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 Why We Chat
李茂霖 同濟大學
“迷惘的人，執著的鬼，善變的狐。其實都是一體多面的現代個體。”
當我們聊愛情時，我們在聊些什麼？這個老生常談但又永恆的話題，在鬼才林奕華的視角下，有了新的展示：《聊齋》也談男女之愛，但切入的角度很巧妙，從微信聯想到“why we chat”，於是關於懂與不懂、虛幻與真實、缺失、時間和生死的討論都接踵而至，上半場的輕鬆荒誕也在時間的流動下轉變為後半場的深刻沉重。所以《聊齋》具有了生命意義的厚度，在愛情的維度下包含了更多的主題，來回應我們的“現代性”問題。
劇本的時間跨度很大，“複雜紛亂”的劇情與變換的空間交織，人物的情感在時空交錯中增添了厚度。白先勇評《紅樓夢》說“情”好像是宇宙的一種原動力，一切的發生就靠這個“情”字，它比那個“愛”字深廣幽微。《牡丹亭》裡面也有句話：“情根一點是無生債。”情一生根以後這個債就還不完了。
蒲先生與胡小姐的情也是劇情發生的原動力，儘管兩個人物間的緣分很淺，但感情很深。推著他們用一萬八千個日子去完滿著心靈的最終契合。不過，這樣的人物設定一方面也加強了戲劇性，但另一方面，也使得這種淺喜到深愛的情節過渡顯得比較單薄。當然了， “Nothing is impossible”，這樣的故事指不定也就真實發生在世界的某個角落。
蒲先生可以創造幻想的理想人物，但他卻有著群體性孤獨的症狀，一方面害怕孤獨一個人，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與人建立起面對面的深度溝通，所以最終只能發出“你覺得我不懂你，那你懂我麼？”的質問。而“亦真亦假”的胡小姐用自我認定的清醒逃避現實，但是也陷入了自我的迷失與傷害。這些放大化的情緒也正是現代人情感的投射，被放到了最顯眼的前臺。
每次播放幻燈片時，蒲先生與胡小姐一問一答，幻燈片上兩位人物位置的左右互換，有點辯論的意思，但《聊齋》更重要的或許不於那個答案，而在於問題，沒有那麼多絕對的孰是孰非，每個人的生命體驗會有自己的答案，探索的過程也是私人的，這也正是現代性社會里個體的多元性，於是情感的層次也更繁複了。
《聊齋》的舞美是樸實精簡的，但每一個出現的道具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恰到好處。用移動的床，椅子，行李箱，懸掛的燈泡，酒杯與轉動的牆門就構建了一個豐滿的空間，原著中故事發生的古寺換成了都市的酒店，床便成為了新空間的表現載體，床的始終在場也便充滿了象徵的味道，場域的形式雖然變化了，但這人間的角色，永遠都在蘭若寺，永遠都在人生酒店，無法徹底抽離與告別。
話劇取材古典文學，故事自身就傳達著一種傳奇虛幻，而林奕華用現代的方式表現著現代的“鬼怪感”，舞臺上的虛實結合，幻燈片，錄音，昏暗的燈光與一群演員肢體的集合，將現代人迷惘的情緒鋪陳開來，雖然舞臺上的人與物的本體都符合我們的現實經驗，但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時刻瀰漫著劇場，於是造成了虛實不分的臨場感。
舞臺的燈光設計也很乾淨，沒有過分的絢爛，但每一處的燈光都最簡明有力地帶出了氛圍。懸掛的燈泡是一個很奇妙的設計，從初始的單個燈泡的出現，到最後七隻燈泡排列晃動，造就著忽明忽暗的幻覺，讓人分不清夢境與現實，交錯的光影似乎隱喻著人心的搖晃與情緒的不安，這或許就是燈光設計師陳焯華要營造的“鬼影幢幢”，而這個“小火焰”在舞臺上不是照明，是在照暗，讓人心底最幽深的那塊顯現出來了。
舞臺的減法讓演員的情感與表演更凝聚，也讓觀眾的想象充分生長於這個空間，正如林奕華有說：“道具太多，情感反射的能量便會分散，情感自然稀釋。用減法達到加法的效果，用安靜達到聲音更強大的作用，是希望觀眾雖然坐在位子上，心卻是活的，腦永遠在動，這樣，人才是藉由看戲重新獲得作為觀眾的主體性，我不是被告知，我不是被煽情，我不是‘被’，我是一直都在發現。”
雖然第一次看林奕華的話劇，但是已經被他話劇的風格給征服了，在虛實荒誕中包裹了浪漫主義，用現實裡的曖昧模糊的情緒與反思構建了讓現代人可以共情的精神空間，感傷又動人美麗。三個小時的夜晚，導演用臺式溫柔講述現代命題，觸碰我們的意識。演員們的臺灣腔中一句句有情但不矯情的臺詞，讓人在缺憾的憂傷中思考——
“時間對的話就是兩情相悅，如果時間不對的話就是一廂情願。”
“你可以不要再對我有期待嗎？”
“你怎麼知道改變一定就是好的？”
“如果我愛你，我就懂得愛自己了。”
《聊齋》從兩性的角度講述現代愛情，但裡面的人物本身也是對現代人的抽象化的象徵，所以在反思時也不必完全拘泥於此設定，角色互換，也可能是胡先生與蒲小姐，或者胡先生與蒲先生，胡小姐與蒲小姐，人間男男女女，其實都是一體兩面。對於像鬼故事的愛情，大家都是聽說的人多，遇上的少，都在歷經著遺憾的現代浪漫。
其實看劇的時候，有些地方還有點不知所謂，後來覺得這種困頓的情緒或許也是一種難得的體驗。這種模模糊糊的，不確切的感受，就像是我們的生命感悟，胡小姐說：“你不懂，這也沒關係。”帶著不確定的感覺在劇場“move on”，也是一種嶄新的生命體驗。
作 者 簡 介
李茂霖，第二屆學生觀劇團成員，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社會學系，大三。同濟大學東籬劇社成員。“生活模仿藝術遠甚於藝術模仿生活。”在藝術中尋覓到的那一點高於生活的意味，以及看到其中中超越與模糊一些“邊界”的探索，便是一種趣味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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