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区别可能看上去既模糊不清也无关紧要，但这种区别其实很重要。经济学家用“全球化”这个词来描述贸易、投资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煽动家则用“全球主义”这个词来暗示全球化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邪恶的计划，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个号称“全球主义者”的神秘人群。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拒绝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拥抱爱国主义信条。”上周他在一次竞选活动上再次谴责“全球主义者”，现场群众高呼要把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关进监狱，这位犹太慈善家被右翼民族主义者视为“全球主义”的缩影。
并不是只有激进右翼将全球化抨击为一起精英工程。许多左翼人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际贸易体系是由富人设计的，对普通人造成伤害。
但左翼和右翼对全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攻击既愚蠢又危险。这种攻击忽略了贸易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对精英，对世界各地的普通人都有好处。这种攻击暗示全球化是一桩阴谋，而不是一个进程。它鼓吹用民族主义矫正可怕的“全球主义”，这释放出了各种具有经济破坏性和政治危险性的力量。
1993年至2015年是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几乎减半。国际贸易帮助数十亿人进入全球中产阶级，将曾经贫穷的国家——如韩国——变为富裕国家。（朝鲜倒是享受到了与全球市场完全隔离的所有“好处”。）
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主张，这些亚洲国家的繁荣是以牺牲西方中产阶级为代价的。但是，很大程度上，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现在有赖于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廉价商品。一部iPhone如果完全在美国生产，零售价会在2000美元左右，即目前价格的两倍。亚洲和拉丁美洲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确实导致了美国实际工资的停滞。但是当前的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通过公共政策抵消这种影响，反而通过累退税加剧了贫富不均。
特朗普和他的欧洲同行们还在宣扬一个谬论，即索罗斯等邪恶的全球主义者正在鼓励和资助非法移民。他们通过此类行径煽动起了偏执的妄想，正是此类妄想导致了许多袭击事件，如上周末在匹兹堡犹太教堂发生的大规模杀戮事件。对于许多反犹主义者来说，“全球主义者”已成为犹太人的代名词。有观点认为导致难民出逃的叙利亚或洪都拉斯的暴力事件是“全球主义者”造成的，这种想法之荒谬尽管不言而喻还是值得指出。
全球化的批评者当然有权就移民、贸易和投资发起一场辩论。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而且可能恶化他们声称要帮助的那些人的经济状况。
可悲的是，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脱欧派对欧盟(EU)的抱怨与特朗普对“全球主义”的许多抱怨如出一辙。他们称不受控制的移民、国际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都要怪“欧洲”。脱欧派认为欧盟是一个意识形态工程。他们忽略了欧洲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一系列务实解决方案，旨在解决诸如货物自由流动、建立共同贸易标准等各种跨境问题。攻击这些解决方案，有点像拆掉一栋房子里的管道。除非你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没人指责过脱欧派“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你只会制造一场可怕的混乱。
如果这场在特朗普鼓动下兴起的、对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攻击变得更加声势浩大，届时世界将是何种景象？只用看一看英国目前的局面就知道了。特朗普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增加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与此同时，担心爆发全球贸易战的恐惧情绪，已经对股市造成了沉重压力。
然而，最大的危险不在经济，而在政治。通过持续谴责“全球主义者”，特朗普鼓励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不爱国的敌人。这反过来又激起了各种阴谋论，它们正在美国国土上生发出暴力。
这一政治风险也是国际性的。中美之间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正与台湾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军事紧张局势交汇。华盛顿和北京正越来越多地操起冲突的语言，而不是合作的语言。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反全球化浪潮——普林斯顿(Princeton)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全球化的终结》(The End of Globalisation)一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詹姆斯展示了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保护主义高涨，种种激进意识形态如何崛起、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他认为，今天的“去全球化”发展到顶点，也“极有可能”以战争收场。
“全球主义”商界人士和金融家无疑有他们的缺点。但至少他们本能上是将外国人视为顾客，而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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