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逐步由消費驅動，對商品和服務的進口需求與日俱增。主席近日在進口博覽會上宣佈，未來15年內中國將進口30萬億美元商品和10萬億美元服務。對於一個擁有14億消費人口、近4億中產收入群體[1]的龐大經濟體而言，如此宏大的數字並非遙不可及。實際上，按現時規模，中國只要每年擴大2%的商品進口和3.5%的服務進口，就不難實現上述目標。就在剛過去的雙十一購物節中，某頭部電商網站的銷售額達到創紀錄的2135億元，同比上升27%。在16個小時內，成交總額便超越了去年全天成交額。這充分證明，即便是經濟下行壓力凸顯的當下，蘊藏在民間的消費能力仍然頗具韌性。
從外向型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經常賬戶正經歷著深刻的變化。2018年前三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逆差128億美元，其中：
貨物貿易順差256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同）收窄23.5%；
服務貿易逆差2295億美元，擴大11.9%；
初次收入逆差292億美元，擴大64%；
二次收入逆差102億美元，擴大9.7%。
由此推算，全年經常賬戶順差將基本消失（實現均衡），未來甚至出現持續的逆差。這是1994年以來經常賬戶長期順差趨勢的歷史性轉折，折射出我國龐大的消費內需正引擎轟鳴，逐步取代外需與投資對中國經濟的驅動角色。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抵抗外部衝擊的能力正不斷增強；但這也暗示了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為主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終曲將至。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關注宏觀基本面的若干趨勢性演變。
首先，經常賬戶分項中，傳統貨物貿易的盈餘已無法覆蓋日益增長的服務貿易逆差，服務業競爭力和效率長期落後於製造業，深化服務業開放刻不容緩。
其次，當經常賬戶逐步歸零，人民幣匯率亦將趨近均衡匯率，長期升值的基本面之一不復存在。央行應繼續深化匯率改革，充分發揮匯率這一“自動穩定器”的功能。
再次，經常賬戶順差的銳減表明昔日支撐中國大規模投資的過剩儲蓄正在加速下降，中國經濟增長對外債的依賴可能持續增加。同時，中國富餘資金的減少疊加美聯儲的加息縮表，也將使常年壓抑的美國長債收益率迎來向上突破的拐點[2]，這對我國儲備資產投資構成新的挑戰。
最後，過剩儲蓄下降的背後亦折射出我國人口結構正快速趨向老齡化和少子化，對應的是消費率的剛性上升。故逆週期調控應著眼於刺激消費、減少人口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的衝擊， 而非繼續依賴大規模投資，後者易導致更嚴重的債務不耐和貨幣貶值。
經常賬戶的結構性矛盾
解構前三季度經常賬戶的收支明細，我國的主要收入項是貨物貿易，該項淨收入2561億美元，這筆收入現難以覆蓋服務貿易、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的逆差。
服務貿易逆差2295億美元，其中海外旅遊（-1841億美元）、運輸（-515億美元）和知識產權使用費（-236億美元）是最主要的逆差項，僅這三項服務逆差就完全衝抵了製造業貢獻的貨物貿易盈餘。
海外旅遊中，支出項2147.3億美元，收入項306.8億美元。根據外管局的統計口徑，廣義的海外旅遊包括在境外停留一年以內的出境遊消費、留學、就醫等，其中僅境外購物消費一年就高達2000億美元，佔全球出境遊客總消費額的20%以上[3]。國人海外消費名目不僅有大量日用消費品、奢侈品，還有保險、房產等。在海外留學、就醫等方面，我國居民的消費額也達到數百億美元。
初次收入包括僱員報酬和投資收益，前三季度逆差為292億美元。由於三季度明細尚未出爐，比較歷史分項收入可知，僱員收益從2003年至今一直保持盈餘狀態，其中2018年上半年盈餘為49.1億美元，顯示中國公民在海外獲得的勞務收入常年大於外國公民在華獲得的勞務收入。
但投資收益項不容樂觀，該項從1993年至今常年為大額逆差，其中僅2007-2008年錄得短暫盈餘，2018年上半年逆差為364.1億美元，表明我國對外投資收益遠小於外商來華投資收益。其深層次原因在於我國失衡的國際頭寸配置。
在資產端，對外金融資產以3.2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為主（截至2017年，下同），佔資產端比重為47%，其中有近1.2萬億美元投資於收益率不高的美國國債。2005-2017 年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年平均投資收益率僅為3.3%。
在負債端，則以外商直接投資（股權投資）和證券投資為主，分別佔負債端的57%和20%，這兩項投資回報率較高。2005-2017 年外資在華年化投資收益率為6.4%，幾乎是我國對外投資收益率的兩倍[4]。
二次收入 記錄我國債務豁免、經濟和軍事援助、捐款和個人贈予等單方支付。前三季度逆差（亦即對外淨支付）102億美元，其中獲得國際單方轉移收入213億美元，對外單方轉移支付31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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