“飛地”。他想讓臺北故宮“臺灣化”，將其定位為“東亞中心”，未來不排除興建具有歷史文化脈絡的主題館，如“琉球館”“西班牙館”“日本館”等。
11月12日，陳其南表示正在評估從2020年起封館整修三年的計劃，並稱在此期間臺北故宮的重要藏品將遷至故宮南院。消息一經傳出，引起了臺灣輿論的嚴重質疑。據中評社報道，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兼任教授潘朝陽表示，這只是臺當局“去中國化”的藉口，重點是想處理來自大陸、代表中國文化的故宮文物。在輿論壓力下，陳其南又於13日上午召開記者會，改口稱臺北故宮北院區不會閉館，而是在開放的同時進行整修。
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此次《祭侄文稿》赴日展出再次在臺灣內部引起爭議——在臺北故宮的領導者本人有“臺獨”傾向的情況下，臺北故宮是否能妥善保管、保護“中華國寶”，令人疑慮。早在去年11月，“立法院”國民黨委員柯志恩就質疑：“如此重要的國寶外借，到底是誰決定的？”媒體人黃智賢更是直接將矛頭指向了民進黨，稱這是民進黨對日本的“獻媚”之舉。
可以去日本，不能來中國大陸：臺北故宮出借藏品的“苦衷”
此次《祭侄文稿》赴日展出的消息在中國國內引起網友的強烈憤慨，不排除有“中國的珍貴文物不能回大陸，卻能去日本展出”的怨憤情緒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臺北故宮在藏品外借地點的選擇上有因歷史原因造成的“苦衷”。
臺北故宮第一次赴海外展覽的目的地是美國。提出舉辦展覽的是美國《時代》雜誌創始人魯思（Henry Ruth）等人。當時，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故宮文物於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在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進行巡迴展覽，入場參觀人次空前，在美國帶動“支持蔣介石”的輿論，產生了極大效果。
那次展覽，臺灣地區方面和美國之間的談判經歷了不少波折，最重要的困難點在於中國大陸的反對風險。具體而言，風險有兩個，一是運送時恐遭中國大陸方面搶奪文物，二是在美展覽期間中國大陸有可能會向美國法院提出文物所有權的主張。為了解決運輸安全的問題，美方提出由美國軍艦運送；至於免扣押的問題，美國國務院向法院提出免責，那次展覽才最終得以成行。
在順利舉辦美國展覽後，臺北故宮又於1996年舉辦了第二次美國展，在美國四大城市巡迴13個月。然後又到法國、德國、奧地利三國舉辦展覽。法國展的主題為“帝國的回憶”（1998年10月22日-1999年1月25日），德國展的主題為“天子之寶”（2003年），奧地利展的主題為“物華天寶”（2008年）。
歷次赴海外展覽，臺北故宮提出的原則都是舉辦國需要有免扣押文物的法律制度。為此，臺灣地區方面和法德兩國（特別是德國）均展開了艱苦的談判。法國政府於1993年提出希望舉辦故宮展覽，法國國會於1994年8月通過“六七九法”，該法承認免扣押的條文。德國早在1993年就與臺北故宮接觸，但因德國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無意修改其“文化資產保護法”，談判陷入僵持。直到德國於1998年修正“文化資產保護法”，在第二章第20條規定即使有第三方的要求，從海外帶來展示的文物也必須保護，臺北故宮和德國之間的談判才重新展開。
首次提出在日本舉辦臺北故宮展的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他於1960年首次以首相身份訪問臺灣，向蔣介石提出了這一請求。然而由於日本無法做到像美國那樣既派遣軍艦護送文物，又發表政府正式聲明，赴日展出的計劃就此擱淺。直到日本於2011年3月25日通過“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在第三條中規定“經文部科學大臣制定者，不得強制執行、假扣押及假處分”，符合了臺灣要求的“文物免扣押”條件，日本展的協商才重新啟動。2014年6月24日至9月15日，臺北故宮博物院日本展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拉開帷幕，其後又巡展至九州國立博物館（同年10月7日-11月30日），“翠玉白菜”是那次展覽的明星展品。根據日本美術年鑑社的報道，臺北故宮日本展的參觀人數（65.8萬）在當年僅次於日本國立新美術館舉辦的“奧賽美術館展”，位居第二。
自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開始執政以來，兩岸故宮亦開始了文化交流——故宮作為兩岸共同的根的集中代表，被認為是改善兩岸關係的最佳媒介。2009年秋，北京故宮和上海博物館借出37件文物給臺北故宮，舉辦“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2011年春，臺北故宮舉辦“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來自浙江省博物館的《富春山居圖》前半段與臺北故宮擁有的後半段合體，傳為佳話；2011年10月，臺北故宮舉辦“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北京故宮、瀋陽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均提供文物；2013年，臺北故宮舉辦“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位特展”，北京故宮借出的文物多達45件。
2008年以來，臺北故宮幾乎每年都會和北京故宮合辦故宮交流聯展，已經成為臺北故宮的年度重要活動。野島剛指出，兩岸故宮交流如此活躍，與兩邊故宮收藏品具有高度“互補性”不無關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因為“文物免扣押”條款和臺北故宮的正式稱謂問題，臺灣方面還沒有向大陸出借過文物。
因此一直以來，中國大陸方面都對臺北故宮文物的海外展覽持有某種又羨慕又落寞的情緒。微信公眾號“賈嘉”梳理國內報道發現，早在2018年7月，澎湃新聞就已經報道了東京國立博物館將舉辦顏真卿特展的消息。人民網也於2018年8月援引《收藏快報》的報道，發表《“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祭侄文稿將赴日展出》。彼時，新聞的關注重點還是“如今越發複雜的局勢，都令兩岸間文物的交流成為奢望”。同樣是在8月，《人民日報》的新媒體號刊文《指南：沒脾氣，想看這4箇中國書畫展只能去日本》，其中也提到了《祭侄文稿》，除了標題流露出的遺憾語氣外，並未對這一展覽有任何微辭。
激起網友怒火的，到底是一場什麼展覽？
傳統媒體就事論事地發佈報道，沒有引起絲毫波瀾；而具有煽動性標題的網文，卻能立時引爆網友的情緒。這不免讓人懷疑，在展覽即將開始之際，國內社交網絡、部分新媒體和自媒體熱炒《祭侄文稿》赴日展出的消息，是否有其合理根據。
首先我們需要搞明白的是，“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到底是一場什麼展覽？
界面文化記者查閱東京國立博物館官方網站上公佈的信息發現，此次特別展覽圍繞著中國書法的演變史展開。唐代三位書法大家——歐陽詢、虞世南和褚遂良——開創了楷體，其後顏真卿成為這一端莊優雅字體的集大成者，在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展覽精選日本國內外的精美書畫作品，展示了顏真卿及其作品對後世的影響，以及中國書法在日本的發展情況。展覽共分為六個章節：書法的變遷、安史之亂前的唐代書法、唐代書法之顏真卿、唐代書法在日本的接受情況、顏真卿書法在宋代的影響、後世的影響。
也就是說，這是一場由東京國立博物館策劃、舉辦的特別展覽，中文互聯網盛傳的“臺北故宮的名字在展覽海報上都找不到”的說法並不確切：其一，展覽主辦方並不是臺北故宮，其二，在特展相關網站的首頁上，特別標註了《祭侄文稿》是來自臺北故宮的館藏。
根據官方公佈的展品列表，此次特展一共展出177件書畫作品，除了東京國立博物館自己的館藏外，還廣泛向外部機構借展，共計有20家機構出借了文物，其中既有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三井紀念美術館、奈良國立博物館這樣的重要博物館，也有日本文化廳、宮內廳等政府機構，以及財團和大學博物館。中國方面共有兩家機構參與了此次特展，一個是臺北故宮，還有一個是香港中文大學，各借出了四件文物。
從展品陣容來看，這是一場針對中國書法史進行全面梳理的特展。首次來到日本展出的《祭侄文稿》和《自敘帖》固然十分珍貴（特展網站的展覽介紹中均特別標註了“日本初公開”的字樣），但日本方面的收藏精美程度也足以令我們咋舌：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三井紀念美術館藏）、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褚遂良《雁塔聖教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顏真卿《千福寺多寶塔碑》（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重要文化財產，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李公麟《五馬圖卷（部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值得一提的是，《五馬圖卷》已經消失了一個世紀，一直被懷疑毀於戰火，卻出人意料地被日本藏家無償捐贈給了東京國立博物館，並出現在了此次特展上。
展品規格如此之高、來源如此廣泛的展覽，很難想象館方不會對此次借到的臺北故宮藏品一視同仁，妥善對待。事實上，東京國立博物館在官方網站上特別標註了特展禁止拍照的信息，《環球時報》所說的“無特別保護”也並不準確。
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亞洲部主任楊曉能在接受界面文化電話採訪時表示，日本在中國文物的研究和保護方面一直卓有成效，“他們（的研究）很細緻紮實，每件作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徹。他們的裝裱、保護技術都不比我們差。日本歷朝對中國書畫傳統都非常重視，從唐宋元時期開始從中國大量收藏書畫，他們是有這個傳統的。而且日本畫最早也是學中國畫的，然後慢慢發展出自己的風格。”
楊曉能指出，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日本水平最高的公立博物館，日本天皇的收藏基本都放置於此，其策展過程非常精細，無論是展品的包裝、運輸還是保護條件都非常好。從展覽內容來看，這也是一場內容紮實的研究性展覽。
至於《祭侄文稿》等臺北故宮文物的外借程序問題，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於14日晚間接受上海電視臺《夜線約見》節目採訪時表示，文物外借是正常的文化交流。關於外借限制，每個地區、每個博物館都有自己的規定，有的是限制出境，有的是限制展期，“臺北這次出借，應該是按照他們的限展期，據我所知（《祭侄文稿》）是十年前展出過。”
從《蒙娜麗莎》到《清明上河圖》：把好東西借出去，是壞事嗎？
關於文物外借，中國網友愛舉的一個例子是像《蒙娜麗莎》這樣的國寶級文物是不被允許外借的，因此中國也不應該將國寶借給國外。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二戰後，《蒙娜麗莎》作為法國的文化大使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所到之處均引起強烈反響，極大地提升了法國的文化影響力。1962年，《蒙娜麗莎》抵達美國，當時，這幅法國國寶投保了1億美元（相當於現在的6.08億美元），抵達紐約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已將為期一個月的門票銷售一空，在一週之內，大約吸引了25萬參觀者。1974年，《蒙娜麗莎》抵達東京，在當地掀起一股熱潮，《蒙娜麗莎》被當做聖蹟展示，參觀者被單個放行，每人只能在畫前駐足10秒鐘。在前蘇聯，參觀者同樣趨之若鶩。雖然在1974年之後，《蒙娜麗莎》就再未離開過盧浮宮，然而當下的馬克龍政府又開始考慮讓這幅“世界上最著名的繪畫”走出國門，展示法國軟實力。
凌利中認為，文物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是辯證的關係，在中立的保護下還應提倡合理利用。關於網友擔心的書畫作品太過脆弱、“展一次傷一次”的問題，他表示，業界雖有“紙壽千年，絹壽八百”的說法，但文物工作者都知道文物的壽命不止於此。“《平復帖》超過1000年了，也從故宮借到了上博；這次（上博）董其昌展覽裡，（有）和顏真卿《祭侄文稿》同時代的作品，唐摹本的《行囊帖》（王羲之）和天津（博物館）的《寒切帖》（王羲之），都是唐代的。”
事實上，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也有良好的藏品互借記錄。同樣是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慶祝中日外交正常化40週年，北京故宮博物館曾於2012年精選了200件文物赴日展出，甚至打破了“元代以前的書畫、絲作品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慣常規定，出借了鎮館之寶、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亦有日本方面的藏品，日本所藏傳為顏真卿所書的《楷書自書告身帖》亮相了十多天後撤回日本，馬不停蹄地“投入”顏真卿特展。“館際之間互通有無，我們上博也有借很多日本的文物，我們也借給日本。我也很希望臺灣的《祭侄文稿》能夠到上海博物館來展出。”凌利中說。
楊曉能認為，盲目批評文物出借的態度並不可取，不過對珍貴文物出借持更謹慎的態度是正確的。根據他的瞭解，中國並無“XX年代以前的藏品不能外借出境”的具體規定，不過，國家文物局在2002年和2012年各印發了一次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其目的是保護國家一級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損品，例如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曾侯乙編鐘。“宋畫沒有說不讓出境，而是非常慎重；然後一般的文物有規定，比如說國家規定文物展覽一般有120件（套），其中一級品10%左右，如果超過標準要上報國務院審批，是這樣的規定。文物展出一般對早期書畫是比較慎重的，這是對的，慎重是應該的，但不能說就一概而論全部否決。”
在楊曉能看來，文物外借參展從學術角度來說是弘揚中國文化之舉，值得提倡。據他觀察，就日本而言，中國文物相關展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極受民眾歡迎，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在一年當中舉辦的中國展覽數量達到一二十個是常見現象。然而最近幾年隨著中日關係趨於緊張，中國文物的相關展覽越來越少。此次顏真卿特展，可以說是難得的、向日本民眾集中展示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展覽。“讓別人欣賞你的東西有什麼不好？不是老說要中國走出去嘛。人家主動要展你的東西你還說不好？是吧？保護文物，這是應該的，但另外一個角度，好東西借出去，也是好事。”
文物記載著一個國家的過去和文明特徵。近年來《國家寶藏》等綜藝節目的熱播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注意到並喜歡上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我們痛惜戰亂動盪年代對文化傳統和文物造成的破壞，愈發重視當下的文物保護和傳承，這是好事。然而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因保護文物的熱切之心或其他民族主義情緒煽動起的文化本土主義心態。文化，從來不會因為故步自封而強大，倒是會因為盲目排外而日益邊緣化。就此次顏真卿特展而言，一個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或許是：我們自己為何不策劃組織出這樣高規格、高水平的特展，讓鄰國的藝術愛好者們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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