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慶會的父親在候車大廳的躺椅上打盹
“90”後小夥子杜慶會在北京打工期間受傷，由於老闆對杜慶會放棄治療，杜慶會的傷情加重並陷於精神恍惚最終喝農藥自殺。義聯對該案提供法律援助時，面對無勞動合同、無書面證據等不利條件下，通過對法律程序的嫻熟掌控，使小夥子先後被認定工傷並落實工傷待遇，撫慰了他的雙親。
90後青年留書自殺
杜慶會的母親陳井芬永遠記得2010年8月31日。
那天中午，她在老家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鄭集鎮鄭東村的市場賣小貨後回家，發現給兒子做的飯菜沒動。走進房間，兒子躺在床上，似乎是在睡覺，卻怎麼也叫不醒。陳井芬發現地上扔著很多溼的衛生紙，還有一瓶絆倒的農藥，灑了一地。
她趕緊扳起兒子，發現杜慶會口吐白沫，臉色青灰。
“趕緊回家，兒子出事了。”
杜慶會的父親杜玉超當時正在工地幹活。接到妻子的電話後，他趕緊坐車往家趕。路上又接到妻子第二個電話：“別回家了，上醫院，兒子不行了。”
杜玉超趕到醫院時，妻子正在急診大廳的過道里哭。杜玉超走到病床前，掀開白布，18歲的兒子已經僵硬。當地警方很快定性，杜慶會系服毒自殺。
老兩口收拾兒子的遺物時，發現一本攤開的筆記本，上面是兒子的筆跡，內容是，“我走了，我厭倦了這個世界，每天都會讓我感到特別累，活著也是你們的一個負單（負擔）……我的腳一定會落下毛病。爸爸媽媽我走後，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傷心，這幾個月我每一天都很痛苦……”
杜慶會是老么，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從技校畢業後，他拜村裡一位懂電焊技術的人為師。
當年3月底，一個叫常德才的當地人招電焊工去北京幹活，承諾一天給100元工錢，杜慶會報了名。3月29日，杜慶會和另外兩人乘火車來到北京，在朝陽區798創意廣場的一間展廳打工，負責安裝和焊接燈架。
4月12日，杜慶會和工友在運送“工字鋼”的過程中，不慎被砸中右腳，造成大腳趾粉碎性骨折，第二根腳趾骨裂。
次日，杜慶會的父母趕到北京，照顧兒子。4月28日，杜慶會進行了手術。包工頭甘某支付了住院和治療的費用。
杜玉超提出，希望甘某能賠償4萬元，幫助兒子傷後康復，“對方拒絕，說沒錢了，要杜慶會趕緊出院”。
“工傷是兒子自殺原因”
杜慶會的手機中有一條5月13日甘某給他發的短信。
甘某說：“我做這個工程跟你治腳，到現在一分錢都沒賺，醫生現在叫你可以出院，你還要我給你4萬元錢，我說給你3000元，就是在這住院的誤工費，你要是不出院，那就你自己負責，從今天起，你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我這幾天要到外地去。”
甘某隨後又發來短信說：“就3000（元），我還要去借，你跟我寫個承諾書，我就叫人幫我去辦理，你簽字按手印他就把錢給你，你不簽字，我就叫他不過去了。”
杜玉超說，最後給了5000元，“對方逼著兒子簽了承諾書”，承諾不再追究任何單位和個人的經濟及法律責任。
5月14日，杜慶會隨父母回老家養傷，他曾多次提出要打官司，討個說法。當時，陳井芬表示家裡沒錢。
據杜玉超介紹，兒子自殺前才剛剛能下地走路，他的腿部已經出現萎縮現象，經常自己坐在床上比較兩條腿的粗細，並自言自語說腳可能要殘廢了，以後幹不了活了，還經常在床上獨自發呆。
杜玉超說，兒子為人憨厚，挺聽話的，不愛逛街或去網吧玩遊戲，就喜歡坐在家裡看電視。去年秋天，母親的腳崴了，兒子天天在醫院伺候她，做飯餵飯洗腳，照顧得無微不至。陳井芬哭著說：“他是最孝順的孩子，卻做了最不孝順的事。”
杜玉超覺得兒子走時肯定非常痛苦糾結，“臨走前肯定哭得很傷心，地上全是溼了的衛生紙”。辦完兒子的後事，陳井芬下定決心，“我要完成兒子的遺願，到北京給他打官司。”
杜慶會去世後，老兩口就再也聯繫不上甘某，他的手機一直關機。
2010年9月，他們來到北京，向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申請法律援助，目前，該中心已經派韓世春律師到朝陽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要求確認公司與杜慶會的勞動關係。
韓世春律師表示，杜慶會未簽訂勞動合同是處理此案的難點。現有證據應該可以證明杜慶會是工傷，但最終結果有賴於勞動仲裁部門確認杜慶會的勞動關係。
按照我國對傷殘的分級，杜慶會的傷應屬8級或9級傷殘，可向對方索賠10萬元左右的傷殘賠償，包括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傷殘就業補助金。如果能認定他的自殺是因為工傷引發的工亡，將獲得約23萬元的補償。
家人堅持認為，工傷是導致兒子自殺的原因。杜慶會生前曾在一本診療手冊上寫下受傷經過，最後一句是：“請求國家機關為老百姓做主。”父母認為，杜慶會擔心留下後遺症，才選擇自殺。
為配合律師取證，老兩口已經在北京和江蘇之間往返4次。因為沒錢，這對已經年過七旬的老人就睡在候車室，怕被別人發現不是等車的，還要經常挪挪地兒。
認定工傷撫慰心靈創傷
作為法律援助律師，韓世春律師的責任是讓受援的當事人清楚法律是什麼，是怎麼規定的，該如何按程序處理，讓他們明明白白、合情合法地維權。
為了讓老兩口明白為什麼只能認定傷殘，不能認定死亡，韓世春律師不止一次地舉例子跟他們講道理，把讓人難以理解的法律概念轉化為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語言和道理。與此同時，韓世春律師還通過老兩口的親戚給他們做思想工作。骨肉分離是人世間最悲痛的事情，但通過法律解決問題的時候，還必須保持理性。
做了大量的案件，接觸了大批的當事人，讓韓世春律師深刻地感覺到，有時候辦理案件不是最困難的事情，最困難的是怎麼能夠和當事人交上心，建立起非常牢固的信任關係，讓當事人能夠非常放心地把案件交給律師來處理，在信任非常脆弱的當下，這是最困難也最重要的。
跟老兩口的交流，應該說開始還是比較順利的，有的時候做通了他們的工作，他們也表示能夠理解和接受我的意見；但是過段時間他們再來的時候，就又回到了自己固有的思路里，這是最讓韓世春律師感覺崩潰而無奈的。
沒有辦法，韓世春律師只能再次跟他們細細地講，再一次地說服他們。如此反反覆覆地談了多次，老兩口最終才算基本明白了案子是怎麼回事兒，該怎麼處理，這也讓韓世春律師心裡的大石頭落了地。
在做通老兩口的思想工作後，韓世春律師和另外一名同事開始幫他們申請工傷認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單位不認可杜慶會是給他們幹活的，說他們之間不存在勞動關係，這無疑給工傷的處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在辦案的過程中，韓世春律師瞭解到工地方沒有跟杜慶會籤勞動合同，沒有參保記錄，也沒有納稅記錄、工作證，暫住證也沒有辦，可以說所有能夠證明有勞動關係的證據一概沒有，確認勞動關係的難度非常大。
出乎意料之外，在確認勞動關係的仲裁階段，單位提供了公司和包工頭的承包協議，認為杜慶會是工頭的人，與公司沒有關係。看到單位提供的材料和答辯意見，韓世春律師心裡有了底，這個案子必勝無疑。
2011年1月22日，北京市朝陽區仲裁委員會裁定，杜慶會與公司之間存在勞務用工關係。
2012年，經過歷時兩年的法律援助，杜慶會的勞動關係得到確認，工傷也得到認定，還完成了傷殘等級的鑑定。
一切又重新回到了法律框架之內，老兩口心中的傷痕也在慢慢彌合，是法律的公平、正義給了他們治療心靈創傷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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