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雍正即位之謎】
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與“太后下嫁”、“順治出家”構成了清初三大疑案，關於雍正取得皇位是否合法一直眾說紛紜。
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12日），康熙皇帝因病於暢春園去世，享年69歲。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即位，是為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談到了當日即位的情形：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病中召胤禛於暢春園齋所。在胤禛之前，康熙帝將允祉、允祐、 允禩、允禟、允『0373』、允裪、允祥、隆科多召於榻前，傳諭“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待胤禛到達時，康熙皇帝與胤禛訴說病情。到戌時（19—21時）康熙皇帝駕崩。隆科多向胤禛轉述康熙遺詔。胤禛著手辦理康熙的葬禮。當日夜裡，將康熙帝遺體由暢春園運回乾清宮；十六日，頒佈遺詔；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極，頒佈即位詔書，自明年開始改年號為“雍正”。
與雍正自稱的承父命即位對立的說法便是篡位說。
篡位之說即傳位允禵說。雍正在位時就有人傳言：康熙帝原本“傳位十四阿哥”，雍正將“十”字改成了“於”字，於是乎變成了“傳位於四阿哥”。但是，瞭解了清代有關皇子的稱謂制度，便可以將這一說法否定。清代書寫皇子稱謂，一定要冠以“皇”字，即“皇某子”、“皇某某子”，四阿哥胤禛為“皇四子”，而十四阿哥允禵則書寫為“皇十四子”，於是，將“十”改為“於”一說不攻自破。況且，“於”是現代的簡體字，在清代並不通用， 當時應使用“於”，所以，此說更是無稽之談。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雍正原名不叫“胤禛”，而十四阿哥胤禵原名“胤禎”。康熙遺詔為“皇位傳十四子胤禎”，雍正認為“禎”很容易直接改為“禛”（舊時“禎”寫作“禎”），於是在詔書中將其修改，而自己的名字也就隨之變成了“胤禛”。允禵的確曾用名“胤禎”，雍正即位後則一直用名“允禵”。“允”字是由雍正帝兄弟所用名字中的“胤”字所改，即清代皇帝的兄弟名字要避皇帝諱，把共用的某個字改成音近的字，而與皇帝名字同音的字也要避諱則是歷代均有的做法，“胤禎”與“胤禛”後一個字同音，所以，要把“胤禎”的“禎”字也改掉，於是，改成了帶“示”部的“禵”字，“胤禎”就成了“允禵”。並且，康熙年間歷次所修《玉牒》中雍正的名字都為“胤禛”，各類官書也只記載此名，並無他名。這說明雍正從未改過名字，更不用說是盜用他名。如若按照上面所述的有關皇子的稱謂制度，那雍正只能將詔書改為“皇位傳皇於四子胤禛”，文字更加不通，所以此說也是難以成立。
第三種說法：康熙皇帝病中傳旨命允禵回京，但被隆科多隱瞞。康熙帝駕崩時允禵未到，隆科多則傳旨由胤禛繼承皇帝位。按照當時諭旨下達的程序，康熙帝諭旨理應由內閣承辦撰寫，由兵部所管轄的驛站發送。隆科多非內閣大學士，亦非兵部主管，因此很難對此隱瞞。
還有一個史實，就是清代詔書為滿漢文合璧，滿文是拼音文字，根本無法對其增減橫豎筆畫來篡改文字。
胤禛承父命即位有一定的證據，但也有種種疑點：
先說康熙遺詔。遺詔所署時間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應寫於康熙病逝當天。但是胤禛十六日才宣讀，且只宣讀了滿文本。看來，直至十六日，漢文遺詔尚未完成。由此可知，這份遺詔出自胤禛之手。不過，因為幾乎所有的遺詔都是在先帝駕崩後由顧命大臣撰寫，用的均為先帝的口吻，這似乎也不能說明胤禛就是篡位。
康熙病重之際，胤禛多次被召至暢春園。當時胤禛正代康熙帝行南郊冬至祭天大禮，擔負如此重任，沒有父皇的召見，他斷不能離開。由此可知，康熙帝召他多次至榻前，必定有特殊的使命。但是，仍有疑點：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於病中召見胤禛，並未提及傳位一事，僅僅是訴說病情。為何不當面宣佈，反而要隆科多傳達？能把傳位胤禛告訴諸多皇子及隆科多，為何不能直接告訴胤禛？
總的來說，康熙傳位胤禛這一說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只能依靠現有的史料分析並推斷。而清史學界對此問題也是看法不一。
【康熙設計擒鰲拜】
鰲拜（？—1669年），滿洲鑲黃旗人，是清太宗、世宗、聖祖三朝的重臣。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世祖崩。順治帝在其遺詔中宣佈年僅8歲的康熙皇帝繼位的同時，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大臣輔政。
按清朝舊制，皇帝年幼，國家政務應由宗室諸王攝理。然而，宗室諸王攝政的權勢過大，極易引發如多爾袞專權之類的蕭牆之禍。為了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朝廷一改舊制，讓異姓元老重臣佐理政務。輔政大臣沒有決策權，但他們可以入值、票擬並代幼帝御批，這就為輔臣專權埋下了伏筆。
在四大輔臣中，索尼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但他怕事避禍，且已年老多病，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於過問。蘇克薩哈雖然僅居索尼之次，但資望較淺，又與索尼素有嫌隙，與姻親鰲拜也時常反目，常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門，但為人庸懦，遇事無主見，再加上與鰲拜同屬一旗，利害相關，常常附會鰲拜。鰲拜雖居四輔臣之末，卻利用這種局面逐漸走上專權的道路。鰲拜及其黨羽常常私定對策，相繼挑起圈地等事件打擊政敵，並企圖把持朝政架空康熙皇帝。
康熙六年（1667年），年滿14歲的康熙開始親政，索尼也在這年死去。對於已經親政的皇帝，鰲拜根本就不放在眼裡，沒有絲毫歸政之意。鰲拜首先拉攏蘇克薩哈，但蘇克薩哈為了避禍，上疏請求解除輔臣之任。這意味著鰲拜、遏必隆兩人也應辭職交權。鰲拜於是糾結其黨羽給蘇克薩哈羅織了心懷奸詐、久蓄異志等24款罪名，強求康熙皇帝將蘇克薩哈處死並誅其族。康熙帝深知蘇克薩哈並不該殺，卻無力保全其命。該事件使鰲拜與康熙帝之間的矛盾急劇上升。
索尼已故，蘇克薩哈被殺，只剩下一個無足輕重的遏必隆，鰲拜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康熙皇帝決定剷除鰲拜及其黨羽，並等待最佳時機。為了不打草驚蛇，康熙帝不露聲色，任命索額圖為一等侍衛，挑選了一批身強力壯的親貴子弟在宮內整日練習布庫（滿族的一種角力遊戲，類似摔跤）為戲。鰲拜見了，以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樂，不僅不以為意，心中反暗自高興。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清除鰲拜的時機終於到來。康熙帝先將鰲拜的親信派往各地，並掌握了京城的衛戍權，接著召集身邊練習布庫的少年侍衛設好埋伏，然後宣召鰲拜入宮覲見。鰲拜一無所備，像往常一樣入宮，康熙皇帝一聲令下，少年侍衛們一擁而上，鰲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接著，康熙帝命議政王大臣等審訊鰲拜及其黨羽。議政王大臣宣佈鰲拜30條罪狀，應革職、立斬。康熙帝念其以往的功勳對其寬大處理，免死禁錮，其黨羽也被處死或革職。不久，鰲拜就在禁所死去。
年僅16歲的康熙皇帝在戰勝鰲拜集團的鬥爭中顯示了驚人的魄力和才智，從此，他便將朝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始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統一併治理臺灣】
臺灣及其附近的島嶼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
順治十八年（1661年），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鬥爭的鄭成功率師東征，收復了被荷蘭殖民者強佔38年之久的臺灣。鄭成功於該年去世後，繼位的鄭經以及其後的鄭克塽都繼續堅持抗清立場，妄圖自立一國。清王朝收復臺灣的策略總的來說是剿撫並用，但前後期有所不同。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前，大陸戰事不斷，清朝海軍力量比較弱小，所以對臺灣鄭氏政權以撫為主；康熙二十年以後，對鄭氏政權則因剿寓撫。
在雙方的和談中，鄭氏政權堅持讓臺灣依“朝鮮事例”，實質是試圖將臺灣變成純粹意義上的“外國”，這是清王朝所不能接受的。故雙方的多次和談都歸於失敗。但清王朝的招撫政策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鄭氏政權的大量官兵投降了清朝，這就嚴重削弱了鄭氏勢力，提高了清軍的戰鬥力尤其是水戰能力，清軍逐漸由劣勢變為優勢。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臺灣的時機逐漸成熟。同時，鄭氏政權動盪不安，內部矛盾尖銳，官民不服，將士離心。該年鄭經病死，大臣馮錫範等人發動政變，擁立年僅12歲的鄭克塽繼位，藉機篡奪大權。在與清王朝的對抗中，鄭氏政權統治下的百姓要承擔沉重的賦稅和兵役負擔，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各地駐兵不服水土，築城疲勞，兵士不滿。基於這種情況，康熙皇帝大膽任用熟悉海戰的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授其全權收復臺灣。施琅認為澎湖列島是臺灣的門戶，決定先佔該地，可使臺灣不攻自破。臺灣方面也積極備戰，加強了防務，派最得力的戰將劉國軒守衛澎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雙方在澎湖展開激戰。在這場海戰中，清軍全殲了鄭軍主力。困守孤島的鄭克塽見大勢已去，投降了清王朝。
臺灣迴歸後，圍繞臺灣的未來朝廷中又出現分歧。李光地等人主張放棄臺灣，把臺灣賜給荷蘭人。施琅等人認為不可放棄臺灣，“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則永固邊圉”。康熙採納施琅等人的建議，在臺灣設臺灣府，隸屬於福建。臺灣府下設三縣——臺灣縣（今臺南）、鳳山縣（高雄）、諸羅縣（嘉義），派總兵官一員率官兵八千駐防颱灣，所建臺灣府縣組織完全與內地相同。這就加強了中央對臺灣的管轄，有力地維護了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政治上的統一為臺灣的經濟開發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清朝政府採取了類似內地的“更名田”制度，大大激發了農民開墾新耕地的積極性。賦役制度也相應進行改革，把原來“就田徵谷，計口輸錢”的辦法改成和內地一樣的一條鞭稅制，按田地數量和等級徵收賦稅。康熙還在駐臺士兵中試行屯戍法，“半為鎮守，半為屯田”。其後，福建沿海福、興、漳、泉四府之民大量流入臺灣，墾殖土地。臺灣土地面積不斷增加，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增至三萬零一百零九甲，比剛收復臺灣時增長了50%。伴隨土地的開發，糧食產量逐年增長，甚至運到內地販賣，土地的增多也推動了甘薯種植和製糖業的發展。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特命臺灣府開爐鑄幣。當時府一級本無鑄幣權，允其鼓鑄，是考慮到其特殊的情況和重要的地位。清王朝還在臺灣郡縣設立各類學校，文化教育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同治中興】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由於清朝統治者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濟、貿易特權暫時滿足了外國侵略者的要求，因而呈現了暫時的中外“和好”的局面。另一方面，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統率的湘軍、淮軍積極鎮壓農民起義軍，太平天國於同治三年（1864年）覆滅。在這樣的背景下，朝中一些有識之士提倡效仿西方，興辦洋務，力求自強，因此在清穆宗載淳在位期間（1862-1874年）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
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均以失敗告終，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接受了沉痛的教訓，意識到西方的列強取勝的關鍵是“堅船利炮”，於是積極主張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仿造西方戰船和槍炮，並運用西式方法訓練部隊等等以圖“自強”。洋務運動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編練新式海軍和陸軍，製造槍炮船艦，建立外交機構，興辦近代工礦、交通、企業、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等。
興辦軍事工業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總局，拉開了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的帷幕，在洋務派創辦的軍工企業中，江南製造總局的規模最大，主要產品是槍支、大炮、彈藥、鋼鐵和船艦。此外還附設譯書館，翻譯西方書籍。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福州船政局。崇厚也在天津籌建天津機器局。洋務運動後期，張之洞在漢陽創辦了湖北槍炮廠。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在興辦軍工企業的基礎上，洋務派又打出“求富”的招牌，開始大量興辦民用工業企業。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公司——上海輪船招商局，這也是洋務派興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是由官督商辦的。隨後，李鴻章分別在天津創設了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在上海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
在興辦軍工、民用企業的同時，洋務派還籌建了海軍，並且加強了海防建設。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等人上奏請求籌建北洋、南洋、粵洋三支海軍，光緒十年（1885年）三支海軍初步建成，實力雄厚。光緒十三年（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但馬尾之戰後，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北洋海軍也在甲午之戰中被日本侵略者徹底粉碎。
設立學館、派遣留學生是學習西方的重要舉措。咸豐十二年（1862年），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以教授外文為主。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留學，到光緒元年，共派遣了120名留學生。
洋務運動直接導致了“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中興”的政局使當時的北京內城、外城都產生了畸形的繁榮。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洋務運動歷時30多年，使中國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洋務派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並沒有改變清朝被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命運，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洋務運動宣告失敗。
【頒佈《大義覺迷錄》】
清朝入主中原以後，有很多士大夫仍守著“華夷之辨”的思想，在著作中處處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興起了多樁文字獄，鎮壓這些對清朝不利的言論。其中以雍正時期的“曾靜投書案與呂留良文字獄”最為著名。
呂留良（1629—1683年），浙江石門縣人，字用晦，號晚村。順治十年（1653年）中過秀才，後因康熙五年（1666年）避不應試，被革去秀才。呂留良著述頗多，被時人尊稱為“東海夫子”。著有《四書講義》、《語錄》等書，追隨者很多，曾靜即其中之一。曾靜（1679—1735年），湖南郴州眾興縣人，號蒲潭，人稱蒲潭先生。曾靜很仰慕呂留良，對其所著的《四書講義》、《語錄》深為敬服，曾著《知幾錄》和《知新錄》，抒發心中的憤懣。雍正五年（1728年），曾靜派學生張熙到呂留良家鄉去訪書。在途中張熙聽到了許多有關雍正帝的傳聞。張熙此行的所見所聞，使曾靜以為清朝的氣數將盡，於是次年遣徒張熙赴西安向川陝總督嶽鍾琪投書策反，信中強調“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並指責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其十大罪狀。嶽鍾琪接到此信後驚恐萬分，一面逮捕張熙嚴刑拷問，一面上報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接到奏摺後，指示嶽鍾琪要使出“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讓張熙說出實情。於是，嶽鍾琪便假意與張熙盟誓，表示願意同謀舉事。張熙見嶽鍾琪慷慨陳詞，遂信以為真，於是說出了師父曾靜和自己的真實身份、籍貫、住址等情況，還特別供出已撒手人寰45年的反清理學大師呂留良，稱其是“我輩同志之人素所宗者”，並將曾靜派自己去專訪呂留良的後裔，以求遺著書稿的事也全盤托出了。
嶽鍾琪立即上奏雍正皇帝案件審理的結果，雍正帝大為震驚，認為曾靜等人之所以反清都是受到了呂留良言論的影響，立刻下旨令浙江總督李衛捉拿呂留良的親族和門生，同時搜繳其書籍著作。不久作出裁決：對已死的呂留良開棺戮屍，其學生嚴鴻逵等人梟首示眾，呂留良之子呂毅中等人斬立決，其諸孫發譴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者分別判斬監候、流放、杖責等。
另一方面，雍正帝派副都統海蘭與湖南巡撫王國棟捉拿曾靜及其“同謀”，並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審問曾靜等人。經過一番攻心戰，曾靜當場痛哭流涕，俯首認罪，又照清廷的安排寫下了悔過自新、歌頌雍正的《歸仁錄》，頌揚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愛民的聖德。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將這樁最大的文字獄案的全部諭旨、審訊記錄、口供記錄等編輯在一起，後附曾靜的認罪書《歸仁說》，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此書共分四卷，內收有關上諭10道，審訊詞和曾靜口供47篇，張熙等口供2篇，曾靜《歸仁錄》1篇，包括曾靜列舉雍正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忤逆的“十大罪狀”的材料。成書後，雍正帝下令刊刻併發行全國各府州縣以及“遠鄉僻壤，讓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
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駕崩，乾隆皇帝繼位。十月，乾隆帝下令將曾靜和張熙押解到京師凌遲處死，同時宣佈《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停止刊刻，私藏者治罪，在全國範圍內收繳銷燬。
【平定三藩】
關外時期尚可喜、吳三桂、耿繼茂三家歸附，成為清朝入關與統一全國的重要軍事力量，朝廷很是倚重，所以，才有命其到南方建立藩鎮的前因。
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命平南王尚可喜留鎮廣東，十六年（1659年），命平西王吳三桂就鎮雲南，十七年（1660年）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鎮福建，三藩並鎮的局面從此形成。清廷並建三藩，初期為鞏固國家統一、保衛邊疆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鎮邊日久，三藩的軍事力量迅速擴充，經濟實力也快速增長，平西王吳三桂更是憑藉其特殊的地位培植地方集團勢力。這不僅威脅著清王朝的集權統治和國家的統一，而且也破壞了封建秩序的安定，因而康熙皇帝決意撤藩。撤藩令下，三藩接踵叛亂。
康熙十二年（1673年） 十一月，吳三桂招集部下準備叛亂，改國號為“周”，以康熙十三年為元年，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並封授文武群臣。耿精忠（耿繼茂之子，耿繼茂死後，他接替藩王之位）、尚之信（尚可喜之子）隨之起兵響應，雲貴、川湖、閩浙、兩廣以及陝甘等地叛軍四起。
在平定三藩的過程中，年僅20歲的康熙皇帝鎮定自若，有膽有識。當時朝廷有些大臣被三藩的勢力嚇倒，大學士索額圖竟提議殺掉主張撤藩的大臣向吳三桂謝罪。康熙帝對此斷然否決，並進行全面的軍事部署。
平叛之初，康熙皇帝組成了以荊州為中心、以川湖為重點的防禦體系，力圖將戰事控制在雲南、貴州和湖廣境內。為便於援兵自京師調遣，囤重兵於兗州、太原，並增設驛遞郵傳。在軍事部署的同時，康熙皇帝頒詔天下，削吳三桂爵位，歷數其罪行，爭取民心，將平叛中心集中於吳三桂及其死黨。但是隨著四川、廣西、福建等地相繼叛亂，形勢惡化，康熙帝欲將叛軍控制在西南三省的意願未能實現。他再次調整平叛部署，增兵浙江，嚴守江西，倚用綠營兵，實行滿漢聯合作戰。為了分化瓦解敵人，他明令各戰場清軍主帥剿撫並用，恩威並施。在朝廷的軍事壓力下，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尚之信乞降。康熙保留了耿精忠的靖南王爵，命尚之信襲封了平南王爵。耿、尚二人的投降，使吳三桂陷入孤立，加上軍事的失利、經濟上的日益拮据，吳三桂夢想與清廷劃江而治、自為一國之君的願望成了泡影。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心有不甘的吳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陽）稱帝，八月，患赤痢死，其手下軍隊已呈樹倒猢猻散之勢，但仍在西南垂死掙扎。康熙帝又一次調整了戰略部署，收復湖南，平定四川。次年，進兵雲貴。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雲南蕩平，歷時8年的平叛戰爭勝利結束。
平定三藩的戰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消除了割據勢力，鞏固了封建國家的統一。平叛之後，康熙皇帝認識到之所以出現叛者四起的局面，是因為清朝的統治尚未深入人心，再加上入關之後實行了諸多錯誤政策的結果。修復戰爭創傷、整飭吏治、緩和社會矛盾、發展生產、重用漢族知識分子成為平叛之後康熙帝的重要措施。平定三藩開啟了“康乾盛世”之端。
【永曆政權】
南明隆武政權滅亡後，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日，原弘光朝廷的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在廣東肇慶擁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曆政權，據有兩廣、湖廣、雲南、貴州、四川、江西等地，其主要地盤在廣西。瞿式耜鎮守桂林，形勢一度比較穩定。
永曆政權是南明政權中歷時最長的一個政權。大順軍的餘部和張獻忠的部將李定國、孫可望等先後歸附永曆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南明政權和明末農民軍的聯合抗清。官僚中的何騰蛟、瞿式耜是比較開明和講求實務的人物，他們努力調和各派抗清力量之間的矛盾，然而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間、不同派系的農民軍之間、官兵和農民軍之間矛盾重重，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努力就可以化解的。特別是永曆政權內部派系林立，爭鬥不休，嚴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順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永曆十一年），駐守貴州的大將孫可望投降清軍，雲貴之地喪失了保護的屏障。順治十五年（1658年，南明永曆十二年），清軍三路大軍入攻雲南，雲貴淪陷。順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曆十五年），清軍攻入廣州，永曆政權滅亡。朱由榔在將軍李定國的保護下逃到緬甸。李定國沿怒江設下三道埋伏，雖被吳三桂攻破，卻遏住了清兵窮追的勢頭。康熙三年（1664年，南明永曆十八年），朱由榔被緬甸人俘虜，移送給平西王吳三桂，不久被殺。至此，南明永曆政權滅亡，大陸的反清復明鬥爭也接近了尾聲。
【隆武政權】
清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初七，原明福建巡撫張肯堂﹑禮部尚書黃道周及南安伯鄭芝龍、靖虜伯鄭鴻逵等擁立唐王朱聿鍵閏六月二十七日稱帝於福州。改福州為天興府，並將這年作為隆武元年。
朱聿鍵，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端王朱碩熿之孫。因為父親早亡，明崇禎五年（1632年）他繼承父位，被立為唐王。崇禎九年（1636年）因違反明朝律令擅自離開南陽而獲罪入獄，後南明的弘光帝將其赦免。
順治二年五月南京失陷，朱聿鍵在南逃時被總兵鄭鴻逵、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尚書黃道周等擁立於福州以圖復明。隆武政權建立之初，隆武皇帝立志有所作為。他召集大臣商議制定抗擊清廷的計劃，準備以15萬兵力進行防守，10萬兵力出擊進攻清軍。他即位後不到半個月即制定了這一計劃，當此之際下詔親征造成了很大影響，江浙﹑安徽﹑江西各地的義軍紛紛行動起來，響應抗清的號召。然而由於隆武皇帝主要依靠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鄭芝龍又懷有二心，為保存實力而拒絕發兵和供應糧餉，北伐終無所成。此時，在浙東的魯王朱以海政權又為爭奪所謂正統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鍵，使朱聿鍵四面受敵,忙於應付。順治三年（1646年）七月，清軍攻下浙東浙南後立即揮師南下，鄭鴻逵放棄仙霞關逃回浦城。鄭芝龍暗中與清軍接洽投降，撤兵到安平鎮。福建門戶敞開，清軍長驅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今福建省內），八月二十八日被清軍追獲擒殺，隆武政權滅亡。
【南明政權的興亡】
明朝滅亡後，明宗室先後在南方建立了一些地區性政權，統稱為南明政權。這些政權前後包括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監國政權﹑紹武政權及永曆政權，共歷時18年,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弘光和永曆政權。
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丹陽總督馬士英等人的擁戴下在南京稱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權一方面抵禦清軍南下，一方面剿殺農民軍。順治二年（1645年）春，清軍開始進攻弘光政權。此時弘光政權內部正在進行激烈的黨爭和內戰——駐守武昌的左良玉部隊於三月順長江東下，要“清君側”，權臣馬士英急調江北四鎮軍隊迎擊左軍，致使江淮防線陷入空虛的狀態，而史可法被排擠出南京到揚州督師後根本不能指揮那些驕兵悍將，因此無法做出抗清的有效佈置。四月，清軍抵達揚州城下，史可法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二十五日，揚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遇害。五月，清軍攻入南京，弘光政權覆滅。福王本人在城陷前出奔，不久也被俘，次年被處死於北京。
同年六月，故明官吏、縉紳錢肅樂等扶植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建立政權。魯王依據錢塘江天險與清軍相持一年，至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紹興城被清軍攻破，魯王出走，政權覆滅。在魯王監國的同時，故明官吏黃道周和軍閥鄭芝龍等迎接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號隆武，但與魯王政權不但不能合力抗清，反而互爭“正統”地位，彼此之間水火不容。加之鄭芝龍等權臣恃權作惡，不顧百姓的死活，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不久，在清廷的誘惑下，擁有重兵的鄭芝龍投降。清軍在攻下兩浙之後兵入福建，消滅了隆武政權。
順治三年十一月，故明官僚蘇觀生等人擁立隆武帝的弟弟朱聿『0371』在廣州稱帝，年號紹武，但僅40多天清軍即攻陷廣州，紹武政權便滅亡了。紹武政權創立的同時，兩廣官吏瞿式耜、丁魁楚在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為帝，建元永曆。永曆政權初期與廣州的紹武政權互爭“正統”，清軍乘其內亂攻入廣東，桂王出奔於兩廣間。此後由於堅決抗清的何騰蛟、堵胤錫、瞿式耜等將領的力戰，並得到大順軍、大西軍的支持，永曆政權方得以維持。順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國迎桂王到雲南。順治十五年（1658年）吳三桂攻入雲南，順治十八年（1661年）入緬甸俘獲桂王，支撐16年之久的桂王政權終於滅亡了，自此南明諸政權遂告滅亡。
【南明弘光政權及其覆滅】
南明弘光政權是故明大官僚軍閥派系之間互相鬥爭的產物，它是明亡後明宗室在江南地區最早建立的政權，其勢力強大時一度控制江南半壁。
清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時，明朝的陪都南京一無所知，仍舊一片歌舞昇平。直至四月十二日，京師陷落的確切消息才傳來，百官相顧失色，一片恐慌。在經過短暫的動盪後，他們意識到必須擁立新君，以圖恢復明王朝的統治。時崇禎諸子都落入義軍之手，生死未卜，故只有在宗室中物色人選，焦點主要集中在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身上。經過一場激烈的明爭暗鬥，握有重兵的馬士英恃勢逼迫史可法等同意立福王朱由崧為帝。順治元年五月初三，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明福王朱由崧，先稱監國，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號弘光（朱由崧，神宗孫、福王朱常洵長子。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襲福王。次年李自成克北京,乃南逃淮安）。馬士英等因為擁戴有功，把持了朝政大權。
弘光政權完全繼承了明末的腐敗，縱情聲色，大興土木，並排斥史可法等忠臣。政治上腐敗，在大政方針上一再失誤：將主要敵人仍視為義軍，而力圖與清議和，“聯虜擊寇”，實現南北分治，但為清廷拒絕。此後，弘光小朝廷才把防禦重心轉到清軍方面，開始加強淮河和長江兩道防線。但是負責此事的史可法受到馬士英的處處掣肘，無法實施其計劃。而馬士英等搜刮民財,賣官鬻爵，招致百姓怨恨。更嚴重的是，領兵將領之間也是內鬥不已。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睢州總兵許定國殺興平伯高傑。高傑部攻入睢州大肆屠殺，許定國出逃降清。不久，寧南侯左良玉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以清君側，在武昌起兵。至九江時，左良玉病亡，其子左夢庚繼續向南京進兵。
就在左良玉出兵時，清軍也向南京政權發動了總攻。順治二年三月初七，清軍由多鐸、拜尹圖、韓岱分率三路兵馬進兵。三路軍會師歸德（今河南商丘）後直驅揚州。鎮守揚州的史可法請兵支援，但馬士英將全部兵力用在防禦左夢庚部上，對史可法的請求予以拒絕。二十五日，揚州失陷，史可法英勇就義。清兵在揚州大肆搶掠，製造了“揚州十日”。五月五日，清軍進抵長江北岸。初八渡江，奪取鎮江。弘光帝被迫從南京出奔蕪湖，投靠黃得功營。五月十五日，大臣趙之龍、王鋒、錢謙益等獻南京城，弘光政權大批官僚手持明朝的疆域圖本和戶口跪於道路兩旁向清軍主帥多鐸請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俘獲，押送到北京後被處死。弘光政權覆滅。
弘光政權佔據江南半壁，這一地區大都未經農民軍和清兵騷擾，經濟狀況好於北方，因此弘光政權的財力雄厚；這個政權的軍事實力也頗為強大，兵員超過入關的清兵；同時，政權中優秀的治國之才眾多，是最有希望復興大明的力量。然而，一切優勢均消耗在內鬥之中，僅一年時間優勢喪失殆盡，弘光政權曇花一現即消失了。
【清廷遷都北京】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定都赫圖阿拉城(先後又遷至遼陽、瀋陽)。清崇德八年（1643年），努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駕崩，其子福臨即位，即順治皇帝。
順治帝臨政時，關內正一片混亂。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聲威日壯的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今景山），統治中國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消息傳到清廷，朝野震動。當權的多爾袞決定立即入關，爭奪政權。這時，本已投降農民起義軍的鎮守山海關的明總兵吳三桂因不滿起義軍對其家屬的侵犯，遂一怒而去。李自成得到消息，於四月十三日與劉宗敏率兵前往征討。吳三桂自料不敵農民起義軍，遂請求清朝出兵援助。四月二十一日，起義軍抵達山海關，與吳三桂展開激戰。二十二日晨，吳三桂眼看就要戰敗，遂出關至歡喜嶺上的威遠臺謁見清攝政王多爾袞，再次請求清軍入援。多爾袞立即下令清軍三路入關，向農民起義軍陣地發動猛攻。起義軍寡不敵眾，劉宗敏受傷，李自成只得下令撤退，於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了登基大典，第二天則以郊外祭天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軍進入北京城。六月，多爾袞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時稱燕京）。
清朝遷都北京既是出於彈壓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懷和目光，也是基於退可出關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袞為首的遠見卓識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佔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順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瀋陽）到達北京，隨後告天祭地。十月初十，皇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佈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
【光緒帝大婚】
光緒大婚
光緒帝名載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於北京醇王府。其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其母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胞妹。同治帝病逝後，慈禧太后為了能繼續垂簾聽政，把持政務，於是立同治帝4歲的堂弟載湉為嗣皇帝，年號光緒。
幼年的光緒帝被慈禧太后挾持到皇帝的寶座上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婚和親政之事也逐漸臨近，儘管慈禧一再推遲皇帝大婚的時間，但是撤簾歸政之事已不可迴避。光緒十二年（1886年），光緒帝已年滿16歲，同年六月初十日（7月11日），慈禧太后不得不下達懿旨：“皇帝典學有成，諭明年正月即行親政。”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光緒皇帝的親政大典如期舉行。按照常理，皇帝親政，太后就應該退居後宮，放權給皇帝。可是慈禧卻藉口“皇帝初親大政，決疑定策，實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勉允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事實上，由“垂簾聽政”到“訓政”只是換了個名稱，本質並無任何改變。為了使“訓政”制度化，禮親王世鐸等人還擬定了《訓政細則》，按照《細則》規定，光緒帝基本上可自行作出決定和獨立施政，但一切大權仍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光緒帝已年滿18歲，大婚之事也不能再拖延了。於是，六月十九日（7月27日），慈禧發佈懿旨讓光緒帝於明年正月大婚。對於慈禧來說，給光緒帝擇偶成親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皇帝的後、妃，尤其是皇后，與皇帝的關係最為密切，對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務活動都有特殊的影響力。清朝入主中原後，皇帝的后妃主要來自於八旗秀女。慈禧太后最後定下的幾名備選秀女中有她的弟弟桂祥之女葉赫那拉氏、江西巡撫德馨的兩個女兒、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和鳳秀之女（即同治帝慧妃之妹）等。按照清宮慣例，凡是皇后中選，即授予如意一柄，妃子中選，則給予紅繡花荷包一對。當時，光緒帝對德馨的兩個女兒十分中意，準備授給如意，慈禧一聲斷喝阻止了光緒，並暗示授予其侄女，光緒帝無奈，只得將如意授予了葉赫那拉氏。
十月初五（11月8日），兩道懿旨同時頒下，一道懿旨宣佈立葉赫那拉氏為皇后，另一道則宣佈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分別立為瑾嬪和珍嬪（後進封為瑾妃和珍妃）。立葉赫那拉氏為皇后本非出自光緒帝的意願，而且葉赫那拉氏不僅相貌平庸，比光緒帝還年長3歲，因此帝、後關係一直不好。
光緒帝的大婚禮儀極其隆重，分別經過了納采、大徵、“冊立”、“奉迎”、“合巹”、“祭神”、“廟見”、“朝見”、“慶賀”、“頒詔”、“筵宴”等一系列非常複雜的儀式，當時的內務府員外郎慶寬等人所繪的《皇帝大婚圖》冊用寫實的筆法再現了光緒皇帝大婚的外朝禮儀全景，工筆彩繪，極為精細，給後人留下了研究清朝皇家禮儀的珍貴資料。
光緒帝大婚的耗費也相當驚人。據有關材料統計，在光緒帝大婚中，計用黃金4126兩，白銀4，824，183餘兩，制錢2758串之多。相關費用共折銀達550萬兩，約佔當年清政府財政總收入的1/4。光緒皇帝大婚時，中國已處於內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窘況之中，天災人禍，起義頻發。清政府為籌備光緒帝大婚仍不斷向各省索取鉅款，更加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垂簾聽政】
垂簾聽政是晚清政治中太后預政的特殊現象，皇帝年幼即位的產物。分別出現在同治、光緒兩朝。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奕詝去世，6歲的獨子載淳嗣位，臨終前咸豐任命載垣等八大臣輔政。鑑於康熙初年曾出現輔政大臣鰲拜專權的先例，咸豐帝採取了對輔政大臣牽制之策，即把他的“同道堂”、“御賞”璽兩方分別賜予載淳及皇太后鈕祜祿氏，以二璽代替硃筆，輔政大臣所擬上諭必須加蓋這兩方印章才能奏效。
然而，載淳年幼，“同道堂”印就落到其生母慈禧皇太后手中，這為素有政治權欲的慈禧臨朝預政提供了契機。她拉攏慈安皇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於咸豐帝死後不久發動了宮廷政變，將輔政大臣斬首抄家，解職戍邊，徹底肅清了她的政敵集團。
在給載淳舉行了不具實際意義的登極典禮後，兩宮皇太后就立即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上諭，令大臣彙編以往各代皇太后臨朝預政事蹟，賜以美名曰《治平寶鑑》，作為垂簾聽政的歷史依據。隨後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她們攜載淳于養心殿東暖閣正式垂簾聽政，設兩太后寶座於皇帝寶座之後，中間以八扇黃屏風隔開。為使此舉更具合法性，恭親王等人還制定了《垂簾章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載淳已成年，兩宮皇太后被迫撤簾歸政。
但同治帝親政不及兩年就因病而死。因無子嗣位，慈禧玩弄政治手段，精心設計擇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載湉繼位，使兩宮皇太后二次垂簾終又得逞。至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暴死，只剩慈禧一人垂簾聽政。光緒帝成年親政後，因支持戊戌變法而遭慈禧等頑固派的忌恨，他們發動戊戌政變，解除了光緒帝的皇權，慈禧再次臨朝10年，卻又美其名曰“慈恩訓政”，直至去世。慈禧通過垂簾聽政之途，操縱同治、光緒兩朝皇帝，掌握清代朝政達48年之久。
【辛酉政變】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攻進北京，焚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帶同皇后鈕鈷祿氏、貴妃葉赫那拉氏及皇子載淳等倉惶逃往熱河避暑山莊。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豐皇帝病死於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咸豐帝臨終前遺詔立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任命載垣等八大臣輔政，同時規定分賜皇太后及皇帝的“同道堂”、“御賞”璽為下達聖諭的符信，一切軍政事務由輔政大臣處理。但葉赫那拉氏權欲薰心，一心掌握清朝的大權。首先，她以聖母皇太后的身份和其掌管的“同道堂”印章，取得了皇太后干預朝政的權力，其次，她和恭親王奕訢等勾結，依靠外國侵略者的支持，預謀除去輔政大臣，最後達到掌管清朝大權、實行垂簾聽政的目的。咸豐十一年，葉赫那拉氏利用咸豐梓宮運回北京的時日，於九月三十日發動政變，逼令載垣、端華自殺，將肅順斬首，其他輔政大臣被革職查辦。東西兩太后(即慈安、慈禧)於十一月一日在宮內養心殿的“東暖閣”實行垂簾聽政。從此，慈禧掌握清朝統治大權達48年之久。因咸豐十一年(1861年)是農曆辛酉年，因此，此次政變稱為“辛酉政變”。
【和珅專權】
和珅（1750－1799年），原名善保，字致齋，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乾隆時期的寵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文生員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三等侍衛，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任戶部侍郎，十二月總管內務府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全家被抬入正黃旗。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慶三年（1798年），和珅升遷的速度更是驚人，從一個戶部侍郎升任軍機大臣、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他不僅擔任戶部尚書，兼任過崇文門稅務總督，長期掌管戶部府庫，掌握著清朝經濟大權，還擔任過吏部、兵部尚書，京師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有時甚至兼管三部事，同時還充任《四庫全書》等多部書的總裁。
和珅一生中提升之神速、管事範圍之廣、權力之大，在清代歷史上極為罕見。乾隆皇帝寵信並重用和珅的原因有二：一是和珅確實才華出眾，例如精通滿、漢、蒙、藏四種文字；二是和珅善於揣摩乾隆皇帝的習性和脾氣，連皇帝的心思他都能琢磨個八九不離十。對於乾隆皇帝來說，任用和珅可謂得心應手。
正是在乾隆的寵信、重用之下，和珅成為其心腹大臣，甚至成了專橫跋扈的“二皇帝”。和珅培植黨羽，結黨營私，其關係網迅速膨脹，黨羽遍佈全國各地。和珅的弟弟和琳本只是筆帖式，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後，因和珅的關係，官位竟升至內閣學士、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四川總督。和珅集團的骨幹蘇陵阿由於和珅的特別關照，很快從內閣中書被提拔為兵部侍郎、戶部尚書、兩江總督、東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等。地方上，如山東巡撫伊江阿，河南巡撫景安，兩淮鹽政使徵瑞，都是和珅安插的親信。
和珅長期集軍、政、財大權於一身，並在乾隆皇帝晚年體衰之際趁機實行專權亂政，連諸皇子對他也敬畏三分。特別是乾隆退位做了太上皇之後，和珅更是有“挾太上皇以號令皇帝之勢”。例如，對川楚軍情秘而不報；任意撤去天津運司武鴻；擅改朝廷成規，不準蒙古王公來京覲見皇帝。由於長期把持戶部、內務府三庫等財政部門，和珅實際上把全國的財政大權長期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時利用為皇帝籌款之機大肆掠財。和珅集團的成員也個個都是貪汙能手，乾隆晚期出現的貪汙之風與和珅專權亂政不無關係。
在和珅的眼中只有乾隆皇帝，他不但不把群臣放在眼裡，即使對剛即位的嘉慶皇帝也大為不敬，引起嘉慶的極大不滿。嘉慶三年（1799年），乾隆皇帝死後不久，嘉慶皇帝立即將和珅下刑部大獄。不久和珅即被宣佈20條大罪，被賜死，結束了他20多年的專權局面。民間傳說，和珅被查抄出的家財達白銀八億兩，而當時大清國庫年收入也不過白銀七千萬兩。所以，老百姓稱之為“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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