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和平將軍

張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黃麓鎮洪家疃人，黃埔系骨幹將領，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愛國主義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時任第五軍軍長，在上海抵抗侵華日軍；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誤導致"11.13長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職。1945年，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1949年，致電陶峙嶽將軍和新疆包爾漢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

張治中在國民黨任職期間受到蔣介石的認可和重用，但是由於他堅持國共兩黨和平共處，因而被國民黨稱作叛徒。解放戰爭後，鑑於張治中對中國和平做出的貢獻，被稱為"和平將軍"。有張治中故居留作紀念。

（1890～1969），著名愛國將領，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巢縣（今巢湖市居巢區）黃麓鎮洪家疃人。

黃埔系骨幹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之一。

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參加學生軍。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後，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1928年後，任國民政府中央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參加中日淞滬會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年團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張治中一生為和平而奔走，被譽為“和平將軍”。

張治中生於光緒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農民，父親是手工業者。張治中六歲入塾，讀書十年。因少年時家境貧寒，此後的6年中四處奔波流浪，曾在安徽豐樂河鎮（今肥西縣）一位叫呂為才的老闆經營的“呂德勝號”商鋪裡做過學徒，從那時開始接觸並閱讀報紙，喜歡寫字算賬，在他的自傳中，有意將此作為人生漂泊的起點。其後先後在揚州的鹽務緝私營充過備補兵，在安慶巡警局當過備補警察，後入揚州巡警教練所受訓，3 個月後畢業，成為正式警察。

宣統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張治中在揚州參加反清起義。

民國元年（1912年）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堂。

民國4年（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國5年（1917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歷任駐粵滇軍連長、營長、駐粵桂軍總部參謀、師參謀長和桂軍軍校參謀長等職。

民國12年（1924年）初，對孫中山確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擁護，6月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團團長，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參謀長，廣州衛戍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與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密切合作，結成深厚友誼。

民國14年（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等職。後曾一度到歐美進行考察。

民國16年（1928年）7月後歷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同時兼任教導第二師師長，參加蔣介石對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戰爭。

民國20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軍軍長，率部參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軍以沉重打擊。

民國21年（1933年）12月任國民黨第四軍總指揮，率軍入閩，參與圍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國24年（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主張和平解決。

抗戰時期

民國26年（1938年）抗戰爆發後，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兼左翼軍總司令，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淞滬會戰），取代何鍵擔任湖南省主席。從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兩個月，與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動湖南抗日救亡運動迅猛發展，為正面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思想、組織和群眾基礎，被當時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稱為湖南國共合作的“黃金時代”。

民國27年（1939年）張治中作為湖南省軍事最高指揮者發動“焦土政策”，將距離長沙三百里以外的“新牆河”被誤傳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釀成了一場千古奇聞的“11·13長沙大火”。這場大火從11月13日至17日延燒了五晝夜，焚燬了兩千年古城繁榮，長沙成為抗戰時期損失最慘重的城市之一。軍事當局的戰略失誤，湖南軍政當局辱職殃民，被認為是這場劫難的直接原因，因此張治中作為當時湘省軍政魁首亦難辭其咎。11月20日因長沙大火被革職留任處分。

民國28年（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在這些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張治中兢兢業業，為自己立了“嚴守機密”、“寡言少主張”等自律，謹言慎行，努力工作，頗得蔣介石的好感。

民國29年（1941年）皖南事變後向蔣介石上書，主張繼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國33年（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張治中受周恩來委託，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監禁多年的100多名共產黨幹部，使他們安全地回到延安，為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幹力量。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營救過被盛世才囚禁於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是唯一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將領，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他曾多次代表國民黨去延安同共產黨談判。

解放戰爭

民國34年（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軍調處三人小組，主張和平解決國內問題。

民國37年（1949年）4月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後，接受了周恩來的懇勸留在北平，並發表《對時局的聲明》。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並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淞滬戰役

首戰淞滬

張治中1890生於安徽巢縣洪家疃。16歲那年，他滿懷夢想，懷揣著母親七拼八湊籌來的24塊銀元，獨自踏上了外出闖蕩的路。離家遠行前，母親要張治中咬口生薑喝口醋。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傳著的古訓，寓意在人生的歲月裡，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歷盡艱苦，才能成人立業。

邁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張治中並沒能如願在安慶考上陸軍小學，迫不得已在安徽當了預備警察，後在揚州進入警察教練所。

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心救國的張治中投身學生軍。1912年，他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堂，1916年，他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1924年，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聽說張治中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優等生，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自此，張治中逐漸步入國民黨高級軍官行列。

1932年1月28日深夜，駐滬日軍藉口一名日軍士兵失蹤，向上海第十九路軍發起猛攻。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的十九路軍主動回擊，“一·二八”淞滬抗日的戰幕慘烈揭開。

此時，身在南京，時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的張治中心急如焚，他認為：“中央部隊散在各地，而因蔣下野，群龍無首，一時未易集中。”同時，他對十九路軍的處境十分清醒：十九路軍單獨在滬作戰，孤軍決不能久持，應該予以增援。

2月初，蔣介石在浦口會晤張治中。張治中向蔣介石請戰：“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

蔣介石馬上讓何應欽調動散駐在京滬杭的第87師、88師、中央教導團，合編為第5軍，任命張治中為第5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率部開滬參戰。

1932年2月16日，在淞滬抗戰第19天后，張治中奔赴戰場。在出發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開窗戶、面向故鄉寫下一封遺書：“正是國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身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

現年95歲的張素我回憶說：“父親是決心戰死沙場，以誓死的決心走上抗日前線。”第二天出發前，張治中把這封遺書交給了摯友陸福廷。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對寫下遺書解釋得更為深入，他說：“我知道，一個革命軍人首先要具有犧牲精神，而犧牲精神又必須首先從高級將領做起。”

自1932年2月18日率第5軍進駐劉行鎮，接替十九路軍部分防地開始，直至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張治中率軍經歷了數十次大小戰鬥。廟行一役將日軍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殲滅殆盡，廟行、江灣間，敵屍堆積如山，達三四千具之多。中外報紙也一致認為，此役是滬戰中中國軍隊戰績的最高峰。

多年以後，張治中回憶起這次生平參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敵之戰時說：“這一役犧牲是應該的，生還算是意外的了。”

1935年，20歲的張素我獨自登上了一艘輪船赴英國留學。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這所聲名赫赫的學校。沒想到的是，兩年後她再度肄業，回到了戰火中的祖國。

張素我回憶起當時的感受說：“我想怎麼也得讀完我的學士學位再回來。可是我父親一定讓我中斷學業，回來參加抗戰。”

1937年的8月，張素我中斷學業回到中國，迎接她的不是父親慈祥的笑臉，而是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

“來接我的人說，你爸爸現在在蘇州那裡準備戰鬥了，要到前線去了，你趕快到蘇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張素我在蘇州見到闊別兩年的父親。“父親叮囑我速回南京幫助母親，照顧好弟弟妹妹。當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滬作戰。”次日，張素我到了南京，家裡也知道父親要上戰場，“但沒想到第二天，上海就變成了戰場。我在南京待了兩個多星期，母親決定和我帶著弟妹們一起遷往安徽老家”。

張素我對父親的苦悶記憶猶新，她說：“父親辭職以後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悶，每天都很晚睡覺，把喜歡看的古書拿了出來看。”

直諫老蔣

張治中將軍是國民黨政壇上一位獨樹一幟的人物，他在國民黨內長期身居高位擔任過多個要職，但一直信守不對共產黨放一槍一彈的承諾，毛澤東稱讚其“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張治中是三民主義的真誠擁護者，又是一位敢於犯顏直諫的人。他曾多次以口頭或書面意見的形式，對蔣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儘管如此，直到1949年，蔣對他一直是厚愛有加。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先後四次向毛澤東直諫，成為唯一敢對毛澤東與蔣介石均多次直諫的人物。

在和蔣相處的25年中，張治中對國民黨內“群僚百工，中於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祿位之保持，不圖事業之推展”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多次就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問題，當面向蔣提出意見，甚至發生爭論，可謂蔣氏諍臣。張治中還多次上書蔣介石，陳述意見，其中有三次長達萬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就“皖南事變”的影響，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當，力主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鑑於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內戰，張治中自新疆給蔣介石再次上萬言書，主張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反對重新挑起內戰。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戰爭戰略決戰前夕，張治中已看到蔣家王朝必然失敗，但出於對蔣的忠心，明知其不可為，仍然作最後的進言，又一次向蔣呈上了一封《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

在《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中，張治中不惜冒丟烏紗帽甚至掉頭顱的風險，對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各項保守政策予以嚴厲批評,並將之歸咎於“領袖"本身的領導失當、獨斷專行，指出若干年來“總裁”對國民對幹部所發表的文告與訓示，“多偏重於抽象之說教，絕少關於具體之現實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中脾氣最壞之一人”等語。

蔣介石在大陸執掌政權期間，大權獨攬，小權亦很看重。蔣介石兼職範圍之廣，令人瞠目結舌。最高峰時蔣介石身兼27個要職！除陸海空三軍統帥職務他始終牢牢抓住、非己莫屬外，中央農民銀行理事長他要兼，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董事長他要兼，連童子軍總司令他也要兼……對此，蔣麾下文武幾乎均熟視無睹，甚至有些趨炎附勢者，竟拍手叫好。劉繼興研究中發現：惟有一人，堅決反對蔣介石兼職過多，此人就是張治中。

抗戰初期，張治中改任蔣的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他想方設法促使蔣減少兼職，以提高工作效率。張治中到任未幾，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因諸多劣跡遭地方實力派驅逐而下臺，蔣介石乘機要自己填補真空，張聯合多人表示異議，力陳兼職之弊。蔣不聽，並大言不慚地表示：“沒有人能任。”張笑道：“您手下不乏將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沒人？”蔣固執己見，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兩次，就領教了地方勢力的手段，他們一致排外，很難對付，蔣介石遂辭去四川省主席兼職，交其重要謀士張群繼任。

滇緬公路打通後，需要在國民政府軍委會下設置交通運輸管制局來管理，在組設機構的簽呈上請示局長人選時，蔣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張治中則認為，最高統帥兼交通運輸管制局局長太不成體統，遂簽署意見：“請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張治中對何直言：“您如不願兼，委員長就要自兼，這不成體制，請您勉為其難，為領袖分勞分憂。”何應欽無言以對，被迫答允。這樣，蔣介石總算又少了一個兼職。

上書反戰

“父親曾經說過，在蔣介石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父親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2010年7月81歲的張一純對記者說。

張治中從1924年開始追隨蔣介石，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他除了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見，更是為國共關係問題與蔣介石有過爭論，還曾四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

第一次上萬言書是“皖南事變”爆發後的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向蔣介石痛陳對國共問題處理的失策，“父親認為這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係甚大。”張治中在萬言書中建議：“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對此，張一純說：“可惜，蔣介石並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國民黨當局正在為發動內戰做準備。張治中再寫萬言書，託人帶給蔣介石，力言對國共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他在萬言書中說：“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提出補正之道是：執行親蘇政策、和共政策、農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蔣介石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12日，張治中就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蔣在電文中說：“來函與意見書今始詳閱，應再加研究後另行電告。”但是，此後再無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張一純說：“1949年參與北平和平談判時，父親還給蔣介石寫過長篇改革建議。”此前，張治中在溪口勸蔣出國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在萬言書裡痛陳利害。張治中後來回憶起這最後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蔣介石看後反應如何，但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儲安平創辦的《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各界多方奔走，要求當局釋放《觀察》被捕人士。次年元月，李宗仁代理總統，派張治中到上海請黃炎培出面進行和談。黃提出釋放被捕《觀察》人士。張治中回南京後李宗仁電囑上海警備司令部開釋。後由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保釋了包括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笪移今與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談判將軍

祖涵同志再致國民政府代表王世傑張治中的信》，這是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1944年8月30日回覆8月10日國民政府代表王世傑、張治中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信的覆信。1944年5月至11月，為緩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後的國共關係，爭取中共應有的合法地位，中央派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王世傑等談判，並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上提出改組國民政府，結束一黨專政，召開國民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這頁檔案僅僅反映了張治中談判人生的一頁。

早在大革命時期，張治中就與周恩來、惲代英等共產黨人建立了友誼。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張治中於3月2日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策，力主兩黨和談。1942年，蔣介石派張治中為代表，在重慶曾家巖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等進行商談。1944年5月，國民黨政府又派張治中和王世傑為代表，三度與中共和談，均因蔣介石沒有誠意，談判未果。1945年8月27日，毛澤東來到重慶，住在張治中的官邸桂園。在談判中國共雙方分別指派張治中、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和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經過40多天的商談，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2月，由周恩來、張治中和馬歇爾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會議，談判簽訂全國軍隊整編方案。1949年4月1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率領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赴北平，與中共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最後寫出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南京方面悍然拒絕，和平破裂。國民黨方面宣佈開除他的黨籍，併發出通緝令。張治中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於6月26日發表了一篇《對時局的聲明》，毅然投向人民。張治中投向人民後，兩次給新疆陶峙嶽總司令去電，勸他和平起義，對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張治中與“談判”結下不解之緣，有人戲稱張治中將軍為“談判”將軍。

​張治中一諫毛澤東，國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問題，張治中也應邀參加。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把籌備會上專家們的意見呈給諸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時候，張治中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複？不如就乾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覺得此話有理。經眾人反覆討論，終於最後決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名。

張治中二諫毛澤東，國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夏時節。為了能夠在10月1日開國大典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國旗圖案的遴選工作在這炎熱的季節緊張展開。參加政協籌備會國旗審閱小組的專家們，從徵集自全國2000多幅圖案中篩選出三幅，由毛澤東與各界人士最後選定。在討論國旗的座談會之前，張治中來到毛澤東住處。閒談一番後，他試探著問毛澤東：“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的意見呢？”毛澤東說：“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的那種，你覺得如何？”張治中直言相諫：“我反對。中間一條槓，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毛澤東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採用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

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毛澤東手持兩幅圖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條橫槓；一幅是五星紅旗，只是多了個鐮刀斧頭。前一幅的說明是：紅旗象徵革命，五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橫槓代表黃河。張治中當即表示不同意，說：“第一，槓子向來不代表河流，中間一橫槓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第二，槓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金箍棒，國旗當中擺根金箍棒幹嗎？不如用這一幅五星紅旗。”張治中的話得到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也覺得有道理，於是表示傾向張治中的意見。國旗審閱小組就以一致的意見確定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飄揚的國旗。

張治中三諫毛澤東，人大代表視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張治中得知毛澤東不準備講話，就通過周恩來、彭真建議毛澤東講話。後來周、彭告訴張：毛主席仍不願講話。於是張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澤東：“這次人大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會，您是國家主席，開幕時是主持人，怎能不講話？”但這次交談後，毛澤東還是不同意講話。

可是，在開幕式上，毛澤東卻講話了。這番話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括，精闢有力，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導思想，受到舉國歡迎。

會間休息時，毛澤東笑著對張治中說：“你勝利了。本來不準備講話，只因開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說幾句話，誰知一拿起筆來越寫越多，就成了一篇講話了。”

會議期間，張治中提出一份書面建議，主張每個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動視察，瞭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建議是彭真轉交劉少奇委員長的。後來，毛澤東也看到了，並主張把範圍擴大到全國人大代表，以後又加上全國政協委員。幾十年來，這竟成了一項傳統的制度。

張治中四諫毛澤東，使憲法更完善了。在參加討論憲法草案時，張治中認為草案總綱第四條中有“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因為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毛澤東十分贊成，大家一致同意刪去。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他的一生，正如周恩來所說：“這個人很複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張治中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青年時代，他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影響，參了軍，他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且擔任過許多重要軍職，是一位有政治遠見和正義感的愛國將領。

為彭德懷申冤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治中的家也受到了衝擊。在張治中家最艱難的時候，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一家，“1966年，周總理把我父親送到解放軍總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我們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據說藉此機會同時保護了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張一純印象中的父親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鬱悶的情緒所吞噬。

聽說彭德懷被打倒，張治中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張治中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後父親寫的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裡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

然而，張治中寫的這兩封信都被周總理壓了下來。“信寄到了周總理手裡，周總理就派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來廣東找我父親。高登榜看到我父親就說，周總理讓我轉告你：‘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這個事是周總理壓下來了，實質上是保護了我父親。”張一純回憶。

除了寫信，張治中還曾經面諫毛澤東。“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麼辦？”張治中曾在一次與毛澤東的會面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張一純在場親歷了整個過程，“那時我父親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張一純是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席。“父親見到毛澤東說：‘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黨內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麼辦吶？’”張一純說，講到這時，原本是坐著的毛澤東站了起來，“他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張一純對談話過程印象深刻，“我父親也站起來了。”但是站起來的張治中並沒有說話，“我看著他很沉悶，悶悶不樂。”在“文革”中，張治中的身體條件愈發不佳。“他主要是長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張一純說。

1924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張治中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國內局勢的穩定起到了推動性的作用。

1939年主政湖南省，提出“廉、正、勇、勤”作為湖南省訓，同時以嚴正不苟的精神懲治貪汙，整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堅決貫徹聯共抗日的方針，使湖南成為抗日根據地之一。

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多次與共產黨展開談判，保障了國共統一抗日戰線的穩定性。

1946年張治中多次周旋，營救新疆地區被捕共產黨員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

1945年重慶談判與1949年北平談判中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1949年9月，致電陶峙嶽將軍和新疆包爾漢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為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對國家的大政方針，重要方略都深思熟慮，提出許多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供中央領導決策參考。

軍事

1925-1926年期間先後參加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第一和第二次東征作戰，鞏固了中華民國的穩定。

1930年5月編成中央教導第二師，率部參與中原大戰之隴海戰役，此次戰役使得各地軍閥損失慘重，為紅軍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1932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張治中作為戰前準備工作的組織者和戰役的指揮官，苦戰三個月，共殲滅日軍6萬餘人，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夢想。

1945年通過談判和解的方式處理新疆阿爾泰地區發生的“伊寧事變”，避免了新疆地區的戰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