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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da Marsa，原文初次刊發於《鸚鵡螺》雜誌2016年5月期“老齡化”專刊。
正文部分
“你不服用任何藥物？”
“不。”
醫生沮喪地盯著我，試圖換種方式表達他的問題。
“所以，當你早上起床的時候，你把什麼送進嘴裡？”他問話的語氣有些懊惱，好像我才是那個沒聽懂的人。
“通常是燕麥片，還有加奶的茶。”
“你不服用任何藥物治療高血壓？心臟病？骨質疏鬆？“
“不。”
“什麼都不服用？”
“什麼都不。”
“連維生素都不吃？”
他翻遍了我的病歷，答案白紙黑字寫在那裡：體重指數 (BMI) 為24，血壓稍低於正常範圍，總膽固醇低於120，沒有慢性紊亂或疾病。在這張健康狀況圖中只有一個異常值：我最近剛過67歲。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發現給我進行年度體檢的是一位新醫生時，他很難相信我居然不需要為了保證正常生活而變成一個藥罐子。
對於人類前所未有的老齡化，已經有了足夠多的警告。自195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齡中位數從28歲躍升至40歲，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將達到44歲。65歲及以上的公民比例相應增加，在2050年的美國、西歐和日本，這一數字將從1950年的不到10%，分別增加到20%，30%和40%。人們擔心的是，像我一樣的嬰兒潮一代接踵邁入“退休年齡”（2011年我們中的第一批邁過了這一門檻），將會有更少的年輕勞動力來支持我們這些老人，這將遏制消費支出，令醫療系統面臨重壓，並耗盡社保和醫保福利。
然而，很難將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預測，與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聯繫起來。 感謝遺傳學上的運氣和一些明智的生活習慣——我每天走兩英里，幾十年前就戒了煙，並且從未進過快餐連鎖店——我身體的狀態與以往一樣甚至更好。我經常徒步和外出旅行，仍然有足夠的精力每週工作50到60小時。由家人和朋友組成的網絡支持著我，還有我熱愛的蓬勃發展的事業。不再被我年輕時有毒的不安全感所束縛，現在的我處在整個人生中最幸福、最滿足的狀態。真要說的話，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要退隱山林。
我瘋了嗎？雖然我的醫生可能覺得我是一個罕見的、反常的案例，但統計數據卻敘說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每天有10000名美國人年滿65歲，而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和我一樣健康。社會也許仍將能幹、稱職、神智健全的老年人視為快樂的偶然；但事實是，我們正在迅速成為一個龐大的人口群體。
“美國的老齡化其實並非媒體甚至學術論文中時常描繪的危機，”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城市研究所 (Urban Institute) 經濟學家兼高級研究員Richard Johnson說道。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社會科學家正在幫助重新詮釋“老年人”的涵義。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痴呆症等與衰老有關疾病的發病率上升，是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但這並非全部。“
今天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健康，受過更好的教育，更富生產力，”Johnson說，“我們面臨的挑戰是找到發揮他們才能的方法。”“我們是被白白給予了額外30年”
在大蕭條時期，“老齡化問題”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當時的大規模失業導致數百萬美國成年人無法養家餬口。在那時，新生兒中男性的預期壽命為59歲，女性為63歲；許多工廠早在40歲時就讓工人退休（有時女性到35歲就面臨退休）。 社會正義的倡導者遊說政府，希望為那些被認為太老而無法工作的人提供津貼。但要到多老才算“太老”？
在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醫生和科學家認為，應根據特定疾病或認知能力下降等身體信號，從生物學上對“老年人”進行定義。根據這個定義，60歲、80歲抑或40歲的人都可能被算作老年人。但最終，經濟學的考量戰勝了科學：只有將政府援助限制在65歲及以上的人，才能讓國家養老金計劃在經濟意義上可持續。因此，隨著1935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的通過，以及後來於1965年通過的醫保法案 (Medicare)，65歲正式成為“老年人”的分水嶺。
“這些政策假設65歲以上的人就是健康狀況更差，經濟上更依賴他人，更需要政府支持，”歷史學家Tamara Mann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起源》雜誌的一篇論文中寫道。即使預期壽命不斷飆升（2014年男性預期壽命為76歲，女性為81歲），而且許多工人不再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而是在辦公桌前做著相對舒緩的工作，這種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好萊塢只不過是加深了這種誤解，包括有痴情、性飢渴的祖母角色的情景喜劇，以及像《鬥氣老頑童》(Grumpy Old Men) 和《遺願清單》(The Bucket List) 這樣的電影，片中狡黠的老人們在一片迷茫中摸索著生活的歸宿。
圖片由作者提供
永遠年輕：作者的97歲岳父，Charles Roberts，站在他的新雷克薩斯車前。
當然，總有一些人無視社會的期待。只要看看91歲的吉米·卡特（譯者注：Jimmy Carter，第39任美國總統），為了人道主義使命奔走於世界各地；女權主義標誌、82歲的格洛麗亞·斯蒂寧 (Gloria Steinen) 仍在出版暢銷書並引發社會爭議；現年74歲的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走訪全國競選總統；或者我97歲的岳父，Charles Roberts，一個獨居的退役空軍上校，他自己開車，出門旅遊，最近剛開始學習說西班牙語。
但是這些例子很快就會成為常態，而不是例外。美國人不僅壽命更長，而且他們不被衰弱疾病所困擾的活躍年齡也在變長。在最近對醫保和其他數據的分析中，位於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將近30%的85歲以上公民保持著良好的健康狀況，而高達56%的公民表示他們的健康並沒有阻礙他們從事工作或家務雜務。鑑於這一群體大部分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當時數百萬家庭遭受貧困、營養不良和下崗——所有因素都與壽命縮短和老年人健康問題相關，將如此之高的健康水平反襯地尤為突出。
想象一下，這些黃金一代 (golden-agers) 長大成人時身處的戰後50和60年代——一個肆無忌憚的樂觀主義和工業擴張的時代，科學給我們帶來了抗生素並破解了遺傳密碼，新的醫療技術層出不窮。而他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嬰兒潮”一代 (baby boomers) 也享受了抵制香菸運動、營養學進步和GI法案（譯者注：即《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為退伍軍人提供失業、家庭、教育、商業等各種補貼）帶來的各種好處。我們吸菸更少，運動量更大，更容易獲得富含營養的食品，並且受過比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好的教育（儘管我們也越來越胖）。
公共衛生教授、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的聯合作者S. Jay Olshansky說：“我們將見證一些前所未見的情況——60歲、70歲甚至80多歲的人仍保有極高的功能水平，仍希望繼續工作並維持與社會的聯繫。在此之前，這部分人群規模很小，而現在這個數字正變得越來越大。”
問題是社會是否能適應這一新的勞動力來源。僱主暗地裡更傾向於錄用年輕人，看重速度、適應性和以更少薪資工作更長時間的意願，並常常低估熟練工多年積累下來的知識、智慧和社交技能的價值。根據城市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後，50歲以下的失業工人比25至34歲的失業工人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低20%。而差距並沒有縮小的跡象。 2014年，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最新數據，有45%的55歲及以上求職者失業6個月或更長時間，相比之下在20歲至54歲人群中這一比例為34%。“有將[老年人]擠出勞動力市場的趨勢，“Olshansky說，“但是這些人都是有價值信息的儲備庫，而我們從未想過如何運用這些信息。”
事實上，城市研究所的Johnson表示，企業可能會因為繞開或裁撤熟練工而導致生產力的流失。 “三十年前，年輕工人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是50大幾的人的兩倍，隨著受過更好教育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提高了生產力。但現在恰恰相反。“
由於學費和學生債務的飆升，以及其他因素，大學畢業率正在下降。“50大幾的人現在（比年輕工人）更有可能擁有大學學位，”Johnson說，“隨著他們的退休，勞動力的教育程度正在下降。”斯坦福大學長壽中心 (Center on Longevity) 主任勞拉·卡斯滕森 (Laura Carstensen) 說：“我們需要擯棄把自然年齡作為有意義標誌的觀念。我們是被白白給予了額外30年。”她指的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人的預期壽命幾乎翻了一番，而需要他人照看的晚年長度卻沒有增加。“我們必須考慮創造新的文化，改變社會規範和制度，以建立一個支持長壽的社會。”
社會變革中開啟“第二人生”
在某些方面，向更注重老年人方向的社會變革可能已在悄然發生。 隨著55歲及以上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20至54歲的人口，勞務市場的影響力平衡正在向老年人傾斜。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00年至2010年間，55歲及以上的美國工人比例從13%增加到近20%。預測顯示，到2020年每四個美國工人中就會有一個是老年公民。
而且，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們對年長工人的依賴只會增加。根據位於波士頓的東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家們開展的一項研究，到2025年，美國新增就業崗位將超過1500萬，但只有約900萬“勞動適齡”人口（按人口普查局定義為18至64歲）填補這些職位。為了避免出現空缺，企業將被迫尋找方法讓工人延遲退休。“僱主最終將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僱傭年長工人）這一新的現實。”Johnson如是說。
實際上，一些創新型公司已經在想辦法迎合他們的老年僱員。以德國奢侈汽車製造商寶馬為例。2007年，位於巴伐利亞州的擁有2500名員工的寶馬動力總成組裝廠的管理人員，正為其員工的老齡化犯愁，預計未來十年員工平均年齡將從39歲上升到47歲。年齡較大的工人往往病假時間更長，生產線上的工作節奏更慢。由於擔心生產力下降，工廠的管理人員決定改善工作環境，以更好地適應年長員工。
花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50000美元（與整座工廠投入相比），他們在變速箱裝配線上嘗試做了幾處改造。這些改造包括靈活使用的放大鏡，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椅子，可垂直調節以防止背部拉傷的桌子，以及可以減輕老邁膝蓋負擔的木製平臺和定製鞋具。 然後，管理人員讓平均年齡為47歲的工人——即當時對2017年平均員工年齡的預測水平——登上這條被稱為“領養老金者生產線”的裝配線上。結果如何？一年之內，年齡較大的裝配工人將生產率提高了7%，令其與年輕同行的產量保持在同一水平。（此後，寶馬將該試點項目推廣到奧地利、德國和美國的工廠。）
圖片來源：ARMIN WEIGEL/AFP/Getty Images
適應老齡化：德國南部的廠房裡一位工人正在為一輛寶馬車拋光。該公司發現，對其裝配線進行簡單的人體工程學改造（例如椅子和定製鞋具）可提高年長工人的生產率。
大西洋的對岸，在位於美國愛荷華州的工程公司Stanley Consultants，幾乎沒有人真正退休。該公司的土木工程師、建築師和科學家們幫助計劃和執行世界各地的基礎設施項目，並始終在AARP年度50歲以上工人最佳僱主名單上榜上有名。斯坦利850名員工中，約有18%是50大幾、60多歲和70多歲的人。“我們已經在行業中遭遇人才短缺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找到留住員工的方法，”負責人力資源部門的副總裁Dale Sweere說。例如，有資格退休的員工可以選擇在領取退休金的同時擔任兼職或參與到個別項目中來。即便是該公司73歲的董事會主席Gregs Thomopulos仍然將一半時間投入到業務當中。Sweere說：“在我們這裡有個經久不衰的笑話，我們週五剛為某人舉辦退休派對，到了週一他們就又回來工作了。”
有理由相信，寶馬和Stanley這樣的企業是未來的先驅，在這樣的未來中，企業能夠充分認識年長工人的效用並從中獲益。起碼有其他具備開拓精神的僱主正在加入這一行列。高盛 (Goldman Sachs) 的“回饋” ("returnship") 計劃為希望重新開始職業生涯的退休人員提供培訓。總部位於紐約的DIY居家商店百安居 (B&Q)，專注於招聘具有盡職盡責和客戶交流等“軟技能”的年長員工。還有連鎖酒店萬豪 (Marriott)，它為年長的“工作夥伴”教授新技能，為其安排體力勞動強度不那麼大的崗位。甚至美國聯邦政府也在做出適應：2014年，它開始接受分階段退休申請 (phased-in retirement)，符合條件的聯邦僱員以指導年輕同事上崗為條件，在18個月中逐步減少工作時間。
《“去退休”：嬰兒潮一代如何改變我們對工作、社區和美好生活的看法》作者Chris Farrell稱，“聰明的公司正在調節企業福利，以便留住年長工人。”而他們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回報。研究人員Michael North和Hal Hershfield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做出這些改變的公司已經在保有率、生產力、組織文化和基本表現上有了明顯的改善。”例如，自從百安居開始招聘年長員工以來，其員工流失率下降了六倍，缺勤率下降了39%，而利潤增長了18%。據消費品跨國公司聯合利華 (Unilever) 計算，它為年長員工的健康計劃每花費1歐元，就能獲得6歐元的生產力。
工人也在從中獲益。根據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e) 2016年的一份報告，60歲以上美國人的工作時間正變得更長，勞動參加度也變得更高。而這不只是為了達到基本表現。美林 (Merrill Lynch) 和Age Wave的一項研究發現，近50%的退休人員希望在退休期間繼續工作。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說這是因為他們需要錢。然而，另外三分之二說他們只想保持精神上的活躍。Farrell說，“當人們達到60歲時，他們已經培養了一定的技能，他們不想完全拋棄這些。”
研究一致表明，社會關係、精神刺激和對自身價值的認可，對於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根據俄勒岡州立大學研究人員最近對20年退休數據的分析，更長的工作時間甚至可能會延緩死亡。在控制了人口群體和健康狀況不佳等混淆因素後，研究人員有了令人吃驚的發現：在研究期間，在達到退休年齡後工作過至少一年的人，其死亡風險降低了11%。如果保持就業可以讓年長工人維持更長時間的健康，這可能會給他們更多的工作年限——一個積極的反饋循環。
小結
我希望在未來的幾十年裡，美國的工作場所將擺脫其年齡歧視的遺產，擁抱更加多元化和更加公平的文化——將青年的活力和創造力，與成年的智慧和經驗相結合。有跡象表明這可以辦到——而且結果會更好。因為即使在這個即時社交通訊和追求病毒傳播的時代，有時候老派做法仍然效果最好。
今年2月華盛頓特區的一個作家會議上，鮑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講了一個故事，令我回想起了這一點。 伍德沃德現年73歲，曾在華盛頓郵報工作了45年，他因與卡爾·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就水門事件醜聞所作的報道聞名於世，該報道終結了尼克松的總統任期，併為郵報贏得了普利策獎。他告訴在座的聽眾，在最近的一次寫作任務中，一個關鍵信源不回他的電話。所以他採用了一套古老的偵探手法：直接出現在這傢伙的家門口。
“嗨，我是華盛頓郵報的鮑勃·伍德沃德，”他禮貌地宣佈。那傢伙砰地一聲關上了門。伍德沃德再次敲門。這一次，這傢伙終於願意說話了。
“你還在幹這個狗屎活嗎？”他說，然後揮手讓伍德沃德進屋了。
來源：Marsa, Linda, Retiring Retirement, Nautilus - Culture, Dec. 6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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