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1890－1969），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巢縣（今巢湖）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民革第二屆中央常委，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4月，國共北平和談破裂後，國民黨代表團準備收拾行裝南返。百忙之中的周恩來匆匆趕到六國飯店，只為挽留一位“姓張的朋友”，他就是被毛澤東稱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

讓毛澤東、周恩來真誠挽留的張治中是國民黨政府內著名的主和派。在北平和談前，李宗仁等相信他“曾經三上延安，並且親自護送毛澤東主席回陝北，與中共有深長曆史關係”，由“他出來組閣，可順利推動和談的進展”，故而將他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任上調回南京，作為和談國民黨首席代表。

推動和談

1949年4月1日上午，張治中與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等一行20餘人，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特別準備的“空中行宮”號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下榻六國飯店。2日至7日，國共雙方代表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交換意見。

在此期間，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陪同下見到了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緊緊地握住張治中的手，深情地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承你的熱情接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使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會！別來你的身體和家人都好嗎？”毛澤東的開場白讓張治中的心裡暖暖的，倆人愉快地暢談了將近4個小時。

張治中認為蔣介石留在國內可能是和談成功的阻礙因素，為了推動和談成功，他專門寫信給蔣介石，勸其要“放下一切”出國去，惟有如此才能給腐朽的國民黨政府以刺激。在信中，他還提及“此次到北平以來，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萬感交集”，直指若蔣繼續“留居國內”，可能“再起再戰”。

4月13日，中共代表團與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周恩來給南京政府代表團提交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並作了概括說明。張治中幾乎是一口氣看完這份協定草案，認真地將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各點逐一提出。在發言中他說：“對於國民黨的錯誤，有誠意承認；對於國民黨的失敗，也有勇氣接受。”“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會後，張治中與南京代表團成員逐字逐句研究協定草案的修正案，希望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

毛澤東、周恩來與張治中

15日晚，雙方代表團舉行第二次談判，周恩來宣佈了中共代表團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指出：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在《協定》上簽字，否則中共即大舉過江。張治中聽後表示明天派人到南京請示後立即答覆。他對中共的意見表示理解地說：“恩來先生讓步的地方，我們很瞭解，就是不能讓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們也是瞭解的。”會議結束後，張治中回到住處與南京代表團成員進行了鄭重的研究。大家一致認為，應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為是，只有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才能對國家、對人民更好。

至此，張治中率領南京代表團已經為促成和談成功拼盡了全力，但南京方面的想法卻大相徑庭。對於協定，李宗仁猶豫，白崇禧反對，蔣介石則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4月20日夜，李宗仁、何應欽覆電張治中及代表團，表示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並通知代表團返回，北平和平談判正式破裂。最終，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真誠挽留下，張治中經過再三考慮，終於放棄了回南京覆命的想法，決定留在北平，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自己一份力量。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誠邀請下全部留在了北平，而且隨後基本上都參加了民革。

國民黨政府對於張治中留在北平，十分氣憤。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20日、22日又繼續發出兩個電訊混淆視聽，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張治中對這種顛倒是非的行徑感到十分氣憤，於26日毅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公開宣佈與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並號召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同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共同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理想而努力奮鬥。

重慶談判後，張治中（右二）陪同毛澤東返回延安

為國家名號和國旗建言

1949年9月，張治中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議。

在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時，大家各抒己見，現場氣氛熱烈。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張治中表示，“共和”一詞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義，二者沒有必要重複，建議將“民主”二字去掉，直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認為此建議有理，經眾人反覆討論，最終決定採納。

確定國旗的過程中，也吸收了張治中的建議。當時，毛澤東從所有國旗備選圖案中保留下了兩幅圖案。一幅是紅底，左上方一顆大五角星，中間有橫槓。說明是：紅色象徵革命，五角星代表共產黨，橫槓代表河流，象徵中華文化發源地。還有一幅，就是現在五星紅旗的原型，以此徵求大家意見。多數人傾向於贊成前一種方案。張治中認為此種方案並不合適，建議選擇五星紅旗方案。他在分組討論時詳細說明了自己反對的理由，但是沒有結果。他心中十分著急。正好有機會見到毛澤東，遂婉轉地說：“有一件事我想請問你，不過你如不便公開使人知道你的意見，我當守秘密。”毛澤東隱約知道是關於國旗方案的事情，自己也同意前一種方案，但見張治中專門來問自己的意見，便又問道：“你覺得如何？”“我反對！”張治中直接說，“第一，槓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間有橫槓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第二……”毛澤東聽後沉思片刻，慎重地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過了兩天，毛澤東專門約了四五十人專門討論此問題。最終，張治中的建議被採納，大會再次討論時一致通過了五星紅旗方案。

左起：張治中、周恩來、傅作義、屈武

為祖國統一做貢獻

除了為國家名號和國旗建言，張治中還曾多次向毛澤東直諫。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1月，張治中參加完民革二大後，從北京飛赴西北。為了籌備改組新疆省人民政府，張治中協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前往迪化，商榷擬訂新疆省的施政方針。

張治中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動參加對起義部隊的改造工作。1949年12月6日，張治中面向新疆起義軍官和幹部作了《怎樣改造》的重要講話。之後，又應邀為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和起義部隊駐迪化軍官及機關幹部作了長達3萬字的《再談怎樣改造》的報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在北平8個月的經過、見聞，真誠希望官兵正視現實，勇於承認錯誤，誠意改正錯誤。會後，彭德懷鼓勵他將所講內容發表。為了打消他對於內容太長的擔心，彭德懷說道：“不要緊。詳細些，具體些，使人看了既真誠，又生動，很好嘛。”文章發表後，果如彭德懷所言，引起了起義部隊的觸動，取得了很好的反響。

在討論憲法草案時，張治中建議草案總綱第四條中“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他特別解釋說，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對此，毛澤東十分贊成。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張治中還提出一份書面建議，主張每位人大常委會委員每年都要出去視察，瞭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這個意見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不僅被採納，還把範圍擴大到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每年都視察，成為幾十年來始終堅持的一項制度延續到今。1956年3月，在民革三屆一中全會上，張治中被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一年後，民革中央成立了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經民革中央常委會研究決定，由他擔任主任。

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張治中做了大量工作，撰寫了《臺灣應主動拋棄美帝》《告逃在臺灣的人們》等文告，熱切呼喚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中華民族的統一、祖國領土的完整為重，不要再與美帝勾結，回到祖國懷抱。（韓景慧 可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