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章行老相识
我是溥仪的三妹，姓爱新觉罗（汉语称为“金”），名韫颖。蕊秀是我的号，后来用开了便成为名字。1923年，我与郭布罗润麒结婚后一同到了日本东京。他住校，每周回来一次；我在家向家庭教师学日语。在此期间，我和溥仪常有信件往来。1945年后，我写的这些信件不知被什么人得到，将其编入《满宫残照记》一书中。现在读起来，觉得幼稚可笑。
听我七叔载涛说，章士钊先生（字行严人称章行老）看过《满宫残照记》后，认为我给溥仪的信写得很天真，很有意思，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在政协会上见到我七叔，才知道我就住在北京。那时，我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10号，正在做街道工作。我在街道上曾担任过卫生组长、居民组长和治保委员。
1954年，有一天，七叔载涛把我带到东四八条章行老家。他一见我就高兴地说：“我很想见你，你给溥仪写的信很有意思，我是从一本《满宫残照记》上看到的。我把那本书呈给毛主席看了。”那天章行老还请七叔和我吃饭。在座的有章夫人，朱启钤先生夫妇，还有朱海北先生夫妇等。饭后，章行老说：“过些日子，你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
我回家用钢笔白纸写了自传，把由小时候念书一直到解放后的事都写了。其中，还写了一段1946年我在吉林通化县的生活。
那时，由于经济困难，我的生活全靠邻居和附近的解放军接济。有时，解放军战士还给我一些细粮。我说：“不要细粮了，给我点粗粮就行了。”当时，我的二儿子患骨结核，没钱治。有一个姓孙的，自称是解放军的“通讯员”，常给我送钱，有时10元，有时20元。他还说，要带我去沈阳找我丈夫郭布罗润麒。但他又不让我带孩子。我说，“不带孩子可不行”，没跟他去。过了些天，听街长说，那个姓孙的是国民党特务，被政府逮走了。我差一点上了他的当。章行老夸我说：“这样实实在在地写，很好。”
我在自传中还提到一件事，就是从长春带出来的东西在临江时交给了当地的解放军负责同志，余下的摆摊卖过，以后又全部交给了临江县政府。临江县政府给我开了收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收条被我烧掉了。在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中，他只写我曾在通化摆摊卖东西，没讲我以后把东西全部交给临江县政府的事，特此补充。
我写完自传后，请章行老帮助看一看，他看完后说：“写得太简单了。这纸也不行。”又说：“明儿我给你改一改，你就到我这里来抄写吧。”
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章行老改好了稿子，让我去看。对他改的一些地方我不同意。譬如说：“溥仪记性好，人名记得很清楚，很聪明”这样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写。我说，“我心里没那么想，不敢向毛主席说假话”，要求去掉。章行老象有点生气的样子说：“要是给别的人写东西，我就不改，你是个女同志，否则，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说：“您还是管吧。”好歹把老人家说通了，按我的意思改过来。说真的，至今我还坚持，溥仪的记性并不很好。记得30年代我在日本时，曾给溥仪写过信，告诉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块吃，有毒。”过后他又来信告诉我：“听人说，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这说明他的记性还是不好。所以我不同意说溥仪聪明。
我的自传放在章行老家，经我们一老一少，改了写，写了又改，用了好几个半天，终于抄写好了。最后，自传是用旧时代的一种公文札子抄写的。札子的封面用花缎裱过，裱糊得很讲究。在札子里面还贴着我两张过去的相片，一张是我的结婚相，另一张是旗装相。
过了很久，我又一次去东四八条章行老家，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信了。”他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给我看。大意是，信收到了，那件事（就是关于我的事）已交人处理了。大约过了两年，我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四区政协委员。
1960年，我第一次被周总理接见时，总理对我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给我，我交给下边办的。”我当时想，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还为我这样的人操心，使我由衷地感谢。当然，这与章行老的热情帮助和推荐也有关。否则，中央领导怎会知道我这微不足道的人呢？真可惜，章行老替我修改的一大卷自传材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都被烧掉了。
二、去抚顺探亲
1956年开政协会时，毛主席对我七叔载涛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带着家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去看望他。”在彭真市长的关怀下，七叔载涛带着我和我五妹去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去抚顺前，我七叔带着我到市政府拜访彭真市长。彭市长叮嘱我们，那边天冷，要穿暖和了。市政府给我和五妹各发了100元钱购置衣服。记得我当时买了一件灯心绒外衣和黑色灯心绒裤子，还买了一身棉毛衫……。彭市长还说：“你们是去看亲戚，可以买点吃的带去。买点儿点心，政府可以给钱。”经与七叔商量，决定入口的东西不能带，怕责任太重。本来彭市长让我们自己去抚顺，但我们都认为，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才妥当。市长便派公安局的丁科长陪同我们去。丁科长这人真好，给我们安排舒适的住处，带着我们逛公园，照顾得非常周到。
1956年3月9日，我们到了抚顺，住的是招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当天我们就去了管理所，先见到的是所长，我七叔载涛向所长说：“毛主席派我来看溥仪等人。”所长介绍说：“溥仪、溥杰等学习得都很好。”然后，把溥仪、溥杰、郭布罗润麒、万嘉熙、毓蟾、毓喦、毓嵣等找来和我们见面，看到他们每个人的气色、身体都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我们很高兴。谈话中，当他们听说彭市长曾让我们从北京带点吃的来，我们没敢带，他们很遗憾地说：“要带点吃的来多好啊！”确实，离开北京多年，怎能不想北京的吃食。回想起30年代我在日本时，一谈到北京的小吃就眉飞色舞的情景，对住在管理所的亲人们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时我又后悔没听彭市长的话。
在管理所我们参观了宿舍、食堂、图书馆、运动场，各处都很整齐、干净。在食堂里，我们还见到一大桶虾，说明他们吃的是不错的。郭布罗润麒说，他是病号室的学习组长。他们还自己编戏自己演。郭布罗润麒扮演一个女角叫“葛娃”。后来，他在管理所的滑冰场上溜冰，有人就从背后指点着他说，这就是那个“葛娃”，看来他演得还不错，给人的印象挺深。郭布罗润麒还说，有个时期，他血压高，领导就让他单吃小灶。在管理所的人，生了病，立即有好大夫给治，即使在深夜生病，医生也起来给看。有的药当地没有，就派人到外地去买。他们说，党不念旧恶，对他们在政治上帮助，生活上优待。这种改造办法，让人心服口服。有些日本战犯，虽然中军国主义的毒很深，但经过一段时期艰苦的学习改造，他们也能认识到侵略他国的罪恶，并从心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在遣送回国走上海船时，还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事实，都说明共产党伟大，管理所执行党的政策好。
我们由抚顺回来后，彭市长亲自到我七叔载涛家听取汇报。我七叔把到抚顺的经过向市长作了汇报。我和我五妹还对市长说，我们买了暖和的衣服，感谢市长。市长说：“别感谢我，这是政府给的。”
在这以前，我大儿子宗弇患盲肠炎时，市长曾派人送来100元钱救济，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万分。
三、溥仪到东城区政协参加活动
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之后，听说我是东城区政协委员，在东城区政协上班，很高兴。我便请他到我们机关看看。那时我们区政协在什锦花园的一处大四合院里，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当时，政协有个京剧组，我也参加了。溥仪虽不大懂京剧，但也兴致勃勃地去看我们排演戏。后来他还和溥杰、嵯峨浩一同到工人俱乐部看我登台演出。演《四郎探母》时，我与李明儒委员扮演“八姐”、“九妹”。我还演过《凤还巢》和《大登殿》的选段。起先我还不敢唱，京剧组一位姓恽的老同志一句一句地教我，还拉着胡琴带我唱。练会之后，第一次登台时，我往台下一看，净是熟人，心里直扑通。但唱过几句，胆子就大些了，终于把自己担任的角色演了下来。溥仪、溥杰、嵯峨浩都说：“真想不到，你还唱得不错。”
四、周总理对我们一家人的接见
1960年1月26日，即溥仪被特赦后回京不久，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大厅里第一次接见了我们。被接见的有载涛、溥仪、金欣如、金蕊秀、金韫馨、金友之、金韫娱、金韫欢等。接见后，周总理和我们共进午餐。周总理精神饱满，头发没有一根白的。他让人感到既威严，又亲切。总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是老三吧？”我说：“是，我行三。”总理又问：“你们东城区政协有多少委员？”我说：“有300多人。”总理又问：“男委员有多少人？女委员有多少人？”我当时记不清这个数字，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似的难过。总理见我很窘，就设法让我轻松一些。他很慈祥地对我说：“我在全国政协，你在区政协，咱们是同事。”总理的话，象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使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总理很会聊家常，他说：“满族人，我一看就能看出来，如舒舍予夫人，我一见到她就问：“‘你是满族人吗？’果然是。”过了一会儿，我五妹金韫馨来了，总理说：“你可不像满族人，大概吃汉人奶吃多了。”我们见到总理这样平易近人，就一点也不拘束了。那天，总理和溥仪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工作问题。总理和溥仪一问一答谈得很具体。
总理：你愿做什么工作？
溥仪：我愿意当工人。
总理：你的算术怎么样？
溥仪：我没学过算术。
总理：工人看图可需要数字……你还能做什么？
溥仪：我在管理所学过针灸，我愿意在医院工作。
总理：你在医院工作也好。你给人治病，治好了没事；如果治坏了，可就不合适啦。
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就是这些，到底溥仪做什么工作合适，他自己要继续考虑，总理也还得为他操心。事后，溥仪对我说：“总理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呀，我太感激了。”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1年2月12日，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被接见的人有：载涛、溥仪、溥杰、郑广元和金欣如、郭布罗润麒和金蕊秀、金韫娴、万嘉熙和金韫馨、金友之夫妇、王利民和金韫娱、金韫欢等。那天正是农历12月30日。周总理说：“请你们来，一起过过年。”下午5点多钟，总理和总理夫人同我们在一个小饭厅里吃年饭。一共摆两桌，总理和夫人与载涛和我们兄弟姐妹一桌，另一桌是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同志、市委统战部廖沫沙同志，还有北京市民政局局长以及郭布罗润麒等人。餐桌上摆着许多饺子和很多菜。记得有一盘蒸得很烂的鸭子，总理忙着给桌上的每个人夹鸭肉，他自己却没怎么吃。最后，上来一种甜食——粘米粥，据说，那粘米是别人送给总理和夫人的。席间邓大姐不停地张罗大家吃饭，她看那一桌的男同志多，就说：“你们这桌人年轻，吃的多，我来支援支援你们。”说着把我们这桌富余的饺子和菜往那桌上端。这顿饭使我一生难忘，我总也忘不了在总理身边的幸福和温暖。
这次接见中，总理谈得最多的是溥仪的婚事和溥杰夫妇团聚的问题。总理和夫人对溥仪的婚事都很关心。总理对溥仪说：“你一个人，没人照顾，要找个对象，要有个家嘛。老这样孤家寡人行吗？”邓大姐也说：“是得有个家，总得有人照顾呀！”当时溥仪虽然只简单地答应。“是、是。”心里可实在真感激。由于总理夫妇的关怀、赞助和同志们的帮助，后来溥仪终于成了家。关于政府准备把我二嫂嵯峨浩接来与我二哥团聚的事，总理对我们说：“嵯峨浩要是来了，大家得帮助她进步。她是由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我们都一一答应了。
第三次接见是在1961年6月10日，嵯峨浩来北京不久。地点也是在中南海西花厅。那天，被总理接见的人，除溥仪、溥杰和嵯峨浩外，还有浩的母亲嵯峨尚子，浩的四妹町田幹子，溥杰的次女嫮生，以及郑广元和金欣如、郭布罗润麒和金蕊秀、金韫娴、万嘉熙和金韫馨、金友之夫妇、王利民和金韫娱、金韫欢等。另外，还有几位满族人士作陪，如舒舍予先生夫妇，程砚秋夫人果素贞，连翻译都是满族人。接见后，总理还宴请了大家。这次有好几桌。浩的母亲嵯峨尚子见了中央首长，有点紧张，说话都很小声。总理对他说：“你是团长。”特意安排她靠近自己就座。然后又给溥仪、溥杰等人一一安排了座位。都坐定后，总理才向嵯峨尚子等讲：“听说你们要到各地去参观，所以就提前请你们来了。总理还说：“慧生（溥杰长女，已去世）给我来过信，她很敢说话，我很喜欢这样有勇气的青年。”他又对嵯峨浩说：“把慧生的照片给我一张吧。”溥杰和嵯峨浩回家后，便把慧生的放大照片及时呈送给总理。
对溥杰的次女嫮生，我们大家都希望她留在北京，可是她愿回日本。总理对她说，你母亲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结了婚；你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也可以嘛。以后，如你愿意，随时可以来中国。有这么一家亲戚也好嘛。嫮生非常感谢总理，她对我们说：“总理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她回日本时，特意买了一幅周总理的绣像，留作纪念。
五、参加国宴
1962年的一天，刘少奇主席设国宴招待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时，溥仪、溥杰、嵯峨浩、町田幹子、嫮生和我应邀参加了国宴。
还有一次，周总理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时，我们全家也被邀一同观看了节目演出。
我有幸屡蒙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亲聆总理教诲，深感党和政府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是太周到了。
六、我们一家对周总理的怀念
周总理最后那次接见我们全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天他和我们足足谈了五个钟头，毫无倦意。那时总理的头发还未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他老人家瘦了许多。后来，又发现总理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我们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以后，听说总理生了病，住医院了，我们的心就悬了起来。后来，听说总理出了医院，还在人大会堂作了报告，我们又感到有了主心骨，放心些了。
1976年1月，我们突然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乍闻噩耗，好像天塌地陷一样。哀乐一响，我们全家都恸哭起来。我给我二哥溥杰打电话时，他们全家人包括保姆也都在恸哭。我和郭布罗润麒给周总理夫人写了慰问信，劝她节哀，多多保重。信是通过国务院办公厅转呈的。
1977年，在日本成了家的嫮生来北京探亲时，特意带来她们全家做的花，敬献在周总理像前，表达她们一家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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