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确定，在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到底是先进的武器，还是操作武器的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北方战场，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显而易见，而南方战场上，似乎也是谁的武器更先进，谁就更能决定着战争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早在1851年，太平军刚起事时，大部分士兵的武器是刀、长矛。一般，将官还会佩剑，有些士兵还有用棍棒、农具作为武器，和清军一样，双方都还处在冷兵器时代。远程武器除了弓箭就是鸟枪，也装备有少量的抬枪，抬枪是一种笨重、大口径的火绳枪，枪管3米多长，由2至5人抬着行军，发射时，通常需要固定在支架上，或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后面的人通过燃着火线发射出4盎司至2磅的弹丸，射程虽近千米，但据说射击者常常为被后座力打翻在地上，因此装药时常常偷工减料，以减轻痛苦，当然射程和威力也会大受影响。据1860年与清军作战的英军在报告中说，抬枪的子弹四处乱掉，除非运气极差才会撞上，没有步枪延伸的弹道来得有用，也就是说，抬枪管中，因没有膛线，精准度很差，在战场上够不成威胁，另外，一些轻型的火绳枪也被少量使用，太平军手里的这些火器，大都从清军手里缴获，即使自己铸炮，也都是仿制清军的原始大炮。
可见，当时太平军和清军都处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武器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双方胜负难料，但太平军以流动作战为主，清军只能依靠各州、县的城墙进行防守战，而太平军中不少都是来自两广的矿工，会熟练使用炸药，尽管技术落后，威力不大，但他们经常把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埋下大量的炸药，只要炸毁部分城墙，就能轻松取胜。
由于太平军信拜上帝教，初期博得了一些在华传教士的同情，从1853年至1860年，通过这些传教士和各国商人的军火贸易，得到了不少西式的先进枪炮。大量外国军火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太平军的军事装备，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各主要部队中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1862年，进攻青浦和松江的太平军中，有三分之一装备了西式枪炮，1863年，苏州守城的太平军中，也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装备了进口的滑膛步枪和来复枪。
1862年以前，与太平军正面作战的清军，主要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
湘军从湖广顺江而下，作战凶悍，不过，初期其武器装备主要以冷兵器为主，曾国藩在交战中也认识到了先进火器的重要性，他设法购置了些洋枪、炮，并且在武昌、安庆等地办设炮局、军械所，逐步将火器大量装备湘军，1854年至1856年，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购置了外国火炮1800多门，主要用来装备水师，但总的来说，其火器仍是以鸟枪、抬枪为主，在几次大战役败北后，不少枪、炮落入太平军手中。
1861年6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攻打苏州、昆山、青浦等战斗中，也缴获了部分洋枪、炮，由于1860年太平军东征江浙后,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一批外国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到太平军中服役。这些外国'洋兄弟'除教授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教练太平军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以适应新式枪炮的作战要求，他们还设置了'洋炮馆'和'洋炮官'负责枪炮的维修、保养以及弹药的供给，并组织人员对洋枪炮试着仿制，并对旧式火炮进行改进。
以李秀成为代表的青年军官，对西式军火的使用推崇备至，甚至在战火频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还致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军火交易事宜：“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
可以说,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一直比清军更多地利用西式枪炮,在武器装备上是大大超过清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
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在军事上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少学者都把这些成功，归功于他们手上数量可观的西式军火。
但太平军当时装备的枪械因为来源不一，品种也多，有轻型火绳枪、西式滑膛枪，大口径手枪、左轮枪、来复枪等，军官们尤其喜欢双管大口径手枪，由于品种杂乱，在弹药供应，统一编队使用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这些问题在火器数量绝对压倒对方时，弱点还不算明显，但当对手换成了全副制式装备的洋枪队，以及对西式枪炮同样有浓厚兴趣的李鸿章时，天平开始了大逆转。
1862年的春天，李鸿章率13营约6500名江淮子弟，连同其他人员共约9000人，由英国轮船分批运抵上海，组建了太平军的重要对手—淮军。
淮军初建，李鸿章就从炮火中领教了西式枪炮的厉害，当年8月，李鸿章着手装备了1000多支洋枪，并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劈山炮，程学启部整营680人，装备洋枪308支，劈山炮40门，这已是湘军陆营火力的数倍了。第二年8月，李鸿章在准备攻打苏州时，淮军各营已拥有洋枪1.5万支，平均每营超过1000支，李鸿章在改善装备的同时，为满足淮军所需弹药，相继在上海、苏州设立炮局，以进口西方火药与枪弹、炮弹为样品，进行大量仿制，以供淮军训练、作战所需。
起初，李鸿章所部装备，有相当一部分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的陈旧武器，但通过上海的英美法等国的代理商，李鸿章继而得到了不少当时较为先进的枪炮，如英国的布伦士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洛威尔、卡德特，法国米尼前装线膛火帽步枪、枪管尾部带药室的德尔文步枪以及德意志、瑞士等国的枪支，还有8磅、12磅、24磅、32磅、68磅、108磅等各类火炮，这些相对先进的枪炮，太平军很少能得到。
另外，上海还有一支大部分由外籍兵员组成的“常胜军”，尽管在极盛时才三、四千人，但其装备在当时，却是最好的。通常有一个来复枪团，5个步兵团，4个攻城炮队、2个阵地炮队，1支内河舰队，1支大型运输队，1支工兵队等组成，装备有前装滑膛枪、普鲁士击针后装线膛枪、英制1853恩飞耳德式前装线膛火帽步枪等，每名士兵配发枪弹50发，装备的火炮有24磅、30磅榴弹炮、12磅过山炮、8英寸大口臼炮等，这些装备已大致和当时的英法联军不相上下了。
“常胜军”通常与淮军协同作战，两军相加，其火力优势显而易见。同时,在太平军西北面的湘军，在后期，也装备了相当多的火器，尤其是其水师，都装备有新式火炮。相比之下，太平军由于弹药、枪炮都得不到补充，且本身就没有制式装备，枪炮品种繁多、质量低下，明显处于劣势，应该可以这么说：后期的敌我火器装备相差悬殊，是太平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尚在英、法等国对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者之间明确立场前，太平军有机会购置了不少西式枪炮，在初期与清军的交战中也缴获了一些火器，但随着局势的转变，以及作战需求的不断增加，太平军不得不考虑自制枪炮，以解燃眉。
在《漏网喁鱼集》中，即有太平军进占常熟后，捣毁庙宇、佛像，“凡庙中钟鼎，解出铸炮”的记载。
据传，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入苏州前，位于阊门内中街路马大箓巷慎修堂内的宅主携眷离城，战后返回，见厅堂庭院中都是煤、铁、炮、弹之类，显然做过军械修造的工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该处庭院地下还发现出土过石炮弹、断铁炮、太平军军刀之类的物品，可见，当时在苏州等地区，应该有太平军集中铸造枪炮的地方。
1975年9月，苏州娄门内城河发现一尊太平军铜炮，炮体完整无损，光亮如新，全长178.5CM，炮口直径12CM，外径16.8CM，后身外围105.5CM，炮身上面有双钩阴刻正书“太平天国壬戍拾贰年苏福省造”“重壹千斤”“红粉肆拾捌两”铭文二行，分别说明了制造时间、地点、重量以及火药配量，现保存于苏州西北街原忠王府内。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太平天国五、六年（1855年、1866年），在江西吉安、瑞州、临江等地制造的3门100至300斤的火炮。另外，从安徽、浙江、江苏等地也发现有大量的太平军自制火炮。迄今已发现太平军铸造的火炮六十多门。
除了火炮，太平军还制造过地雷、喷筒、管枪等，其中有一种九龙索子枪，也叫“九龙枪”，是一种小型火炮。炮身用铜、铁铸造，可连续发射，每管炮子百余粒，如龙眼核大小，曾安置于天京朝阳门外，轰击清军江南大营。 咸丰三年，太平军占据南京后，即设立“典炮衙”“铜炮衙”“典硝衙”等火器制造机构，统一指挥负责组织工匠进行制造。同时，由“铸铅码”“典红粉”“典铳炮”“典铜炮”等军职人员，分别管理铅丸、焰硝、火药、火炮等事宜。
就目前发现的火炮来看，太平军铸造的火器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水平，炮重和火药用量，根据已有的材料，都有一定的比重。。
但随着战斗的日趋频繁，枪炮、炮弹、火药的需求急剧增加，由于原材料严重缺乏，往往只能因陋就简。
为了解决“红粉”供应不足的困难，太平军“设熬硝馆......用老墙脚砖捣细熬之”，用土法造硝，以代红粉。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江阴城内南锁巷29号发现了一些太平军炮弹，石球状的炮弹最大直径16CM，最小的直径9CM,一般直径为12、13CM,但圆度规整的较少，视其形状属于手工捏搓急于求成的东西，经打开分析其质地，是使用了糯米浆、生矾、石灰、石屑等进行粘合而成，为“浆石弹丸”。
太平军以冷兵器起事，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采用了各种方法扩大先进武器的使用，改善、提高自身的战斗力。但尽管有一定的创新，并能灵活应用，而且自制武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可是，毕竟生产基础差，原材料供应困难，技术落后，与曾、李二人所办的现代化兵工厂，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最终太平军的武器水平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也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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