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與魯迅，往來不多，關係匪淺。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是關聯還算比較緊密的朋友圈中人吧。
魯迅一生，都很佩服、很敬重這位同鄉通家“小姐姐”。魯迅看人很苛刻，很少有看得上的人，但在文章與談話中屢屢道及秋瑾，且都是好話。他們之間，論年紀，秋瑾大魯迅6歲，是同輩；論交誼，是紹興同鄉，祖輩都有往來，算是“世交”；論過從，魯迅比秋瑾早兩年到日本留學，期間曾打過不少交道；論志趣，他們更是革命同道，是反清組織成員，大概也因此，他們二人，連同周恩來，過去向被並譽為“紹興近代三大人傑”吧。
紹興兩大人傑——魯迅與秋瑾的背影
秋瑾對於魯迅什麼態度，其實並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至今也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表明，她對這位紹興小老弟有什麼觀感，有什麼意見。唯一一條記錄，是來自周作人解放後的一則回憶，也正是因了此則語焉不詳的傳聞，導致後來發展成為一個流言，說是“秋瑾對魯迅並不認同”，甚至是“宣告了死刑”。我閱讀所及，只覺得這樣武斷的結論是很不公的，也是多少與事實不和的。
至於這是什麼樣的記錄，又是怎麼武斷不公，容我先談幾點二人關係脈絡吧。
秋瑾與魯迅雖然都是紹興同鄉，祖上也應該有交情，但是他們之間知道對方，是在都留學日本並參與反滿革命的時候了。二人有往來、有分歧，也是這個時段。
當代劇中的秋瑾形象
秋瑾官宦人家出身，1875年出生在她爹任職時的廈門，15歲才回到故鄉紹興居住，三四年後又隨同父母去了湖南，很快嫁給湖南人並生子，在紹興的日子並不多。而那時魯迅才9歲左右，家道還未中落，還在著名“教輔機構”三味書屋那裡讀書,與秋瑾老家更不在同一城內，完全不大可能相識吧。
他們之間認識並熟悉，可以推斷，是在雙方都赴日留學期間了。有過從的時間範圍，大概是在1905年的9月份到1907年7月份秋瑾就義前,總不到兩年的時間。那時的秋瑾，雖“一介女流”，但在日本留學生中非常活躍，知名度很高。她因為既是紹興人又是湖南人的媳婦，與反清兩大派系的浙派與湘系都關係極好。而魯迅此時，從仙台到了東京，不只是“文學報國”，也積極參與浙江留學生的革命事業，加入暗殺團體“光復會”等（以為魯迅沒有加入光復會的，可煩見我之前文字）。本來可以相忘於江湖的兩個陌生人，被絕望的時代催逼著，不約而同走在了同一道路上。
青年時代的周樹人
在各種集會、同鄉會、還有“讀書會”中，魯迅和秋瑾有了交集；他們來往緊密的師友、同道，也都是同一圈子的，而秋瑾又是“人來瘋”式的爽朗外向性格，交流應該不少吧。
這是有關二人往來與關係考察，一個最重要的背景因素。
但是，從現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文獻材料看，這兩個人，不是沒有分歧，甚至有過不小的爭執。
但這種爭論，絕對不是私怨，而是各自性格導致，還有就是革命理念上的看法不一致。說秋瑾不認同魯迅，甚至宣告他“死刑”，唯一的說法來自周作人《魯迅的故家》中的一段話：
“ 秋瑾與魯迅同時在日本留學。《取締規則》發表後,留學生大起反對。秋瑾為首,主張全體回國;老學生多不贊成,因為知道“取締”二字的意義並不怎麼不好。因此,這些人被秋瑾在留學生會館宣告了死刑,有魯迅、許壽裳在內。魯迅還看見她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
但知道這段歷史的朋友都知道，這是某個政治操作上的分歧而已，實在沒必要小題大做：1905年前後，時日本政府受到清政府壓力，頒佈條約限制中國留日學生革命活動，當時在日8千中國留學生紛紛抗議。年末的浙江同鄉會集會中,如何應對形成了兩派主張:一派力主回國自辦學校,並立即革命,另一派認為忍辱負重,力學救國。這實際上是屬於革命黨人中的激進與穩健之爭。而秋瑾是前者的健將，不惜拿刀威脅,魯迅許壽裳等人則是後者。
喜穿男裝、力倡女權新學的“鑑湖女俠”秋瑾
理清了這一點史實，就能明白，所謂秋瑾看不上魯迅云云，幾乎就是以訛傳訛，實際是當時浙繫留日兩派革命黨的主張的分歧而已，不是個人的交惡，秋瑾更沒直接針對周樹人這個小老弟。
誤會的起源，是周作人晚年寫回憶錄，有意凸顯，被人或誤解或故意解讀為私怨了。
但是另一方面，魯迅雖然佩服秋瑾“小姐姐”的果敢、勇猛、無私，並且始終如一。可是他對於秋瑾也不是完全沒有看法，尤其是對她的死，到了晚年還是很惋惜的。
魯迅這人，論性格，非常謹慎，非常穩重，雖然他一生文章都壯懷激烈，但是他在理念上多半還是持政治穩健主義的。對於反清運動也好，後來的反封建運動也好，他一直都認為，不是一個炸彈、或者某個統治者被幹掉、或者王朝被推翻，就可以一勞永逸的事情，只要人心不革，這些殘骸還會循環復生，這樣一些人還是會借屍還魂。
紹興秋瑾故居——她年少時在此讀書習文、練拳舞劍
所以，在晚清大家都忙著暗殺時，他認為“思想啟蒙”、“文化報國”更重要。所以，他對留學生的”顢頇“很瞧不上，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態度是輕視的。而秋瑾恰恰是這樣一位活躍人物。我想，至少在秋瑾就義前，魯迅對於這位女同鄉、女豪傑，是冷眼旁觀，不大睜眼一看的。
後來，秋瑾回國，確實“自投羅網”。約一年後的1907年7月15日，那個凌晨，從容就義在紹興軒亭口，年僅32歲。秋瑾早有心理準備，在從容就義前晚，什麼都沒有顧念，只提出三個要求：“1，准許寫家書訣別；2，不要梟首；3，不要剝去衣服”，她絲毫不懼死，但捍衛所有可能的為人尊嚴。
那時的魯迅人還東京，消息傳來，心情被悲傷，也堅決主張發電報譴責清政府,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不應小視，為此不惜與意見相左的師友決裂，這些都是見諸時人回憶的。他的內心，我的推測，一方面是敬佩，而另一方面，他確實始終都認為秋瑾當初不該回國，不該蠻幹，不該就這樣無端端地去送死。
魯迅與他依稀別夢中的紹興老家——他自1919年後從沒回去故鄉
後來，他在不少文章中，都記述過秋瑾的事蹟，談她當年在東京時各處講演的情形，多少是有“既傷逝者”與感懷故人的心情在裡面的；但是,他也曾對許廣平感慨,說秋瑾女士“是被那些聽講者鼓掌鼓死的”，認為她心地單純，性情激昂，被一些人有意的鼓動，導致香消玉殞。
捋清這樣一些可靠的歷史線索，大概就可以明白，所謂“秋瑾與魯迅同為革命文人，可是秋瑾對魯迅並不認同”這樣一些類似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是罔顧事實的推測，甚至可說是別有用心的詆譭吧。
因為過去的老趙家，對於魯迅，完全“偶像化”處理，給予了太多政治上的論定與強制接受，這樣一種文化利用，導致如今民間輿論逆反心理極強，大家“反魯”意識似乎特別高漲，否定魯迅甚至漸漸成為一股潮流出現。
秋、周共同的故鄉紹興：“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就我個人意見而言，我覺得，“實事求是”才是解決一切言論與意見分歧的標準。神話魯迅固然是愚不可及的，但是，不顧事實的詆譭難道就不是同樣的惡劣嗎？“委屈此外更何求”，從談論魯迅與秋瑾關係這個掌故上，我個人更期待的，不是事實的釐清，而是好惡都能“求是”的理性精神的魂兮歸來。
我想，唯有如此，一個文明輿論場的形成，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攔，也沒有什麼障礙可以讓它偏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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