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人的一生就是崩潰的過程，但是，那些帶來嚴重後果的打擊——一個人應該能夠看清事情毫無希望，卻仍然下定決心要使之朝反方向發展。這個哲學與我青年時代的生活頗為契合，那時我看到未必會發生的事、難以置信的事、通常是“不可能的事”，變成了現實。要是你能行，生活就是由你主宰的某種東西。生活輕易就向智慧和努力，或者二者某種程度的集合體屈服讓步。
做一名成功的文人似乎是件浪漫的事——你永遠不會像電影明星那麼有名，但是你擁有的關注可能更持久；你永遠不會像懷有強烈政治或者宗教信念的人那麼有權有勢，但是你必定更獨立。
二十年代已然消逝，我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光更是先一步不見了蹤影，我青年時代的兩大遺憾——身材不夠高大（或者技術不夠好）以致沒能在大學裡打橄欖球，以及戰爭期間沒有遠赴海外——也隨之消解為孩子氣的白日夢，虛構的英雄主義夢想。這些夢很美好，足以讓人在不眠之夜安然入睡。好在人生的重大問題似乎都已迎刃而解，否則，如果這些問題解決起來頗為困難，那麼人就會太疲憊，無法思考更宏觀的問題。
十年前，人生基本上是一件私事。我必須在“努力也徒勞”和“必須要奮鬥”這兩種感覺之間保持平衡；雖然確信失敗不可避免，卻依然決意要“成功”——不止這些，還有昔日的不散陰魂和未來的勃勃雄心之間的矛盾。如果我能平衡這些矛盾，穿越尋常的煩擾——家庭、職業和個人的煩擾——那麼，自我就會如同一支箭，無休無止地從虛無射向虛無，其力量之大，只有重力才能把它最終拉回地面。
十七年來，除了中途有一年故意遊手好閒、休息放鬆——日子就這樣繼續，新任務只是對第二天的美好期望。我也活得很艱難，但是：“到了四十九歲，一切都會好起來，”我說，“我可以指望那個。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生活的人來說，那就是你所能要求的全部。”
——然後，距離四十九歲還有十年之久，我忽然意識到，我已經過早地崩潰了。
如今，人崩潰的方式可謂多種多樣——可能是頭腦崩潰，在那種情況下，你的決定權將被別人奪走；或者是身體崩潰，那時人只能屈從於白色的醫院世界；或者是神經崩潰。威廉·西布魯克在一本冷酷無情的書裡，用某種驕傲和電影結尾式的語氣，講述他如何成為政府救濟對象。導致他酗酒，或者說與酒難解難分的原因，正是他的神經系統的崩潰。儘管筆者沒有如此無法自拔——六個月來沒有品嚐過一杯啤酒——但是我的神經反射也在失控——太多的怒火，太多的淚水。
此外，回到我的論題——人生的攻擊變化多端，對於崩潰的認識並非隨著打擊而來，而是在打擊暫時緩解期間。
不久前，我坐在一位傑出醫生的辦公室裡，聽著一道嚴重的判決。如今回想起來，當時似乎有些鎮定，我喋喋不休地訴說我當時居住的那座城市裡的事務，對於留下多少事沒完成卻沒有留心考慮，也並沒有像書裡的人一樣，顧及這類或那類的責任；我本人有良好的保障，不管怎樣，我也只是我掌中之物的平庸保管者，即便對我自己的天賦也不過如此。
但是，我突然有個強烈的直覺：我必須孤單自處。我根本不想看見任何人。我這一生，見過那麼多人——我是個交際能力平平的人，但是有個傾向超過平均水準：想讓我本人、我的觀念、我的命運，和那些我所結識的各階層的人保持一致。我總是在拯救或者被拯救——只要一個上午，我就能體驗一番威靈頓在滑鐵盧時情緒的起伏跌宕。我所生活的世界裡，有高深莫測的敵意，也有不離不棄的朋友和擁護者。
但是，現在我想要絕對孤獨，所以準備在一定程度上與平常的煩惱隔離。
這段時光並非不快樂。我遠走他鄉，那兒人少些。我發覺自己情緒良好、身體疲倦。我到哪兒都能躺下，也樂於有時候一天有二十個小時都在睡覺或者打盹，在睡覺的空隙我竭力絕不思考——相反我列清單——列出清單再撕碎，數百個清單：騎軍領袖、橄欖球隊員和城市名字，流行歌曲和棒球投手，快樂時光，愛好和住過的房子，退伍以後穿過多少套正裝、多少雙鞋（我沒算上在蘇蓮託買的縮水的那套正裝，也沒算上那些我隨身攜帶了好幾年從來沒穿過的帆布鞋、禮服襯衫和領結，因為帆布鞋返潮有了紋路，襯衫和領結泛黃了，上面的漿粉發了黴）。還列出我喜歡過的女人，我被別人故意冷落的次數，那些人在性格或者能力上從未比我出色。
——然後，出人意料地，我忽然感覺好些了。
——一聽到新聞，我便像舊盤子一樣碎裂了。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真正結局。對此到底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將不得不擱置在以前所謂的“時間的子宮”裡。不用多說，我孤零零地抱著枕頭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開始意識到，兩年來，我的生活一直在榨取那些我並不擁有的資源，我一直在徹徹底底地抵押自己的身體和精神。與之相比，生活回贈我的小禮物又算什麼呢？——那段時間，我曾經為自己有追求方向而深感自豪，而且有信心堅持獨立。
我意識到，在那兩年，為了保存什麼東西——也許是內心的寧靜，也許不是——我已經放棄了自己以前喜愛的所有東西——生活的每項行動，從清晨刷牙到晚餐會友，都變成了一樁費力勞神的事。我發現，很久以來，我沒有喜歡過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只是跟著別人虛張聲勢老氣橫秋地假裝喜歡。
我發現，即便是我對那些至親至愛者的愛，也變成了一種僅僅為愛而做出的嘗試；那些漫不經心的關係——和編輯、菸草商、朋友的孩子的關係，只不過是基於舊日之交，我記得自己理應維繫的東西而已。就在同一個月，諸如收音機裡的聲音、雜誌上的廣告、火車的鳴叫、鄉村的死寂這樣的東西，都讓我感到痛苦——我輕視人類的溫和柔情，我動不動（雖然秘而不宣）想吵架爭論，近乎頑固苛刻——在我無法入睡的時候憎恨夜晚，也憎恨白天，因為白天之後就是夜晚。現在我睡在心臟那一側，因為我知道，我越是早點筋疲力盡，即使只是有一點累，那個做噩夢的幸福時刻就會越早到來，噩夢像是一種宣洩，能讓我更好地迎接新的一天。
一些特定的地點、特定的面孔，我尚可看看。如同大多數中西部人一樣，我只有一丁點最模糊的種族偏見——我總是偷偷地渴慕那些可愛的斯堪的納維亞金髮女郎，她們坐在聖保羅飯店的門廊上，可惜，她們的拋頭露面不夠節制，進不了所謂的社交界。她們太正派，做不了勾人的“小雞”，又未免太魯莽，匆匆走出鄉村，要在這片陽光下搶得一席之地。
不過，我總記得繞道幾個街區，只為瞥一眼那光彩照人的金髮——領略一個我永遠不會結識的姑娘的鮮豔愉快的魅力。這個話題很都市化，沒有人感興趣，也扯得太遠，偏離了剛才提到的事實——最近這些日子，我無法忍受看到凱爾特人、英格蘭人、政治家、陌生人、弗吉尼亞人、黑人（淺黑或者深黑）、獵人，或者店員、廣義上的中間人、所有作家（我小心翼翼地避開作家，因為他們能把麻煩寫下來，使之永垂不朽，別人可做不到）——所有被冠以某某階層頭銜的某某階層，以及某某階層裡的大部分成員……
為了有所依持，我喜歡上了醫生，大約十三歲以下的小女孩，還有大約八歲以上、有教養的男孩。我只能和這幾類人和睦愉快地相處。忘了補充，我喜歡老頭——七十歲以上的老頭，有時候六十歲以上也行，只要他們的臉看起來飽經風霜。我喜歡銀幕上凱瑟琳·赫本的臉，無論別人怎麼議論她的裝腔作勢，還有米麗婭姆·霍普金斯的臉，以及老朋友，只要我每年只見他們一回，並且能記住他們的幢幢鬼影。
一切都相當不近人情、枯槁貧乏，不是嗎？好吧，孩子們，這就是崩潰的真正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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