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逐步進入了一個格局重構和秩序重建的新時期。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過度負債的經濟發展模式、民粹主義浪潮對西歐國家政治生態的威脅、世界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的破壞等，都給全球社會帶來巨大風險，也給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戰，高風險與深危機已經成為當今時代全球社會的主要特徵。面對新的治理環境和治理困境，全球治理體系也將深刻調整，以適應現代化潮流和全球化發展的新要求。為此，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方案，回應全球秩序變革中風險社會治理的問題與困境，展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應有的世界情懷。這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發展理念和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重要貢獻，中國將作為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治理能力的建設者，積極參與引領全球風險社會治理。
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挑戰：權力、機制與文化
在當今世界秩序大變革的背景下，各類風險加快積聚，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面臨更多新挑戰。
首先，大國霸權導致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環境不斷惡化。霸權國頻繁使用經濟手段進行惡意制裁，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不斷引發地區衝突，導致世界政治、安全方面的衝突增加、風險加劇。同時，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政策阻礙了世界經貿發展，引發市場對經濟風險與危機的擔憂，導致全球市場動盪和經濟發展失衡，削弱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另外，霸權國還不願意承擔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責任，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短缺也成為風險社會治理的難題。推崇“美國優先”、奉行“單邊主義”的特朗普接連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等，拒絕進一步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引發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造成全球風險社會的“治理赤字”。因此，大國霸權導致了全球經貿、政治、安全環境的大潰敗，也加大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難度。
其次，治理機制失靈進一步削弱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績效。全球風險社會最大的風險就是不確定性，在全球利益格局深度調整和秩序變遷的背景下，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相互交織，現行碎片化的全球風險社會治理機制不能有效應對突如其來的各種衝擊，治理機制失靈成為風險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面對各種“黑天鵝事件”不斷出現，全球風險社會治理機制在貿易、人權、反恐、難民、衛生、氣候變化和網絡空間等各個領域都面臨更大挑戰。更為嚴重的是，治理機制的失靈進一步導致了風險不斷聚集，要超越和化解當前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困境，需要突破碎片化機制的障礙，建立有效的協同治理機制。
再次，民粹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導致全球風險社會治理共識的撕裂。文化共識作為一種軟力量，是連接全球風險社會治理主體的紐帶，是風險社會治理的精神基石。當前，逆全球化導致的利益衝突加劇了文化、心理層面的對撞，帶來了共識消解與文化撕裂。而且，民粹主義的興起導致國家內部的政治分裂，特別是歐洲各國大規模崛起的極右勢力，嚴重衝擊其國內政治生態，導致各種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回潮。逆全球化思潮導致的全球治理共識的撕裂，動搖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文化基礎，導致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陷入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具有全球性價值共識和文化共識的缺乏對全球風險社會治理提出了新挑戰。
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維度：制度、價值與實踐
面對世界發展潮流，中國積極融入全球風險治理體系，成為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發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於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中國要“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起世界各國的強烈反響。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化解全球風險社會治理困境的中國方案，並逐漸凝聚成全球化浪潮下推動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共識。
首先，加強制度創新和機制改革，完善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以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推進全球風險社會治理，不斷消除治理赤字。一方面，各國要融入現有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體系，積極參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和完善治理體系。例如，針對全球網絡空間風險，中國提出了構建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的“四項原則”和“五點主張”，致力於共同推動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完善現有治理結構和制度，探索新的風險應對機制，建立權威、透明、信任的預警與監測、協調與制裁機制，有效協調各方利益和需求，發揮超國家機構在全球風險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另外，面對逆全球化的衝擊，健全多層次、系統化的全球風險應對機制和修復機制，防止單領域的風險演化為系統性的全球性風險，降低突發性風險對全球社會的衝擊和危害。
其次，面對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共識困境，凝聚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為全球風險社會治理注入了人文關懷和價值追求。其中，“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蘊含著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共生共存的價值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全球合作觀”則是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價值要義。只有各治理主體共同面對風險與挑戰，構築風險社會協同治理的國際網絡，尋求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共同分享治理的權利與成果。因此，在全球共同責任與認同價值基礎上，融合多元治理主體，增強多元主體合力，努力實現全球風險社會多邊協同治理。
再次，中國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全球風險社會治理。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發展是走出全球風險社會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中國高水平的經濟增長對降低世界經濟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對加強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從實踐層面推進更加包容、均衡、開放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發出“一帶一路”倡議、召開G20杭州峰會、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堅決維護多邊開放經濟和自由貿易，推動世界經濟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參與巴黎氣候協定、召開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全球引領作用，並推動反恐、禁毒等全球性國際安全工作，積極參與全球風險社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未來。
（本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習近平總書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研究”（17JZD002）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江蘇高校東亞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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