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1915—2017），“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原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15年12月生於安徽寧國，1949年9月參加工作，196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2月獲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8月至1956年8月參與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籌建工作。1956年8月參與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籌建工作，後任一分院副院長等。1982年4月起先後任航天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工程總設計師，航空航天工業部、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等。1999年8月起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兩項。

任新民，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航天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2017年2月12日15時，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溘然辭世，享年102歲。尋覓這位老一輩科學家的人生足跡，我們會從中體會到中國航天從創建到發展壯大的步履維艱。同時，也正是在這幅璀璨絢麗的歷史畫卷中，一位中國學人的科學思想、道德風範和治學精神，清晰地展現在後人面前。在此，僅以任新民航天生涯中的幾個實例褒獎他的業績與貢獻、信念與思想、道德與風範。

“不幹就永遠不會幹”

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五院創建之時，中央領導為其確定了“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方針。任新民是這一方針的忠實擁護者和踐行者。

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我國擬購買國外的通信衛星，並委託其他國家運載工具發射。一時間，這一消息在國內外吵得沸沸揚揚。

任新民在完成我國第一顆實用通信衛星的發射定點任務後，急速返京，組織擬寫了《關於發展我國衛星通信事業的建議》，適時地上報國家有關領導人和部門。他直言不諱地建議：“就通信衛星技術而言，我們與世界上航天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相比，是有差距，但我們要通過研製的實踐，也只有通過研製的實踐才能掌握和提高技術水平。只要努力登攀，總會趕上的。”

任新民胸有成竹地表示：“中國的運載火箭不僅能發射自己研製的通信衛星，發射中國購買的外國製造的通信衛星，還可以承攬國際商業發射服務。”

中央有關領導對任新民的意見與建議非常重視，陸續做出批示，並隨後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新一代通信衛星，中止購買外國通信衛星。這對於我國乃至整個世界通信衛星事業的發展，無疑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尖端技術靠買是買不來的，買來了也掌握不了。”任新民對聶榮臻元帥所論述的這一觀點非常認同和讚賞。1998年，國防科工委組織編寫了《回顧與展望》一書，他組織撰寫了論文《顧既往，瞻前途——話我國航天事業》，系統、全面地論述了繼承、創新與引進的關係。在文章中，他傾訴衷腸：“中國人也要就業、吃飯、穿衣、住房、出行。如果自己能幹的，包括暫時還不如外國好的產品，都去買外國的，而不去自己幹，那我們的工人、科技人員就會失業，不幹就永遠不會幹，中國就會成為外國人爭奪的市場，那中國也就成了人家的經濟殖民地。”

堅信中國人行，堅持自信、自立、自強是任新民一生始終不渝的信念。

“凡事預則立，不立則廢”

任新民在幾十年的科技生涯中，經常對他的同事和麾下講：“凡事預則立，不立則廢。制訂可行的規劃和計劃至關重要。”

1955年，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同餘家駿、周曼殊等一起，向中央軍委上報了《對我國研製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1956年，他參加了我國《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的研究、討論與制訂工作，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同王弼、沈元等一起完成了《噴氣與火箭技術的建立》項目建議書，將火箭、導彈、噴氣技術納入了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勾畫出發展藍圖，對推動和促進我國航天、航空技術乃至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與開拓作用。

此後，任新民作為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長、七機部副部長，領導並參加了《“八年四彈”規劃》（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期間，研製成功增程的，用於“兩彈結合”的中近程以及中程、中遠程、遠程（洲際）液體彈道導彈）、《“三抓”規劃》（即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研製成功液體遠程（洲際）彈道導彈、從潛艇水下發射固體彈道導彈以及成功發射地球同步軌道的通信衛星三項任務）的研究制定工作。

在擔任航天工業部科技委主任和高級技術顧問期間，任新民不遺餘力地主持制定了《新三星、一箭、一論證規劃》（即研製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風雲二號地球同步軌道的氣象衛星、太陽同步軌道的資源一號資源衛星，以新的氫氧發動機為三級的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開展載人航天工程方案論證和重大關鍵技術攻關的規劃）。

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前期，年逾古稀的任新民領導和參加了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前的大量論證工作，並擔任了載人飛船工程技術經濟可行性方案評審組組長。

在潛心致力於謀劃中國載人航天方案的論證、評審、立項和研製工作之時，這位具有戰略思維的科學家，已將目光瞄準了未來，那就是推力為50噸級的大氫氧發動機、推力為120噸級的液氧煤油發動機和直徑為5米、低軌道運載能力為20噸級的大運載火箭。

任新民全然不顧年事已高，竭盡全力指導和參加了這兩個發動機和其運載火箭的方案論證工作，奔走呼籲，促其立項。他多次致函或親自拜訪國家有關綜合部門的領導以及“863”航天領域專家委員會的首席專家，反覆闡明：“發展航天，動力先行。大氫氧發動機和液氧煤油無汙染髮動機要儘早立項，開展研製，只要這兩個發動機研製成功了，運載火箭的研製就有了基礎。”

如今，這兩種發動機和運載火箭長征五號都已陸續立項，並已研製發射成功，這其中都凝聚著任新民重要的心血和智慧。

“科技人員判斷問題根據科學和實際”

任新民崇尚“不唯書、不唯洋、不唯上”，並以此作為規範和指導自己言行的座右銘。他經常對同事和下屬講：“科技人員判斷問題，特別是技術問題的根據，就是科學和實際。”他也曾激動地說：“如果只憑外國人講的和書本上的東西辦事，那隻需要一些翻譯和資料員就行了，那要我們這些科技人員幹什麼？！”

任新民曾這樣闡釋他對“不唯上”的理解：“不唯上，不是說領導的話都不聽、不管。問題的關鍵是，領導讓你提出意見或對醞釀中的事情提出意見時，你應該認真地進行獨立思考、分析、判斷，實實在在地講出自己的心裡話，不能只講空話、套話，不能看領導眼色、聽領導口氣、揣摩領導意圖與好惡來談個人意見，更不能順杆兒爬。”

1970年4月14日晚，錢學森、任新民等從衛星發射場返京的領導和科技人員，同國防科委、七機部軍管會領導，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彙報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及其運載火箭長征一號在發射場的測試情況。其間，有領導提出衛星上是否安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認為衛星在軌道上如果出現故障，帶著《東方紅》樂曲墜入大海，政治影響不好。

發射前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

軍管會副主任楊國宇捅了捅坐在身旁的任新民說：“老任，你說說。”這時周總理走到他面前，停住腳步問道：“任新民同志，你是什麼意見？”此時，任新民直言不諱地說：“我認為衛星上最好不要裝安全自毀系統。在星箭還未分離、衛星還沒有入軌時，如果衛星出現問題，箭上的安全自毀系統可將星箭一起炸燬；入軌後，如果衛星出現故障，可在墜入大氣層時燒燬，也不會對地面、海面造成安全威脅。如果衛星上裝了安全自毀系統，在發射過程和衛星在軌運行時，由於無線電信號頗多，可能炸燬好星。”

周總理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一邊抬起頭來說：“哦，你是這個意見呀！”

彙報會最後，周總理鄭重地說：“關於衛星裝不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報告，在你們返回發射基地前通知你們。”最終，決定衛星上不裝安全自毀系統。

任新民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結合實際的科研思想和作風，在航天型號工程研製和試驗中的實例，不勝枚舉。當年，曾負責長征一號二級發動機研製和一直從事液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張貴田，對任新民十分敬佩。他說：“

“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任新民曾任多項航天型號工程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遇到各種各樣的技術問題和管理問題屬於家常便飯，都需要他分析、判斷和決策。他肩負重任，不辱使命，適時果斷地做出決策。

1982年12月，經過反覆研究與論證，制定瞭解決氫氧發動機縮火問題的改進措施。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須通過發動機試車進行檢驗。為此，安排一次試車順理成章，也比較穩妥，但要耗費一筆經費。更主要的是，研製進度將為此拖後，趕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發射窗口。

事態嚴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製計劃中，12月13日有一次長征三號的簡易試車，如果能在此次簡易試車後，氫氧發動機不下臺進行分解、清洗和重裝，而直接進行檢驗解決縮火措施的試車，不僅能節省人力、財力、物力，還能爭取到一個多月的研製時間。

當時能否進行連續試車，成為任新民亟待考慮和決策的重大問題。他詳細查閱了氫氧發動機歷次試車的數據、總結報告及發動機拆裝情況的記錄，並同有關設計人員、工藝人員、試驗人員進行了分析討論，初步形成了可進行連續試車的設想。

但要真正統一思想，形成決策，並非易事。大多數科技領導和科技人員認為風險太大，不大同意連續試車。任新民深知，這一決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單獨進行一次試車，同樣存在失敗的可能。但這無可指責，只分析故障原因，改進措施就是了。但如果連續試車出了問題，就如同醫生在給病人做手術時，病人死在了手術臺上，可能會被冠以違反科研程序之罪名，聲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誡自己：“應該相信自己和有關人員的分析、判斷，如果一點兒風險都不敢冒，那是私心雜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終，他決定採用連續試車的辦法。

在討論連續試車任務書的總師擴大會議上，有人提出：“任務書上應寫明經任老總決定。”任新民同在場的人都清楚，這樣的表述隱含著責任問題，也是不贊成連續試車者意見的一種表達。有人打圓場說：“還是寫經總師擴大會議研究決定為宜。”這時，任新民騰地站了起來說：“就寫任新民決定，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連續試車取得圓滿成功，氫氧發動機一、二次點火啟動乾淨利落，火焰均勻、平穩而明亮，縮火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

試車成功後，歡呼聲、祝賀聲響徹試車臺所在的山溝，同事們爭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賀，讚揚他“無私無畏，敢於決策”“藝高人膽大”。他只是頻頻點頭，連聲說：“大家辛苦了，謝謝。”

還有一次更為驚心動魄、風險更高的決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持我國第一顆實用通信衛星東方紅二號甲的發射，火箭三級氫氧發動機已進入射前地面預令的程序，下達了射前15分鐘準備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後一批人員已撤離。

東方紅二號衛星

任新民在指揮控制室裡接過秘書送上的發射任務書，正在審閱簽字。廣播裡突然傳來了氫氧發動機艙氫濃度升高的聲音。他一聽，臉馬上沉了下來，“啪”的一聲合上了發射任務書的夾子，無奈地說：“這還怎麼籤？！”隨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發射塔架，來到氫氧發動機那層塔架平臺。

航天部一院院長、試驗隊隊長李伯勇，長征三號總設計師謝光選，副總設計師範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時到了這層平臺。任新民問搞氫濃度檢測的同志：“你們認為氫濃度為什麼升高？”對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銳地反問道：“那真空度為什麼沒升高？”對方囁嚅地回答說：“這我說不清了。”這時，任新民已意識到，再問其他人或再問下去，包括氫濃度監測系統會不會出問題，問題會出在何處等，已經沒有問下去的必要了。此時此刻誰也不會說出明確的意見。平臺上鴉雀無聲，空氣好像凝固了一樣，讓人喘不過氣來。

這時，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堅定而小聲地說：“打！”在聽到這個“打”字後，平臺上的人都陸續下去了。在發射場坪上，大家彼此相視，誰也不開口。

參試人員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這支沉重的筆，在發射任務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負責。

這次發射圓滿成功，第一顆東方紅二號甲衛星成功定點並投入運營使用。事後，任新民心有餘悸地說：“這是無奈之舉，實屬風險決策。這枚長征三號火箭是‘打二備三’剩下來的，已經沒有可換的貯箱了；再則，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已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指揮控制大廳就位了，如果中止發射，那影響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若是液氫箱洩漏，氫濃度的升高會很快，可當時氦質譜儀檢測的氫濃度上升比較緩慢。所以，貯箱洩漏是不大可能的。據此，我才下決心‘打’。”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足可見任新民處置果斷、敢於決策、勇於負責的睿智與魄力。

“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

在中國航天系統，任新民是擔任型號工程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最多的一位；也是領導或主持靶場飛行試驗、發射次數最多，在試驗現場工作時間最長的一位；更是技術領導深入車間、研究室、試驗站最多的一位。這些“最多”來源於航天統計，更是他將心血和聰明才智奉獻給中國航天事業的真實記錄。在這些“最多”中，他遇到的技術關鍵和難題自然最多，各類各樣的溝溝坎坎、險關隘口比比皆是。

1984年4月，第二枚長征三號火箭和第二顆東方紅二號衛星，已矗立在發射塔架上，還有三天就要發射了。在射前總檢查中，遙測電源由外電轉內電（由市代電轉到箭上蓄電池供電）時，出現了“過壓報警”問題。負責這一系統研製的參試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無頭緒。

任新民得知這一情況後，旋即趕赴現場。他聽取彙報，得知有些人想靠抗過壓保護不再查找原因時，臉色立刻突變，嚴肅地指出：“過壓報警的原因沒搞清楚，算不算一個疑點和隱患？我們天天講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就是說在嘴上、寫在牆上嗎？”

此時，任新民站起來質問道：“設過壓報警的目的是什麼？是幹什麼用的？這是第一道防線，箭上的過壓保護是第二道防線，是對沒想到或未發現的原因導致過壓時，進行保護。現在明知道第一道防線出了問題，原因也不清楚，就想退守第二道防線，那第一道防線不是等於沒設或者是不攻自破嗎？”最後，他堅定地說：“過壓報警的事一定得查清原因並徹底排除。否則，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往下走，我寧可讓全線都等著你們！”

大家一聽都愣神了，這全線都等著可非同小可呀！全線不僅包括髮射場區成千上萬的參試人員，還包括遍佈於全國各地的測控站、臺，也包括遠在南太平洋的測控艦船，那影響和損失就大了！承擔這一系統研製任務的科技人員知道已無退路，只有橫下一條心，徹底地查。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一旦認真起來，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還不到半天，產生過壓報警的原因就找到了，是由圖物不符所導致的。更改後再進行轉電試驗，就不再出現過壓報警了。在場人員欣喜若狂，歡呼雀躍，一直在現場的任新民露出了滿意笑容。一直沉默寡言的他也如釋重負道：“我擔心的是查不清原因，怕後面潛伏著更大的隱患。”

長征三號運載火箭。

緊接著，任新民舉一反三，分別召開了長征三號和東方紅二號各分系統主任設計師以上的技術負責人會議，通報這一過壓報警問題，動員大家再深入地開展回想，查找有無漏洞和疑點。

正是這一個個具體問題和細節的解決，才贏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任新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科研作風和治學精神，為這些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有的人活著是一面旗幟，離去了是一座豐碑。任新民就是這樣的人。他一生無怨無悔、無私無畏，他求真務實、樸實厚道。他以敦實而絢麗的業績與貢獻昭示後人，他的名字將永載中國航天史冊。

譚邦治，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系，現任“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學術研究部主任，發表科技論文、報告140餘篇，參加編寫《世界導彈與航天工業要覽》《航天入門必讀》《兩彈一星元勳傳》《任新民院士傳記》等著作。

至高與至善

任新民生前經常講：“什麼名啊、利啊，一死了之。工人蓋的房子人們能住，農民種的糧食人們能吃，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貢獻。我們研製的導彈、運載火箭、應用衛星和宇宙飛船等，國家能派上用場，為國民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科技進步出了力，我們就心滿意足了。”寥寥數語卻道出了一個哲理：至高者非官位而在無慾，至善者非雄才而在賢達。

面對榮譽與讚許，任新民總會若有所思地沉默良久，發自肺腑地說：“如果沒有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興旺，沒有中央決策要發展導彈、運載火箭、衛星和飛船，靠我們個人能幹個啥？！”

“在舊中國，即使學有所長從國外回來，國內也沒有開展相應的專業項目，更沒有條件，當然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報效祖國無門。也只能是零打碎敲地開展一些科研項目，拾外國人的牙慧。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決定發展‘兩彈一星’事業，開展一些大的科技工程，這就給科技人員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臺。”任新民說，“我有幸參加了一些大型航天工程的研製，作為個人來講，是盡心盡力了，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但基礎和前提是黨和國家決定幹這些工程，另則是靠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大力協同、協作，靠全體參研、參試人員的共同努力。否則，個人的業績與貢獻就無從談起。”

任新民有其言，更有其行。1991年，在長征四號甲運載火箭和風雲一號試驗氣象衛星等項目申報科技進步獎時，申報單位根據風雲一號試驗氣象衛星工程總設計師任新民的業績與貢獻，提出並執意堅持他為長征四號甲項目的第一完成人，且按程序得到了申報單位領導的批准和科技成果管理部門的初審。這一工程的其他申報項目，有些項目的主要完成人也有任新民的名字。當這些申報項目提交到航天行業組評審時，擔任評審組組長的任新民，不容商量地將自己的名字通通去掉，讓給了從事具體科技工作的有關人員。為此，廣大科技人員都發自內心地敬佩他的義舉和高風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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