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準備對日作戰，劃全國為幾個國防區，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兼任京滬區的負責長官。戰備工作需要秘密有效進行，張治中就在軍校辦公室的邊上設置了一個高級教官室，選調一批文武幹部籌劃一切。“高教室”後來移駐蘇州僻靜之地獅子林，隨著人員增多再移留園，改名“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繼續掩人耳目。張治中率領第5軍參加過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做起抗日準備工作用心良苦，他說：“
我當時對所有的工作人員，有一個很嚴厲的規定，絕對不許對外洩漏工作的機密。因而，沒有一個外人知道，這個小小的機構，竟是日後揭開全面抗日戰爭序幕的司令臺。”
淞滬會戰期間，中國軍隊趕赴前線增援。
盧溝橋變起之時，張治中碰巧在青島養病，急忙返回南京接受京滬警備司令官的職務，指揮第87、第88師和江蘇省、上海市保安團隊等部枕戈待旦。不久，第2師補充旅到達蘇州，根據上級指示，張治中下令該旅第658團改稱憲兵第13團，進駐松江；第659團喬裝為保安團，第1營進駐上海虹橋機場，第2營進駐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第3營和團部駐吳縣。8月3日，蔣介石明確指示“上海一切軍事行動皆歸張治中集中負責”。4日，蔣反覆思考上海“應先取攻勢之利害”。消息靈通的日本駐滬海軍聽到風聲，企圖刺探軍情，遂引發了虹橋機場事件。12日，京滬警備司令部改編為第9集團軍，張治中仍任總司令。13日，中日兩軍對壘，步哨上開始接觸，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由此拉開帷幕。
張治中，安徽巢湖人。
張治中的首要任務是“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結果幾天下來進展緩慢。軍政部次長陳誠建議中央突破，先把日軍截成兩段，再分別掃蕩。張治中採納陳誠的意見，下令擴張戰果至匯山碼頭，“截斷敵左右翼的聯絡，向東西壓迫，一舉而殲滅之”。但沒有及時投入生力軍，致使日軍獲得喘息機會，結果攻進去的部隊仍是站不住腳。不久，南京公佈陳誠為第15集團軍總司令，由南京、蘇州轉南翔，會同張治中“重商總攻部署”。
令人不解的是，張治中似乎並不瞭解戰鬥序列出現的明顯變化，24日從太倉趕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軍軍長羅卓英的疑問：“張總司令為什麼會跑到我們這裡來？”據張治中的說法，仔細一問，他這才知道“自蘊藻浜以北地區的防務，統歸十五集團軍，由陳誠指揮了”。於是又找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瞭解情況，豈料引來一場軒然大波。蔣介石在電話中質問張治中為何不在前線，跑到蘇州後方？張治中本來一肚子氣，聲音也不小：“
羅卓英歸我指揮，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劃歸陳誠指揮了！”蔣介石越發厲聲責問：“為什麼到蘇州？為什麼到蘇州？”張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蘇州與顧祝同商量問題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員長究竟怎麼樣？”
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上的陳誠。
懷著委屈心情，張治中“引咎辭職”，通過陳誠提出“調大本營朱一民（朱紹良）的缺（請調朱為黔省主席），或調黔省主席”。9月4日，陳誠電呈蔣介石，替張治中說盡好話：“文白兄兩旬以來，在前方指揮作戰，異常奮勵，夜以繼日，至為辛勞。惟因一切後方交通通信等機關組織，未臻完善，種種準備，未能周密，而成現在之局。職意用人在用其所長，（可否）使文白兄擔任大本營總務部長。伏乞鑑核。”
張治中本人也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懇切表示辭職的至誠，最初總是不蒙批准，說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準，為何如此周折呢？原來蔣介石囑咐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電話詢問顧祝同調張治中回京意見，顧祝同說：“現在乃整個問題並非某一人之過錯，似可不必調回也。”白崇禧視察前線，張治中又託其關說，白就以張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在前方指揮為由，說服蔣介石、顧祝同等，允許張請辭。22日，調令終於下來，張治中回到南京請求回家休養一段時間。蔣介石和藹地說：“好，但你先就了職再走。”
淞滬會戰中的上海保安團戰士。
日本情報人員當時聽到一些風聲，乘機四處挑撥：“張治中的建議不被採納，而且與陳誠鬧意見，所以辭職。”幸好張治中心裡明白：“我對於這些流言，始終不存芥蒂。”事實上蔣、陳對張確實存在看法，認為張過於“注重宣傳”，“責其在前方屢向新聞（界）發表意見 ”，蔣為此專門通令前方各軍官不得任意發表言論，並嚴戒通電招搖。另一方面，蔣亦不滿張的作戰部署，氣憤之時甚至在日記責罵張“浮薄無識”、“怯弱無能”。
曾振時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部參謀處第一課課長，他晚年回憶說：“張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戰時，喜歡在報紙上發表戰況，委員長見報，便屢次告誡，不要發表談話，他哪裡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記者，偏偏每天必來。委員長來電話斥責，張在電話中答覆說，報告委員長，我明天不說了。但是第二天的報紙上仍然有張發表的談話，這樣一斥一答有好幾次。”曾振同時也認為張治中確實辛苦，“整日忙於指揮作戰，也沒有理髮，夜間睡眠不足，蓬頭垢面，甚是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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