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所以媒体的吹捧和一些人的盲目追随，才能批量制造所谓的大师出来。这样的风气，恰恰不能产生真正的大师，它甚至是文化堕落的表现。
冰川思享号特约研究员 | 张丰
台湾国学普及者曾仕强先生去世，享年84岁，算是长寿了。曾先生的读者、观众对他表示哀悼，也是十分应该的。但是，网上很多消息，把他称为“大师”，“巨星”，多少显得不够庄重。
曾仕强的代表作，网上列出的有三本，《易经的奥秘》《胡雪岩的启示》《中国式管理》，从书名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著作，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贡献。研究《易经》和管理学的人，在写论文的时候恐怕不会参考这样的书籍。而《胡雪岩的启示》，一看就是一本讲“做人”“商道”的书，也就是所谓“中国智慧”，终究不过是一种成功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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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当然非常成功。2010年，有媒体公布的“作家富豪榜“，曾仕强以78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名第5位。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周易》和《胡雪岩》，据说也很受欢迎，要说他是一个像于丹一样的明星人物，应该比较准确。
他有一个头衔是“台湾智慧大学”校长，我并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大学。在网上搜索一下，竟然也没有这个大学的介绍。求证台湾朋友，说台湾这些年涌现出来的所谓“大学”也不好，他也没有听说过。
曾先生患癌后，曾写过一篇文章，鼓吹和癌症“和平相处”。他拒绝化疗，当射疗法有点效果后马上要求停止，“不要把癌细胞赶尽杀绝，我要和它友好相处，它也会放我一马。”
当然，80多岁高龄患癌，这不失为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但是他在文章中说，“癌症一直吃西药最后死路一条”，要用人生智慧“化解癌细胞”，其实和刚被罚1亿美金的美国那位“酸碱体质理论“之父差不多，真信的话，是十分有害的。
追随者称他为“中国式管理之父“，其实任何东西加了一个“中国式”，就不伦不类了。 还好真正的职业经理人，还是会去读商学院和MBA，因为管理学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一门现代学科，而不是靠去总结胡雪岩的成功要诀。
▲曾仕强先生（图/图虫创意）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态度显得对曾先生有点不敬，文风也有点酸溜溜的。其实我对曾先生并没有太大意见，更没有恶意，希望他能够在天之灵能够安息。我有意见的是很多追随者饥不择食式的“大师饥渴症“，动不动就捧一个人为大师。
如果我们整理一份报纸的讣闻报道，会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大师”，结束了太多的“时代”。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在人去世时多说敬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动不动就吹捧一个人为“大师”，最终会让这个词失去效力，甚至显得荒诞。
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王林大师”，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依靠各种合影和炒作，最后竟然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似乎拥有法力。媒体仅凭基本的科学常识就可以戳穿他，所有的这类“大师”，本质上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只有到他真正陷入司法麻烦时，他才最终倒掉。
曾仕强和王林当然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读书人”，所谈论的也不过是一些简化版的成功学。但是，所有的“大师”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利益链。大家一起把气球吹大，赋予一个人光环，尤其在网络时代，‘制造大师“本身就成为一门学问。曾先生去世后，他自己的微博第一时间发出了他去世的消息——即便斯人已逝，但是生意还是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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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态度稍微严肃一点，会承认我们的文化生产并不让人满意。世俗一点看，中国还没有人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人文学科，不要说能够有超越陈寅恪、钱钟书的人物，甚至继承他们的学问都有难度。如果描绘一个大师的成长曲线，不会比A股好到哪里去。
▲民国时代的大师们（图/图虫创意）
我们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所以媒体的吹捧和一些人的盲目追随，才能批量制造所谓的大师出来。我们渴望高峰的出现，渴望能有一个真理的化身，为我们提供成功的借鉴。这样的风气，恰恰不能产生真正的大师，它甚至是文化堕落的表现。
事实上，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注定难以再产生“大师“。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学科上有所建树，首先要面对前人无数的研究成果，消化之后，才能提出真正的创新。“做学问”“搞研究”这些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行的不易。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终其一生，一个研究者能对学科做一点真正原创性的贡献就算成功了。
像南京大学梁莹教授那样短时间内发很多论文，就马上露出了马脚。同样，如果一个人凭空宣称自己发明了什么理论，多半是骗子或者妄人。我在报社做编辑的时候，看过很多读者来信，有的厚达几十页，宣称自己证明了各种科学难题。如果那些信件里写的都是真的，中国至少有几十个诺贝尔奖了。现实中也见到一些人，他们在名片上印的称号，足以把正常人吓到怀疑人生。
相比之下，曾仕强先生虽然也并没有什么学问，毕竟还在做一些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能够诚实经营，赚取自己应该得到的版税，已经算是很忠厚老实的“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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