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旧时所谓的人生四喜。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四喜，当以“金榜题名时”为最，跟金榜高中，一步登天比起来，另外三喜根本不算什么。如果能金榜题名，就自然有官做，旱涝保收，久不久旱，逢不逢甘霖，干系最大的是种地的老百姓。既然金榜题名，那自然“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有没有老乡陪着，都一样的好心情，觉得“他乡遇故知”喜者，多是穷困潦倒之人。旧时戏文中，一旦某才子中了状元，接下来的节目就是招为驸马。所以，只要金榜题了名，洞房花烛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会有人争着把闺女嫁给你。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有看重高考的传统。当然古时候的高考不叫高考，按级别不同，叫乡试、会试、殿试。尽管“五四”以来，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声音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汉代的举孝廉相比，在选拔人才上是巨大的进步。古时候的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难得多。最明显的有两方面：
第一是间隔时间长，一般是三年一试。如果这一次考砸了，就得再等三年才有机会，考个三次五次，七次八次，少年就熬成了中年，中年熬成了老年。唐朝有个说法，“五十少进士”，要是在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轻有为。历史上有很多人，金榜高中的时候，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南宋著名词人、政论家陈亮——就是跟辛弃疾很要好的那位，辛弃疾有首著名的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在51岁的时候终于高中状元，可是没得意几天，就一命呜呼，死在了赴任的路上。
第二是录取的名额非常有限。中国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据粗略统计，中进士的总共10万人左右，历史上很多文人，哪怕才高八斗，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比如唐朝大诗人温庭筠，清朝文学家蒲松龄，都是考场的失意者。
每年的高考，举国关注，关于高考的话题也很多。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今年刚好40年。近些年关于高考的话题，贬抑者多，褒扬者少。有一种声音说，片面追求升学率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所以高分低能的现象很突出。确实，有很多学习成绩好，而实际工作能力不强的人，但是总的来看，当前各个行业的中坚，绝大多数还是那些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好比唐代的诗人群，中进士的还是大多数，像温庭筠这样的并不多。任何时代都可能有温庭筠，但不能就此否定一个合理的选拔制度。也不能因为有温庭筠，就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拒绝读书。朱元璋西瓜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箩筐，小时候跟人放牛，牛没得放还去庙里当和尚，后来还坐上龙椅，开创大明王朝。但你不能走朱元章的路，你也不能抱朱元璋的模式去培养你的儿子。
对高考制度求全责备，夸大高分低能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排斥文明的心理，也是一种弱者心理。我宁愿相信，在同等条件下，学习成绩好的，能力也比学习成绩差的要强。学习成绩不好的人，你硬要说他别的素质很高，老实说，我觉得很可疑。不管怎么强调素质教育，总的来看，学习成绩好的，综合素质比学习成绩差的要高。
毫无疑问，自古以来都不乏偏才。蒲松龄考不中进士，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高考值得每一个人重视，但并不意味着考场上的失败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说到底，对待高考，需要一个平常心。
参加考高的学子，差不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男女，人生在这个阶段，真需要一场考试。考好了，能有更好的大学上，以后的路可能好走。要是考得不理想，也不是世界末日，好好规划，人生的机会还能多，这次的没抓住，做好准备，把握住下次机会就好了。哪怕就算再复习一年，也比古时候要等三年强。
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也很不如意，要说原因，也正是因为没有抱着一颗平常心。但是抱着平常心应考，也是考前老师反复叮嘱了的，现在已是过来人，回思20年前，真有悔不当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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