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在北京昌平這片土地上，湧現有經世濟民的能臣，也有百戰封侯的驍將，有清正自守的廉吏，也有敏於任事的幹臣，他們用人生的求與舍，官德的守與棄，書寫了昌平正道滄桑、迴腸蕩氣的歷史。一面明心見性的正身鏡，一部修身為政的“官箴書”。撫今追昔，今日之昌平與古相比，雖時變，物變，境變，然其承啟之勢，興廢之律不變，修政之道不變。
張耀之擔當：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
這句詩詞，出自金末元初著名文士元好問的《四哀詩·李欽叔》。作者借詩言志，指出為政者在其位，謀其政，做官避事為平生之恥，克己奉公，哪怕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昌平歷史上，也曾有這樣一位鞠躬盡瘁、以身殉職的官員，他就是張耀。
《北齊書》卷二十五《張耀傳》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其父張鳳，官居晉州長史。張耀少時處事貞謹，為官後“歷事累世，奉職恪勤”，深得北齊高祖高歡、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等六代帝王的器重，可謂六朝元老。張耀一生，政海浮沉，歷任中軍大都督府長史、丞相府倉曹、尚書右丞、青州刺史、秘書監等職，賜爵都亭鄉男。任職參軍期間，大都督韓軌徇情枉法，被逮下獄，韓軌左右近臣及州府僚佐，被追髒問責者達一百多人，唯張耀以“清白獨免”。天保初年，文宣帝高洋起駕出巡，至夜方歸。時張耀負畿輔守備之責，以夜色昏沉，真偽難辯，勒兵嚴備，閉門不納。高洋以帝王之尊“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張耀手執火把，獨出見帝，辨明真偽後才開門迎駕。高洋以張耀不懼權貴、盡忠職守而大加歎賞。天統元年（565年），北齊後主高緯臨朝，張耀積勞成疾，抱病上奏，昏厥於朝堂之上，隨即逝世，時年六十三歲。高緯痛泣曰：“豈失我良臣也！”張耀生前，忠貞平直，溫恭廉慎，履職恪盡職守，生活極其簡樸，“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張耀歿後，朝廷追贈其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諡號貞簡。
劉蕡之無畏：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
此語出自南朝文學家範雲的《詠寒松詩》。松，歲寒三友之首，以勁節稱，古來詠松之詩不勝枚舉。《論語》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詩文以松喻人，託物言志，讚頌在得失榮辱間，不失本色，不易初心的錚錚俊傑。在昌平歷史上，同樣有這樣的人物，其中之傑出代表，則非劉蕡莫屬。
“劉蕡故里”碑拓片，清初吳下人倪欽題寫。碑原位於昌平區沙河鎮西沙屯，現存昌平區石刻園內。
劉蕡，字去華，唐代幽州昌平人，吏部尚書楊嗣復的門生，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進士擢第，為昌平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士。劉蕡具體生卒年不詳，然他一生的最大轉折，發生在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此前，劉蕡以士子之微寄身亂世；此後，他因直言極諫而名垂青史。大和二年，唐文宗李昂下詔恭儉求理，策試賢良。時應試者百餘人，但多平庸之論。唯劉蕡脫穎而出，直言極諫。針對“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的現實危機，劉蕡明知“言發而禍應”，但仍抱以“死無悔焉”之志，以洋洋數千言，切陳宦官專擅之弊，建明法、用賢、歸政、去貪等治國之策，引發朝野震動，並招致權宦的嫉恨。劉蕡因之被貶為柳州司戶參軍，最終客死異鄉。後世統治者為表彰劉蕡的氣節，儲養一心為國、無私無畏的人才，劉蕡死後六十年後，唐昭宗追贈其為左諫議大夫，諡文節，封昌平侯。到元朝泰定、天曆年間，經昌平驛官宮琪的奏請，元廷又“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並建劉諫議祠。諫議書院是元中期大都地區最著名的三所書院之一（昌平諫議書院、房山文靖書院、霸州益津書院），也是昌平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官辦書院。劉蕡因此成為昌平士林“以德化民”的垂範。今天諫議書院已難尋遺蹟，但先賢之風依然山高水長。劉蕡以一介落第貧士，而入正史、獲諡封，宰相“以師禮禮之”，史家為之立傳，後人為他建書院、修故里、立碑祠，自唐至今千餘年來傳承不絕，可謂唯有德者留其名！劉蕡卒於柳州任上後，柳州人民將他葬於鵝山之側，建劉賢良祠，與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祠並峙，合稱“二賢祠”。在家鄉昌平，元代已建有劉諫議祠，明崇禎五年（1632年）書畫家董其昌為劉蕡親撰碑文，以風策士。兩《唐書》、《資治通鑑》等古籍都記載有劉蕡的文章和事蹟。歷代文人為他寫下了大量憑弔的詩文。唐代詩人李商隱是劉蕡生前摯友，作《哭劉蕡》等詩數篇，以表達“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的欽敬之思。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高度評價劉蕡的人格，稱有唐一代敢與權宦奮死挹注、極諫相抗者“僅有一劉蕡”。
劉仲誨之秉公：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這句話出自清代張聰賢的《官箴》，意思是說只有清廉公正，才能真正使人心悅誠服。正所謂：公生明，廉生威。昌平歷史上也曾有這樣一位秉公執政、正色立朝的官員，他就是祖籍昌平的劉仲誨。
《金史》卷七十八《列傳十六》所載之劉彥宗、劉萼、劉筈、劉仲誨、劉頍，皆唐代昌平人劉怦之後。
劉姓在昌平乃至北京歷史上，堪稱最著名的強宗豪族之一。劉氏家族興起的鼻祖可追溯到唐朝幽州節度使、彭城郡公劉怦。《舊唐書》載“劉怦，幽州昌平人”，另據近年出土的《劉濟墓誌銘》稱，劉怦為蜀漢昭烈帝劉備的二十世孫。自唐以來，劉氏家族歷經五代、遼、金、元約五百年而繁榮不衰，特別是遼金時期，劉氏家族中先後有兩位駙馬、六個宰相、五人封公、二人封王。元代詩人王惲在《秋澗集》中仍稱：“迄今燕雲故老，談勳閥富盛照應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其“劉”即指劉怦一脈。劉仲誨是劉怦的後世子孫，其輩分不詳。劉仲誨的父親叫劉筈，祖父叫劉彥宗，累世為遼金朝重臣。《金史》載，“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金熙宗皇統年間（1141年—1149年），劉仲誨以宰相之子授忠勇校尉，後歷任翰林直學士、禮部侍郎、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職，可謂官聲累累。金海陵王完顏亮素以嚴暴著稱，秉政期間，嘗以時政詢問在朝官員，朝臣多應對失次，仲誨則復奏從容，毫無懼色，海陵王因之稱賞。金世宗大定年間，劉仲誨糾舉皇親大長公主，被削級降職。即便如此，仍不改本色。在任東宮佐官的15年間，他對太子多進規戒，從無虛應，而深得金顯宗完顏允恭的禮敬。史稱，劉仲誨為政如剛，“立朝峻整，容色莊重”，金世宗完顏雍亦為之敬服，曾言：“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
劉士原之清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語典出《論語·述而篇》，講的是君子愛財，然取之有道。凡損道、傷義、失德、犯律之富貴榮華，雖金玉滿堂，積之如山，亦視若浮雲，纖介不取。在明代初年，官居陝西左布政使的昌平籍人劉士原，就是這樣一位清正廉潔的官員，時稱“天下清官”。
《隆慶昌平州志》卷七《人物誌》中有關劉士原的點滴記載。
歷史上對劉士原的生平，留下的記錄很少。明代尚寶司少卿崔學履所著的《隆慶昌平州志》和清代吏部右侍郎孫承澤所著的《天府廣記》，只有點滴記載，從中可略窺他的人生軌跡。劉士原，昌平人，約生於元末明初，洪武年間，以才能薦舉，擢升山西潞州知州，從此遠離故土。後升任陝西參議，分管糧儲、屯田、清軍、驛傳、水利等事，又升左布政使，專司一省民政。施政期間，政聲遠播，遂招至進京。當時的首都南京與陝西千里之遙，交通極為不便，一路之上可謂艱辛備嘗。劉士原雖秩正二品，卻“止跨一蹇，隨一僕”，即乘一劣馬，隨一僕從，顛沛千里，以入京師。明初江山甫定，百廢待興，洪武一朝對貪吏墨行，處罰特重，尤青睞廉潔之士，以圖振塑。正因如此，朱元璋在得知劉士原的事蹟後，“廉得其實，稱揚不已”，特命其馳驛赴任。劉士原一生行止，史錄僅此而已，然見微知著，居然名傳天下。史載：“時有天下清官劉士原之譽”。
廖鏞之任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上面這段對話出自《論語·子路篇》，大意為：子路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答：“身先士卒，不辭辛勞。”子路請進一步闡釋，孔子再答：“永不倦怠。”在昌平歷史上，勤政事功的官員不勝枚舉，明代中期曾任昌平天壽山守備的廖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天壽山鎮守昭勇將軍廖公墓誌銘》拓印，現存昌平區博物館。
今天的昌平城區，仍保留著鼓樓大街等歷史名稱。鼓樓，也就是譙樓，內設銅壺滴漏，日常報時，戰時報警，是古代城池的地標性建築。昌平的鼓樓建於明代，坐落在當時昌平新治永安城中，即今區政府以北一帶，昌平鼓樓的督建者就是天壽山守備廖鏞。據《隆慶昌平州志》和廖鏞墓誌等記載，廖鏞，字景聲，為廖順之孫、廖亨之子，祖籍安徽省定遠縣，歷代從軍，屬明代軍籍，祖上隨朱元璋征討天下，因功官至南京羽林右衛指揮使。祖輩時隨朱棣在北京立業，明長陵設衛後，供職於長陵衛，廖氏家族遂世居昌平。廖鏞少年即有大志，承襲父職後，更加勤慎自勵，負責鎮守天壽山皇陵，又受命兼提督黃花鎮，拱衛京畿。天順二年(1458年)，廖鏞巡陵歸來，舉目四望，見城中各方皆收眼底，他思忖：永安城軍民混居，應有屏蔽；陵衛續增，宜設調度；出行開市，耕作操練，應報知時辰更次，何不建一譙樓，以收一舉三得之功？天順三年（1459年），廖鏞遂奏請在永安城內建造譙樓，期間軍書傍午，督工營建，未曾稍怠。一年後譙樓初竣，“規模壯麗，製作堅完”，四面均設匾額，其南曰云天咫尺，北曰皇陵形勝，東曰海山一覽，西曰華夷雄鎮。巍峨的譙樓從此成為永安城內新的地理標誌，也為今天昌平人民留下了珍貴的遺存。遺憾的是，建國後隨著城市發展，1956年永安城牆陸續拆除，1971年歇山重簷的鼓樓也走下了歷史舞臺。據史料載，廖鏞貌似“視若遲鈍”，但內心“篤於忠孝”，治平無事，理政則有條不紊，臨難關頭，攻先則計不旋踵，如“風生電掃奮不顧身”，頗有不畏於艱、不僨於事的古將之風。其起居，無“錦綺之靡”，平日裡“布袍蔬食淡如也”，為官三十年僅藏“櫜鞬”與“書笥”而已，即放弓箭的器具和盛書的箱子。其視事，勤勞忘我，先公後私，某次謁陵見殿柱損朽，遂以俸祿修葺破損之處，並植柏樹百餘株。為此，受到明英宗朱祁鎮的兩度褒獎，官民皆贊其“居官時凡所興革在利軍民”，以為一方表率。廖鏞一生，為政昌平，政績甚佳，深受朝廷信任，晚年授昭勇將軍。成化十六年(1480年)廖鏞病逝，終年66歲，昌平百姓無論遠近，停商罷市，酹酒哭奠。
榮恆之敬民：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這句詩出自明代兵部尚書于謙的《詠煤炭》。見詩思行，一代名臣于謙正是用自己的立身行事，對詩義作了最好的詮釋。自古以來，敬民愛民之旨，即為古人修身為政的歸依。“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在中華大地上已傳唱了兩千年。歷史上，昌平以其軍事要樞地位，每每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昌平人民因此飽經戰亂，苦不堪言。為給昌平帶來長久的平安富足，多少關心民瘼、與民休慼的苦幹實幹者，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蹤武跡。清代末年的榮恆就是其中一位。
光緒丙午版《昌平遺記》
榮恆，字心莊，四川成都人，具體生卒年不詳，約生於咸豐初年，曾先後任職於順義、通州、昌平、懷柔、涿州、房山等地。出牧昌平期間，他撰寫了大量稟啟文告，記錄了很多有關昌平的政務民情。可惜1900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焚掠昌平州府，將大部分書稿焚燬。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卸牧昌平幾近十年的榮恆，追憶昌平往事，將倖存之呈文、告示、書信等舊牘匯為一編，在天津刻印出版，名曰《昌平遺記》，由此揭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昌平政聞。《昌平遺記》是榮恆在昌平的為政筆記，記錄下了清末昌平的政務之艱、民生之隱，也為近代昌平史的研究留下了珍貴資料。光緒二十年（1894年）冬，榮恆調署昌平知州，巡查鄉野，親見“民間所食，大半杏葉，略拌雜糧充飢，而其中東餓死者，不乏其人”，深感痛心。此雖天災所致，但榮恆以“守令為親民之官”，百姓受苦當然“皆地方官之過”，遂捐私俸、散公儲、制棉衣、廣佈施，並前後五稟，將洶洶民情上報憲臺，懇請賑濟，最終解救“性命難保之老幼”，遍及“大小十餘村之多”。除救危扶困外，在昌平的約兩年間，榮恆的善政還有很多，如他重教勸學，改革課獎制度，將昌平州果稅捐用於燕平書院的建設；收養孤貧，防胥吏剋扣，查實“高瞎子等六十餘口極貧無依之人”，革除孤貧銀髮放陋習；為避傷農事，他請緩駐軍，免除了昌平沙河屯及永安城附近兵勇駐紮之擾。因之深受昌平百姓的愛戴。榮恆自言，為官半世“未敢有一事受人請託，顛倒是非，欺己欺人”者，未敢有一念肥私害民，玷汙“祖宗清白傳家之訓”者，雖“官愈作愈窮”，以致“田無半畝，地無一隴”而未嘗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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