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原上海紀實頻道總監幹超從工作了18年的SMG離職，將北上加盟新媒體。
文 | 水木
2008年，幹超導演的《紅跑道》剛剛獲巴塞羅那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片獎等14個國際獎項。當時有記者問他，“過去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麼？”“完成一部紀錄片。”“未來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下一部片子。”
但即使到大學畢業時的幹超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紀錄片。
新世紀之初，剛剛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幹超進了上海電視臺總編室。“開始也沒打算做紀錄片，不愛往外跑，跟人打交道”。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念戲劇電影專業時，看著上世紀30年代的黑白紀錄片，他只覺得枯燥，無法理解其中妙處。
後來恰逢上海電視臺改革，就因為時任臺長對他說了一句：“我看你這個氣質適合做紀錄片。”幹超就懵懂地踏上了紀錄片之路。
剛開始在紀實頻道做編導的日子並不輕鬆，製片人嫌他“整天白白淨淨，不像個紀錄片人的樣子”。幹超問什麼是“紀錄片人的樣子”，製片人回答：“剛從深山老林裡出來，15天沒洗澡，鬍子拉碴地趿拉一雙鞋。”
這句話對那時的幹超來說像一道突然的光，“有原始動力，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他拍的第一部紀錄片是《寂寞入口》，影片中一群與他年齡相仿的大學畢業生放著好端端的工作不做，要去幹搖滾，或者去遠方流浪。這部片子算初次亮相。
後來幹超接二連三地拍了講述上海一個“老克勒”故事的《房東蔣先生》，以及孩子探究知青父母離異原因的《剛開始的旅程》……他找到了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的感覺。他在英國時也學過一些社會學理論，藉著紀錄片的“局外旁觀”，幹超釋讀著一個個小人物，也透過他們反觀著這個世界。
《房東蔣先生》
他職業人生裡幾乎全部的快樂都圍繞著紀錄片。他說每回開始拍攝時，動機往往非常單純，也沒有太多設計，最後片子卻呈現出了很複雜的內容——“這樣的過程讓我興奮，也讓我困惑”。
2014年，幹超成了SMG最年輕的處級幹部。當時有人質疑他年輕，他似乎也沒有太多把握，但事情也就這麼一件件做起來了。憑藉自己的天賦和努力，總是比周圍人快兩步，所以到不惑之年的幹超，幾乎時常被道“年輕”。因為在很多個公開的場合，人們都幾乎會驚歎這個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居然是上海紀錄片頻道的總監。
當他在國內外以編導的身份拿大獎時才20出頭，當他以董事長、總監的身份出入各種論壇時是三十幾歲，此時“年輕”更像是一種對比，不止生理上的形容，而是一種後生可畏的感嘆。
2015年4月，SMG投資控股的雲集將來傳媒成立，幹超任董事長，專注精品紀錄片製作與運營。在此後的三年間，雲集將來接連推出了《跟著貝爾去冒險》《本草》系列《偉大的一餐》《水果傳》等作品。除了作品，雲集將來也創造了自身獨特的價值，80%的項目都處於盈利狀態，在雲集舉行的大型儀式上，投資集團、大資本方紛紛現身，尋求紀錄片中資本的解決方案。
要讓一個導演具備商業敏感和商業思維其實是一件難事。幹超曾提出《本草中華》的背後是中醫藥市場，《水果傳》的背後是巨大的果飲市場，《中國美》的背後龐大的化妝品市場……真正去挖掘紀錄片巨大的商業價值，但又不讓它影響，甚至操控到具體的創作，他其實有自己一根很純粹的標尺。
光看內容本身，或許不能一眼看盡。重要的是，它們與當下紀錄片產業化的路徑息息相關，甚至成為突破的關鍵節點。
《跟著貝爾去冒險》是第一部由紀錄片團隊打造的大型真人秀，全網播出突破8億次。《本草中國》成為首部登陸一線衛視週末黃金檔的紀錄片，首播時收視率達到0.83%，超過同時段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水果傳》成為互聯網上年輕觀眾比例最高的紀錄片，35歲以下用戶達到96%。《火星計劃》則是第一部同時涵蓋紀錄片、真人秀、科幻劇樣式的節目。計劃中的《六個糰子》將是一檔播出時間長達6個月的準直播式紀錄片。
在成立之初，作為上海廣播電視臺融合轉型的“試驗田”，幹超帶領的雲集將來一方面有著“電視臺”的資源優勢；另一方面，也更迫切的是，他們帶著孤注一擲的勇氣和壓力，想要破“紀錄片是賠本買賣”的局。“正因為沒人成功過，大家反而把負擔都扔掉了。所以為什麼第一個片子就要‘跟著貝爾去冒險’，當時整個團隊就是這樣一種心態。”
但紀錄片要賺錢談何容易？幹超面臨的問題也幾乎就是整個行業的困境。
雲集將來的總經理龔衛和幹超是老搭檔，他曾經是《紅跑道》的攝影指導，“我和幹超都經歷過紀錄片行業的鼎盛時期，對紀錄片情懷很深。新媒體時代，紀錄片人的回報一路走低，生存永遠奔跑在發展的前面。”
他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上海的紀錄片文化沿著歷史和文化軌道存在下去，以一種創新的形式，迴歸本源和初心。
“紀錄片不能商業化，但應該兌現商業價值。”幹超說。
《紅跑道》
有人會覺得幹超矛盾，似藝術家一樣對紀錄片懷有純粹的想象，但又像商人一樣為紀錄片的出路搖旗吶喊。
但懂他的人才知道，正是有著對紀錄片創作最基本的敬畏，才會竭盡可能地為它好。
從紀錄片中走出來的人，始終帶著對生命的疑惑，對社會的審視。但作為商人的他似乎又有著很多不適應。沒有人能在殘酷中永遠站立不倒，幹超說他很像拍過的那些人物，包括《紅跑道》裡那個堅持不住，從單槓上掉下來的小女孩鄧彤。
這種姿態從他拍攝《房東蔣先生》和《紅跑道》，延續到了今天。
只是他似乎變得更通透了。在《本草中華》這樣嚴肅的文化專題片裡，他一點都不忌憚地加入一些看似主觀性極強的解說詞，他說人生如本草，“相遇者眾，知遇者寡”。
“過去，大家不覺得紀錄片會賺錢，《舌尖上的中國》做到了；過去，大家也不覺得紀錄片會有年輕人愛看，《我在故宮修文物》做到了。很多客觀的機緣推著我們向前走，這是相輔相成的。”幹超說的這段話曾被很多媒體引用，因為他倡導的正是對紀錄片行業一種合理的想象。
事實上，很多評價對他都是不公允的，儘管他的身份很多，對世人而言是商人，是領導，是上海市的領軍人才；但對他自己來說，這些都只是做出更好紀錄片的路徑而已。
他至始至終沒有被已有的框架，或者行業的偏見所束縛。幹超說，“我們關心觀眾的需求，關心社會柔軟的地方，關心國家和民族每一次的脈搏振動。讓我們一起做時代的記錄者，為我們的觀眾，特別是為下一代年輕人，創造更多生命的價值和精彩。”
同時，他也希望有一天能重回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這是我個人的價值追求，完成團隊使命後，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三年前，他對記者說：“我寫了個紀錄片劇本，改了25稿，連老外看了都很感動。我一定要把它拍出來。”但直到今天，他還沒有時間圓夢。
“我很想對這些東西/昨天的記憶，說再見/卻害怕它們醒來/對我說再見。”幹超曾在他博客的最中央寫下這幾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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