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藏經洞，我們在前幾期故事中介紹過。在1900年，一個名叫王圓籙的道士帶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一丈見方、六尺多高的復洞，洞裡重重疊疊堆滿了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初的經卷和文書，這就是震驚全世界的“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的內容包羅萬象，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在宗教文獻之外的文書，數量雖然不大，但內容卻相當豐富，涉及到古代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社會、語言、音樂、天文、數學、醫學等各個方面。其中也有不少經濟類文書，雖然記錄的是經濟生活，但也包含了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故事。其中有一件文書，編號是P.3257號，它是歸義軍曹元忠時期的一件民事法律文書，向我們展示了當時一個關於土地所有權訴訟的案件。主人公是一個寡婦，名叫阿龍。
先簡單解釋下，什麼叫歸義軍？歸義軍，歸來的歸，義氣的義，從名字上看，就有收復回來的意思。一點兒沒錯，歸義軍指的就是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至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間的沙州地方政權武裝。由唐朝名將張義潮建立，並推翻了當時吐蕃對沙州長達六十年的統治，將這個地方重新歸唐朝管轄。沙洲，指的就是自漢代到隋代的敦煌郡，唐代初年改名為沙州，下面管轄敦煌﹑壽昌兩個縣。
唐末，節度使張承奉叛唐建立“西漢金山國”，914年被甘州回鶻所滅。沙洲長史曹議金奪取政權，開啟了敦煌的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方王國。敦煌在曹氏的統治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維持了130多年。那麼曹元忠，就是第四任曹氏歸義軍節度使，也是掌權時間最長的歸義軍節度使。其在任三十餘年間，保障絲綢之路通暢，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支持佛教，開窟造像。
敦煌壁畫中的曹元忠供養像
交代了時代背景後，說回寡婦阿龍的故事。話說，在公元945年十二月的某一天，阿龍直接呈上一紙訴狀給當時的沙州地方最高長官曹元忠；她是原告方，被告方叫索佛奴，訴訟理由是要求索佛奴返還佔用了十多年的口分地產22畝，不然她就生活不下去了。訴狀交上去沒多久，曹元忠長官就批覆，此案交馬步都押衙王文通查核此案。
古代人的效率著實很高，王押衙很快就查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阿龍的兒子索義成在十一年前的三月十九日，由於獲罪而被流放到瓜州。他們原有的祖傳口分地32畝，索義成交給他的伯父索懷義佃種，相當於伯父向侄子租種土地。他們兩家還簽訂了協議，約定伯父索懷義獲取土地上的所有收穫物，但要承擔耕種該地應繳納的賦稅和有關的徭役。姓索的當時在敦煌是個大姓，另外他們索氏族人裡有個叫索進君的，從小落戶在南山吐谷渾部落，索家在分家時，沒有把這個索進君考慮進去，也沒給他預留土地和房子。後來，索進君從南山部落偷了兩匹馬回到沙州，歸義軍政府收一匹馬，並給了他一定的獎勵。索進君說，我現在要回來定居了，你們要給我分地，不然我沒法生活。
《敦煌掇瑣》中對這個案卷的記錄
所以，當時的官府就將寡婦阿龍的兒子租給他伯父索懷義的32畝土地中的22畝分給從外地回來的索進君。
官府分配這22畝土地的時候，伯父索懷義外出放牧官馬不知情，回來後他知道了，但因為這些也不是自己的地，所以就沒有到官府去理論，說清楚這些土地的歸屬。而寡婦阿龍很不服氣，她想去官府理論把土地權要回來，但她也有顧慮，想到自己是罪犯的家屬，也怕被斥責，所以就一直沒有把訴狀交上去。
這個產權不清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外來戶索進君由於以前一直住在南山部族，所以他也不太懂農耕，估計也不算勤勞的人。在敦煌住了幾個月以後，他覺得太艱苦了還是回山裡去吧，種地不如偷馬賣錢來得簡單；等他回南山以後，那22畝土地又被他的侄子索佛奴拿去種了——從我們現在看來，這其實是個“三角債”問題。
再後來，寡婦阿龍被流放的兒子死在瓜州，年邁的阿龍與年幼的孫子相依為命，飢寒交迫，平時靠乞討為生，實在是很艱難。所以阿龍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歸義軍官府呈上訴狀，要求索佛奴歸還那22畝土地。
押衙王文通經過調查取證，將寡婦阿龍的申訴、阿龍兒子與伯父的契約、詢問索佛奴、阿龍和伯父索懷義的筆錄一共五份文件，一同上報給當時的沙洲刺史曹元忠。從下令查核這件事，到王押衙上報，到曹元忠收到筆錄親自下達批示，一共用了多少天，大家猜一猜？
曹元忠時期修建的莫高窟427窟窟簷
想不到吧，前後五天，這件沉積了11年的案子就在曹元忠的親自批示下解決了。曹元忠的批示是這樣的：官府分配給索進君的土地不能反悔，但既然索進君已經回到南山，這22畝的土地使用與收益仍然由寡婦阿龍祖孫支配。看著很簡單，但從現在看來，這個判決依然很厲害，既維護了官府先前的決定，又關懷了弱者的權益。
寡婦阿龍的故事在藏經洞遺書中被詳細保留記錄了下來，這就是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後晉開運二年（945年）敦煌寡婦阿龍牒》，它詳細記錄了官府辦理民事訴訟案的完整過程，在我國法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在我國檔案學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份文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
從此案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訴訟是免費的；而且從立案、受理到結案，只用了五天時間。如此快的辦案速度，就是在今天也很少見。這樣一個普通的民間地產糾紛，經過提起訴訟、立案受理、調査取證、判決結案四個基本的審判過程，而且得到了當時最高長官的高度重視，由此可見當時的經濟生活和敦煌社會安定的密切關係。
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雕印《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件的調査取證方式，與現代審理民事案件的方式有相似之處，就是主要通過詢問當事人調查取證。這個案件中不僅有物證（契約），而且有當事人陳述。每位當事人陳述完畢後都要簽字畫押，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體系。這件契約文書反映了一千多年前的各種法律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證據制度、契約效力等，也為我們進一步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提供了佐證。
不知道你聽完了阿龍的這個故事以後，有沒有對我們古人的智慧，更增加一份瞭解和敬意。在紀錄片《敦煌》中，也專門描述了這個藏經洞遺書中的地產糾紛案。
我是楊婕，感謝您收聽我的聲音專欄《聽見敦煌》。我們下一期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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