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陳漱渝
我快八十歲了，至今不會用電腦。今天來談網絡文學，一是倚老賣老，二是以此印證一句格言：無知者無畏。
我雖然不懂網絡，但畢竟是學文學出身。在我的心目中，網絡文學畢竟也是一種文學，都需要關注人的自身和人的生存狀態，只不過是以網絡作為展示平臺和傳播媒介罷了。當然，在這種展示和傳播的過程當中，網絡文學會產生一些新的寫作特徵和行文方式，具有多樣性和互動性，能產生傳統文學難以比擬的社會影響和商業價值。我大半輩子連寫帶編，出版了一百多本書，但最暢銷的大約只印了一萬五千冊，大部分印數是三五千左右，少的僅一千冊。而據統計，中國目前的網絡用戶多達8.2億人，其中網絡文學受眾就有4.06億人。網絡作家約650萬，其中籤約作家68萬，日均更新2億漢字。可以斷言，成功的網絡文學傳播面可以超越傳統文學。
網絡文學是網絡作家的思想、技巧和心血凝成的。所以網絡作家的高度決定了網絡文學的高度。我很少有機會結識網絡作家，只見過其中的兩位。幾年前在文物保護基金會舉行的一次春節聚餐會上，見到一位“南派三叔”，他就是《盜墓筆記》的作者。記得《中國文物報》介紹過這部作品，我很贊成。後來這部網絡小說由幾家出版社陸續出版，變成了紙質讀物實體書，可見網絡文學跟傳統文學是可以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聽說這位“三叔”創作得很辛苦，我也沒有迎上去跟他搭訕。主動跟我打招呼的網絡作家倒是有一位，網名叫“唐家三少”。記得那是2006年11月在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我在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的駐地乘電梯，進來一位風度翩翩的青年人，眉目清秀，似乎著唐裝，主動跟我打招呼，說“我叫唐家三少”。我沒讀過這位作家的作品，所以當時反應並不強烈。後來看了一部電視連續劇叫《為了你，我願意熱愛整個世界》，才知道這部戲就是根據唐家三少同名的網絡小說改編的，其中有些素材取自他跟他妻子的故事。最近無事，看了電視劇《延禧攻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根據網絡小說改編的。這些例子都在證明，網絡文學跟影視藝術也是可以轉化的。
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文學載體有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比如遠古只有口頭文學，很多史詩都是憑藉口耳相傳，像希臘史詩《伊利昂記》《奧德修紀》，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國藏族的史詩《格薩爾》等；後來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龜甲、獸骨、青銅、簡帛、木牘也成為了文學和歷史的載體。自從紙張和印刷術產生之後，文學有了更為有力的傳播手段，出現了“紙墨壽於金石”等多種說法。電子網絡的出現，雖然不能排斥紙質讀物，但畢竟給傳統出版物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需要取長補短，優勢互補。
前面提到，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都是文學。何謂文學？文學應具備哪些功能？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難取得共識。一般說來，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它靠話語表達思想情感，以形象反映時代生活，不但要反映真實，而且要揭示本質真實，而不是僅僅再現表象。傳統文學包含的這些因素，包括審美因素、教化因素，新興的網絡文學同樣應該具備。文學究竟有沒有用？對這個問題從來回答不一。有人認為有用，有人認為沒用，有人認為是無用之用。但在我看來，文學除開應具備審美功能之外，多少還是應該具備一些教化功能，必須關注作品對於人類精神心靈的影響。但是目前價值標準不同，所以給一部作品打分評獎非常為難，每次評獎之後幾乎都有吐槽的聲音。但是我想，作為作家雖然可以風格各異，但寫出的東西至少還是應該抑惡揚善，有益於世道人心吧！
什麼叫“善”？善就是美好，就是吉祥、圓滿。什麼叫“惡”？“惡”就是壞，就是卑劣，讓人討厭，噁心，甚至憎惡。我看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感動中國”人物，多次被感動得老淚橫流，那節目表彰的人物展現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北京衛視另有一個電視欄目，叫《法治進行時》，裡面常有些行兇、販毒、詐騙等畫面，展現的就是人性中的惡。我們沒有辦法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這個地球，只能希望我們生活的這個地球光明面多一點，陰暗面小一點，我們自己也從中受益。這就是我理解的抑惡揚善。
人性中的善與惡是客觀存在，有善人，有惡人，還可能善惡並存在一個人身上。這就需要作家有一雙慧眼去發現。因為我的職業是魯迅研究，所以想從魯迅作品中多舉些例子，再說，現在有些批評家呼籲網絡文學向經典文學靠攏。魯迅的作品就是公認的經典。我發現，魯迅寫人性的善，常通過一些平凡人的平凡事，並不多寫那些英雄豪傑開天闢地的壯舉。最有名的是大家都讀過的《一件小事》，一篇千字文。寫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婦人，破衣爛衫，橫過馬路時大北風把她的破棉背心吹開，兜在了一輛人力車的車把上，摔倒了。這是一次突發性的事故，人力車伕並沒有責任，因為車伕早已讓開道，而且停住了車，老婦人即使摔倒也不會頭破血流。當時除乘客一人之外，周邊又沒有任何人看見。乘客想讓車伕一走了之。但那老婦人卻裝腔作勢，說她摔壞了，相當於當下那些故意碰瓷的人。車伕聽了老婦人的話毫不躊躇，扶著她走到巡警分駐所去。這是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車伕這樣做，一是出於對跟自己同樣是窮苦人的關愛，二是不想逃避自己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或法律責任。乘客是一位自視甚高、讀過“子曰詩云”的知識分子，面對突發事故，首先想到的卻是不要耽誤自己趕路。乘客長袍馬褂，車伕滿身塵土，兩相對照，乘客感到了自己靈魂中潛藏的自私渺小，非常愧疚，自責自省，表現出一種提升靈魂層次的勇氣和希望。這就是從小事中反映的大問題：人類靈魂的自我淨化問題。
魯迅特別擅長通過一般人忽略的生活細節揭示人性深層的美。比如，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魯迅描寫了一位“損己利人”的革命烈士柔石，主要通過過馬路這一生活細節。柔石是保守到近乎迂腐的男人，如果跟女性同行，必須保持三四尺的距離，而跟魯迅這位前輩出門，他一定會緊緊攙扶著，生怕魯迅被汽車電車撞著，儘管自己高度近視，走路也辛苦吃力，但還盡力照顧著別人。
魯迅也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惡。《狂人日記》是揭示禮教吃人的一篇小說。小說第二節描寫狂人在路上走：“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裡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仇，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無獨有偶，《孔乙己》中的酒店小夥計也跟其他酒客一樣嘲笑孔乙己，對這位潦倒窮酸的讀書人毫不耐煩。《長明燈》中的主人公是位“瘋子”，相當於《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表面癲狂而內心清醒，為世人所不容。那“瘋子”走到社廟要把象徵封建禮法的長明燈吹滅時，小孩子也跟在大人後面把稻草往“瘋子”的頭髮上扎，因為有大人壯膽。
人性本來是善還是惡，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爭論不休的問題。但無可爭議的是，任何孩子的成長都離不開社會環境，社會影響可以大於家庭影響，家庭只不過是一個小社會。所以魯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中就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洪鐘大呂之聲，警示人們要改善兒童成長的社會環境。最近看報紙，知道許多省份都出臺了校園欺凌治理細則，因為2017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門聯合印發了《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說明校園內學生之間欺負、侮辱，造成對方身體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的事件時有發生，性質相當惡劣，必須確立“零容忍”和及時性原則。因為未成年人的惡毒、殘酷可以超過有理性剋制的成年人。近日，湖南沅江12歲的男孩吳某，因不滿母親管教，竟持刀將母親殺害。還有一位安徽懷遠縣的小學生，利用課代表和副班長的身份，強迫同學向他行賄，五年來收取了兩萬多元。這孩子剛13歲！所以，作家在作品中抑惡揚善時，應該拓寬自己的視野。
下面講講追求深刻。我不知道“深刻”二字的準確定義是什麼，只知道深刻的反義詞是膚淺、淺顯、淺薄。我看過一些文章，文筆或老到，或華美，但讀完之後卻像隨風而逝的落葉，了無痕跡。相反，有些作品卻可以影響人的一生。這差距往往取決於思想深度的不同。同一件事，有人看到的是表象，有人看到的是本質；有人看到的是局部，有人看到的是全局；有人看到的是當下，有人卻還看到了過去和未來。前者就是膚淺，後者就叫深刻。深刻能揭示隱情，發人深思。
比如每一個人都有臉，有頭髮，有乳房，有腳，有腰，有脖子，有膝蓋，有屁股。大家都習以為常。但魯迅卻能從這些人體部位揭示出深層次的問題。同樣是臉，魯迅從中國人的臉上看到了千篇一律的馴良，即奴性、家畜性；從西洋人的臉上看到了洋氣，即個性、野獸性。但中國人的奴性並不是固有的，而是封建專制政體的苛政造成的。人人都有頭髮，魯迅卻從頭髮想起了中國的歷史悲劇，清兵入關的時候，留髮不留頭，男人也必須拖著一條長辮，酷似豬尾巴，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時候，見到留辮子的就殺。所以頭髮成了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女人有乳房，這本是性別特徵，但民國時期時而讓女學生束胸，時而又發起“天乳運動”，在女性的軀體上大做文章。魯迅由此看到了中國改良社會思想的必要。腰、脖子、膝蓋、屁股，這都是人體的器官。但在封建專制政體之下，統治者因為人的脖子細，發明了砍頭。因為屁股肉厚，明代皇帝朱元璋便發明了“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因為膝蓋能彎讓臣民磕頭，因為腰能彎就壓迫百姓，使他們彎腰曲背，逆來順受。從這些常人常見的人體上，魯迅對舊社會、舊倫理進行了體制性批判。
有人可能對“深刻”二字有所誤解，認為深刻就是標新立異，只要說些驚世駭俗的話就是深刻。魯迅思想的深刻不僅表現在他能提供前人未曾表達過的觀點，而且看問題非常辯證，並沒有片面性。比如“五四”以後一直提倡婦女解放，而實際上仍然有不少女性在經濟和人格上都沒有獨立。魯迅指出，只有實現了社會解放才能真正實現婦女解放，“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調集·關於婦女解放》）。關於現在和將來的關係，魯迅認為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扼殺了現在，也就扼殺了將來（《熱風·現在的屠殺者》）。關於文藝的通俗和媚俗的問題，魯迅首先反對把誰也看不懂的東西視為世界上的絕作，說什麼“作品愈高，知音愈少”；但又反對迎合大眾，取媚於大眾，因為迎合和取媚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我以為這種辯證的文藝觀特別應該受到網絡作家的重視。因為的確有些網絡作家寫作態度過於隨意，認為讀者想看“拳頭戲”就寫“拳頭”，認為讀者想看“枕頭戲”就寫“枕頭”，這樣就把作品變成了“搖錢樹”和“搖頭丸”，降低了受眾的審美標準，影響了網絡文學整體水平的進步和提升。
也許有人會說，魯迅作品中也會有些偏激的提法，比如他就勸過青年人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其實魯迅這種表述有其特定的語境和背景，是一種文化策略。因為“五四”文學革命後，中國的復古勢力還相當強大，引導青年埋頭於故紙堆，脫離現實人生，而當時青年的首要任務不是“言”，而是“行”，要合力推翻舊中國安排的“人肉盛筵”。在魯迅等文學革命前驅看來，因為中國的保守勢力過於頑強，非要有更激烈的手段才能取得較平和的改革，好比只有用厚石板壓在駝揹人的背上，才能使他的脊椎稍微變得直一點。也可以說，這是魯迅矯枉過正的一種表述方式。如果說有片面性，那也是一種片面的深刻性。
當前，網絡文學在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大好的春天，需要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和發展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網絡作家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抑惡揚善，追求深刻”就是加強社會責任感的表現。有人不愛聽這種話，認為文學就是自我宣洩，甚至“玩文學”這種提法也成為了一個時髦名詞，這是我很不理解的。食品加工廠難道不應該給顧客提供食品安全嗎？生產精神產品的作家就可以毫不顧及作品的社會效應嗎？網絡文學是後閱讀時代的產物，具有網絡便捷的傳播優勢，這無疑對網絡作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這使我又想起了一個魯迅賣書的故事。魯迅提道，大約是1922年或1923年，有一位學生來買他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放在他手裡。那時使用的是銅幣或銀幣，所以錢上還帶著那學生的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魯迅的心，使他此後寫文章時生怕毒害了這類青年，遲疑不敢下筆。他說：“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寫在〈墳〉後面》）”那時魯迅作品的銷售量，初版約一千，再版加五百，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可以印到兩千至四千。印數每一次遞增，魯迅的心都會變得糾結，一方面因為版稅多了，可以賺錢，但又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下筆就更謹慎，更躊躇。當下網絡文學的點擊量可以破億，其中85%是21歲到40歲的中青年人，作為網絡文學作家，難道可以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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